祝嘉故居的尴尬 (吴鹏)

By , August 25, 2016 1: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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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祝嘉先生1899年生于海南文昌清澜溪田村,是文昌乡贤。说来惭愧,身为文昌人,我最初知道祝嘉还是上大学之后的事。那时我不可救药地痴迷于书法艺术而不能自拔,一有时间就泡在学校图书馆里查阅书法碑帖和书法理论方面的书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汗牛充栋的图书中抽出了《书学史》,随手翻开一看,还是繁体竖排的,我的头一下大了起来,马上萌生了退缩之意。也许是机缘使然,我觉得要是就这样将这本厚如砖头的著作置之高阁,对作者未免不敬。便翻看了一下序言,不由吓了一跳,写序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大书法家、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于右任。而作者祝嘉竟然是文昌人,与我同乡。这样一来,要是再不认真拜读《书学史》,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出于乡谊与崇敬之情,我硬是将近30万字的《书学史》啃完了。一边读一边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洁雅的文字风格,以及对书法的真知灼见而折服。

自此,我与祝嘉先生以另外一种方式结缘,开始广泛收集拜读他的著作,临摹鉴赏其书法作品。随着理解的深入,我愈加服膺于祝嘉对书法艺术的锲而不舍,对书法事业所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为有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老乡而感到自豪!尽管祝嘉先生并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后生,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老乡。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参加工作,从一些同道那里得知为了纪念祝嘉先生所做出的贡献,政府保留了他的故居,而且还是文物单位和旅游景点。作为祝嘉的忠实粉丝,我决定到先生故居瞻仰凭吊,发一发思古之幽情。

没想到工作忙抽不出时间,这一心愿竟然数年没有达成,。事实上,祝嘉故居离我工作与生活的地方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这些年来,我多次或陪家人,或陪朋友到高隆湾游玩,每次从那块高高的、棕色的“祝嘉故居”指示牌下经过,心中总涌起愧疚之情。

直到有一天,这种愧疚之情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令我窒息,我知道不管多忙,有什么样的借口,都要抽出时间去完成瞻仰祝嘉故居的宿愿。

(二)

去年盛夏的一个下午,我终于痛下决心,抛开一切冗杂繁琐之事,驱车向着祝嘉故居而去。当车子拐进祝嘉故居那条水泥道时,我的心情突然忐忑不安起来。

水泥道旁种着上百棵椰子树,枝叶繁茂,绿荫匝地,夕照从树叶的缝隙露下来,在水泥道上投下无数光怪陆离的光圈。让人感到夏天的火热与生机。

祝嘉故居就在道旁。一开始我还以为来错地方了,但是大门旁边墙上那块集祝嘉书法而成的“祝嘉故居”的牌子提醒我,这处破败的瓦屋就是我心中仰慕已久的朝圣之地——祝嘉故居。

我站在大门前的沙土地上,久久凝视着这处破败的瓦屋,心里像揣了块千斤铅块沉重异常。故居墙体斑驳破裂,青苔肆无忌惮成长着。大门已腐朽,被蛀虫蚀咬得坑洼不平。屋顶的瓦片剥落,抬头便能看到碧澄澄的天空,还有夏日耀眼的阳光。整片瓦屋是如此破败不堪,好像只需一阵风袭来便会轰然坍塌。故居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既没有管理人员,也没有游客。与祝嘉显赫的学术地位以及对故乡书法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故居周围都是新开发的楼盘酒店,摩天而立,高大而气派,就更衬出故居的矮小与破落。

正在我怔然出神之际,一位老人推着手推车从水泥道上走过。大概看出我是来瞻仰故居的,好意提醒我说,从旁边的侧门可以进入屋子里面参观。但是,我此时已经没有到故居里面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欲望。因为,我害怕会勾起更大的失望与伤感。

我绕着故居外围踱了一圈。洁白细软的沙子在我脚下发出欢快的声音。然后,在夕阳的余辉中驱车离开祝嘉故居。

(三)

祝嘉出生的1899年正好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甲骨文。这是文化界、考古界和书法界一件大事,祝嘉也为此而自豪。他有一方印章“龟甲出土我堕地”,常钤于书法作品之上,以示与文字、书法的缘分。尽管迫于生计,祝嘉很早便离开家乡,颠沛各地,1948年定居苏州,但心系故乡,乡魂萦绕。为缓舒对故乡的思慰之情,祝嘉常年在书房中张挂一幅由海南画家绘就的以故乡风物为内容的国画作品。1980年代后,祝嘉的许多作品上都会钤上一枚刻有“文昌祝嘉”的印章,以示不忘本之意,同时也寄托了对故乡深切的思念。

1985年5月,已届86岁高龄的祝嘉不辞千里,从苏州辗转回到文昌讲学,弘扬书道。文昌是南疆小镇,文化相对封闭落后,尽管有着优良的书法传统,但仍属弛废状态之中。祝嘉的到来不啻一声春雷,唤醒了被动乱破坏而处于休眠之中的传统书法艺术。我生也晚,未能躬逢盛会,亲聆教诲,至今引为憾事。

后来我看到当时的照片,照片上的祝嘉身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头顶寸发不存,俯身于桌,做书法示范。他全身弯成了一张弓,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力量透过瘦小的身躯展现出来。双目炯炯有神,直视纸面,精神高度集中。我想此时即使是地裂山崩,也不能使这位老人有丝毫分神。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祝嘉执笔很低,几达毛笔根部。这样写出来的笔画有力、雄强、稚拙。这不正是他一再强调的“五指齐力,全身力到”的充分体现吗?

后来,我作为书法爱好者,先后参加了文昌市书协举办的一些书法活动,多次在展厅、画册、宣传栏上看到祝嘉这张珍贵的相片。每每此时,我都会默默端详片刻,以这种方式向这位老乡、书法巨擘致以深深的敬意。

从某种意义上讲,祝嘉此次回乡传授书学是一次破冰之旅,文昌书法迎来了春天,得到蓬勃发展。2011年,文昌被中国书协授予“中国书法之乡”的荣誉称号,就是最好的证明,也是对祝嘉的最好告慰。

(四)

祝嘉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教育家,被认为是继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后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碑学大家。在其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倾心书法,搜索临池,探幽抉微,成就斐然。在理论、创作、教育等方面均有不俗的建树。一生共撰写70多部,共300多万字的书法论著,同时代无出其右者。

斯人已逝。学习、研究、传播祝嘉的书学,保护、修葺其故居,是对他应有的尊重。人类社会文明的高度,需要像祝嘉这样的人物來不断拔高;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需要像祝嘉这样的人物去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并不仅仅体现于高楼大厦,或者GDP之上;在这个物质横流,精神迷失的时代,为我们,为子孙保留一处清静的、缅怀先人的去处,也是社会良心、社会文明的体现。

在即将完成这篇小文之际,一位刚从祝嘉故居回来的书友告诉我,去年的“威马逊”台风过后,祝嘉故居被掀了顶,至今尚未修复。闻之嘘唏!

【作者简介】

吴鹏:大学本科学历,海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自幼爱好书法,心摹手追十数年,上溯三代,下追明清,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石鼓文》、颜真卿、杨沂孙、王铎、黄道周下功尤深。书法作品入选海南省各级展览,书法论文及随感发表于《书法导报》、《中国硬笔书法》等。业余坚持文学创作,已在网络及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近百万字。长篇小说《同学危情》获文昌市第一届青年文学奖小说类一等奖。现供职于文昌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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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溪北书院 (吴鹏)

By , August 25, 2016 12: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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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北书院位于文昌铺前镇,是海南清末著名书院之一,现保存完好,为文北中学所用。

(一)

2001年夏天,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我,正待在家里等待教育局的分配。与焦急的父母亲相比,我要心平气和得多。我心中有数,像我这种一没钱二没权的农家子弟,分配到好学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证明,我的预判是准确的——文北中学。这是文昌最北端的一所学校,也是离县城最远的學校,坐车得两个多小时。而我的家就在市郊,到县城也就几公里的路程。结果出来后,母亲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知道母亲这是为我担心,也为自己的爱莫能助感到愧疚。

但是,少不更事的我却不以为意,背起行囊平静地踏上北去的班车。一路颠簸,到达铺前时已是午饭时间。办理完报到手续,老总务带我去学校安排给我的宿舍。走在宽敞的校道上,远远便看到一处红墙绿瓦的建筑,古朴而典雅。与高大雄伟、富于现代气息的教学大楼相映成趣。我心中纳闷却又不便出口相询,只是默默跟在老总务后面。

从大门经过的时候,匾额上镌着“溪北书院”四个黑色的隶书,落款是“宜都杨守敬”。杨守敬是清末著名的书法家,湖北宜都人。一座穷乡僻壤之间的书院居然由这么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学者、大书法家题匾,似乎昭示着它的不同寻常。至少说明溪北书院的历史悠久。我是书法爱好者,大学时很是下了一番临池的苦功。因此,当看到杨守敬的题字时,激动得差点喘不过气来。我知道这座书院包括创办书院的人肯定非比寻常,一定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光芒。我对书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

“这里怎么会有杨守敬的题字?”我故作漫不经心地问老总务。

“你是文昌人,没有听说过溪北书院?”老总务惊讶地看着我。好像不知道溪北书院就没有资格当文昌人似的。

我无言以对,因为在此之前我确实没有听说过溪北书院。要不是这次鬼使神差分配到文北中学当一名教书匠,恐怕永远跟它失之交臂。

老总务见我确实不知,只得将答案透露给我:“书院是孺初公所建,杨守敬是他的学生,叫学生题字他哪敢不写啊!”老总务的语气里透着自豪。

“孺初公?”我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与此同时,愧赧之情逐渐蔓延开来,觉得自己真的不配当一名文昌人。

“就是潘存。”直觉告诉我,老总务此时看我的目光里充满了不屑。孺初是潘存的号。后来我才知道,铺前人已经习惯将潘存称之为“孺初公”,亲切,充满崇敬之情,就像称呼自己的爷爷一样。

我这才恍然大悟。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在一本《中国书法鉴赏大典》的书上看到潘存的两幅书法作品。虽然从简介上了解他是文昌人与我同乡,却并不在意。没想到现在却要到他创办的书院里教书课字,启蒙后学。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我的宿舍就在经正楼一楼右边的侧室。当我从甬道经过讲堂的时候,竟产生了穿越时空的错觉。放下行李我顾不上饥肠辘辘,开始兴趣勃勃游览起这座已有百年历史的书院。出于对书法的爱好,我特别留意书院中的书法作品。这些书法作品多以楹联、匾额的形式出现,书写者都是某一时期书坛翘楚,水平之高令人啧啧称奇。

书院的主体由三部门组成,头门、讲堂和经正楼。两边还有东西厢房。头门两边有砖砌的侧间,上为卷棚顶,铺盖琉璃瓦。门匾上书“溪北书院”四个大字,纯从汉隶《石门颂》化出,铁划银钩,气格高迈。杨守敬与潘存过从甚密,在亦师亦友之间。大门两边还有一幅楹联:“维持风俗,教育人才”,却没有落款。后来,才从学校老师口中得知,这幅对联是重修时由学校一位老师补写上去的,没有落款是出于谦逊之意。

走过一条不长的甬道,就是“讲堂”。这是当时老师授课的所在,置身其中仿佛能听到学生们朗朗的诵经声。“讲堂”二字为潘存手书,取法唐楷,写得很有拙趣。堂里的两对楹柱上分镌刻着一短一长两副对联。短联为“得妙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看花”,为杨守敬所书,是章草体。据说,这副对联文革时曾被红卫兵小将铲去,现在看到的是文北中学的一位教师根据字模描上去的,已失去了杨守敬书法高古俊迈的意趣,甚为可惜。长联为潘存亲撰:“学问无他求益乎身心家国天下,载籍极博折中于易书诗礼春秋”,意境极为扩廓,从中可以窥见潘存是个有抱负的人。否则也不会以垂暮之年回到家乡举办书院,拔蒙启智,传承薪火。字为篆体,乃是我省已故著名书法家、海南省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黄强手书。黄强的字取法于吴熙载、徐三庚诸家,风格上趋于姿媚一路。讲堂后面为“经正楼”。楼的内部为木质结构,构造巧妙坚固,历百余年风雨仍巍然屹立。“经正楼”三字为行楷,潘存所书。经正楼是藏书的地方,后来成了文北中学的图书馆。

甬道两旁有两棵百年枇杷树,枝柯斜逸,团团如盖。站在绿荫之下,仰望着巍峨雄伟的书院,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营建这么一座宏伟的书院艰难可想而知。孺初公却知难而上,筚路蓝缕,将自己官俸全部投了进去,还多方筹措银子,历时数载才有了溪北书院。

此时,我完全没有了初时的懊恼与不平,反而庆幸能够与溪北书院为伴,日夕漫步遐思于其间。

(二)

从此以后,课后饭余我或坐于山门借枇杷树的绿荫乘凉,或闲步于甬道、东西走廊思接千载,神游万仞,发思古之幽情。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倒也悠然自得。

久而久之,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学校的宿舍非常紧张,一些未婚的老师甚至两人挤在一间逼仄的小房子里,但偌大的书院只安排了三名老师住宿。除了我还有另外两名老师住在大门的侧房里。那两名老师与我一样,也是新分配进来的。

直到后来,才有要好的老师告诉我,书院闹鬼!当地的老教师根本就不愿意住这里,学校欺负我是新老师,不知真相才安排到书院住宿。接着,绘声绘色给我讲起了书院的鬼故事,并且言之凿凿,说是某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我一笑置之。我历来以为神鬼之事相信则有,不信则无。话虽如此,还是耿耿于怀。

某夜,正在熟睡之际,忽听得耳边有嘤嘤之声,似虫鸣,似风过木叶,更似女子啜泣。我惕然惊醒,拥被起坐,凝神细听,哭声消失得无影无踪。回想起老师讲的鬼故事,我竟生出毛骨悚然之感。良久,我扭亮电灯,昏黄的灯光洒在空旷的房间,如梦似幻。

此时,我把自己想像成了《聊斋志异》中赶考的穷书生,借宿于荒郊野岭一座残破的古寺,独对荧荧孤灯,手持书卷,低声吟哦。耳朵却听着大门,渴望着狐狸化成的美女敲门,相对而坐,吟诗作对,讽诵风月,共同成就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即使狐狸化成的美女只是为了勾我的魂魄,吸我的精髓,我也心甘情愿。

我完全没有了睡意,披衣起行。这时,正是深秋季节,明月在天,孤星隐耀。天空洁净得像一块玻璃,既高且远。经正楼前面是一个台子,下面是天井。月光倾银泻玉,天井泛着一层银白色的光芒。从台子上望下去犹如一池清泉,寒光鉴人。天井左右各种着一株叫不出名的花,此时正是开花季节,洁白的花朵在月光下放射着金属的光芒。淡淡的幽香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我突然想起大门前面月牙塘里的荷花开得正欢,月下看荷花应该别有一番美感与情趣。经过甬道,宽大的枇杷树叶铺了一层,踏上去窸窣作响,在阒静的夜里格外清脆。月光从光秃的枝桠间漏下来,照在我的身上,仿佛给我穿上一件洁白的羽衣,竟感觉自己是下凡的仙人。

月牙塘是风水池,其形状如同半月,因此得了这么一个雅致的名字。月牙塘上面蒙着一层雾气,给她披上了一件薄如蝉翼的轻纱。还未走近月牙塘便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蓦然间,我犹豫起来,担心自己的不请自来打破了月牙塘的静谧,也打扰了荷花仙子的孤芳自赏。但是,最终还是抵不住荷花的诱惑,来到塘池边。

荷花散布在池塘两边,叶子田田,荷花高擎出水面,亭亭玉立,花香清远。与白天相比,月下的荷花多了朦胧之美。如同隔着珠帘看美人。我多想就此与高洁的荷花相对而立,相对而视,直至永远。

月亮倒影在月牙塘,好似一个银盘。我突然起了孩童之心,摸索着从地上拾起一起石子,对准了扔过去。扑嗵,水波层层荡开。一只鱼儿受了惊吓,跃出水面,复又潜了下去。很快,月牙塘又恢复了宁静。

倏地,呱的一声怪叫,吓了我一跳。凝神细看一只受到惊扰的青蛙跃出水面,落在宽大的青黛色荷叶之上,鼓着双眼,又连叫几声。似乎对我的不礼貌行为表示抗议。叫声带动了别的青蛙,顿时荷塘里蛙声一片,此起彼伏。我不由想起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诗句,尽管月牙塘只有荷花而没有稻花,却同样充溢着诗情画意,美不胜收。遗憾的是我不会赋诗,辜负了如此良辰美景,否则,说不定像辛弃疾那般写出一首流传千古的名篇。

回想起睡梦中听到的奇怪声音,我恍然大悟,那怪声说不定就是这蛙声呢。我不禁为自己的神经过敏而哑然失笑。

寒气越来越浓,我不禁打了个寒噤。只好舍下这如诗画一般的荷塘月色,返回宿舍。

(三)

两年后,我因工作原因调离了文北中学,到另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再三年后,我上调到文昌市教育局。再次回到溪北书院已是2007年。

当时,一批老先生上书市政府,要求对全市的教育文物进行摸底统计。市领导大笔一挥,将任务交给了文体局和教育局。由于市里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最后由市文体局出面邀请海南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古建筑专家阎根齐教授指导。接待和联系工作则落到我身上。

阎根齐教授身材不高,面色黧黑,包里带着相机,所到之处总要取出来咔嚓一阵。第一站就是溪北书院。其时正是暑假,学校阒寂无人,惟有绿荫匝道,鸟声啾啾。揆别数年,溪北书院愈显败落。我和文北中学校长陪着阎教授从大门开始一路看去。

一路上阎教授一边照相一边给我讲解相关知识,从书院的筹建,建筑的特色,到潘存的典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令我大开眼界。说实在话,在文北中学教书期间,我曾搜集过潘存与溪北书院的相关史料,希望多了解一些有关知识,但却远不如阎教授一席话收获丰富。

从溪北书院出来,阎教授提出到潘存故居看看。我马上表示赞同。尽管我在铺前工作生活了两年多,却从来没有到过潘存故居,一直引以为憾。

潘存生于港头村,从京师回来后迁居白沙园村。从溪北书院到白沙园村仅二十分钟路程。白沙园地势平坦,只有数户人家,几间房屋坐落于绿树掩映之中。我们到的时候时值中午,天气酷热,两三名妇女躺在吊网中乘凉闲聊。听说我们是来探访潘存的,非常热情跟我们打招呼,并主动将我们带到潘氏宗主家里。这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伯,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精神矍铄,非常健谈。他告诉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人家都是潘存的后代子孙,有嫡系也有旁支。他自己就是潘存的嫡系,所以才有资格当潘氏宗主。

老伯将我们带到一间老屋,这是一间典型的清朝建筑,雕梁画栋,有花草也有动物,做工精细,富于美感。屋子大厅正中间张挂着潘存的画像,威严之中透着慈祥。

潘老伯告诉我们,这间老屋是潘存在世时兴建,用料都是名贵的海南黄花梨。近些年,随着黄花梨价格暴涨,引起了不法之徒的觊觎。尽管多方防犯,老屋还是在一个暴风雨之夜被洗劫一空。包括两扇大门,几张桌椅。最珍贵的是八扇屏风。屏风上雕刻着奇卉异草,飞珍禽走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说到这里,潘老伯一脸痛惜。我也愤愤不平,在心里谴责偷盗者。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在白沙园村待了半个多小时。驱车离开的时候,我探头回望白沙园村,安静,远离喧嚣,像极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四)

再次拜访却已是2015年了。这次是到文北中学进行开学工作检查,顺便到溪北书院走走看看。此时,文昌刚刚遭受了超强台风“威马逊”的重创,铺前是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到达文北中学的时候,校园里仍然残留着台风过后的痕迹——折断的树干、枯萎的椰子树、倒塌的围墙、校道上的枯枝败叶。提起这场史无前例的台风,学校的老师仍然心有余悸,为之色变。

完成检查工作后,我提出到溪北书院看看。学校领导中有不少是我的熟人,都知道我曾经在溪北书院住过,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校长迟疑片刻告诉我,书院的东西厢房已经在“威马逊”中塌掉了!我心里一沉,书院终究还是没能躲过这场自然灾难啊!

去书院的路上,隔着围墙就看见东厢房的屋瓦被风掀掉,大梁和椽子曝露在天日之下。走近一看,东西厢房受损严重,地下残砖破瓦遍地,一片狼藉。因为担心发生安全事故,东西厢房已拉起警戒线,不让人靠近。

我默默站在前面,凝视着这一片残败建筑,心中说不出的难过。溪北书院自创办至今已历百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不成想却毁于台风。是天灾抑或是人祸?

所幸的是,书院的主体讲堂和经正楼并未受损,依然巍然而立。顺着甬道我们走进讲堂,我突然发现柱子上潘存亲撰黄强手书的长联被磨去了,仅剩下两根光溜溜的柱子。我气愤地质问校长:“这是怎么回事?”

校长苦笑着告诉我,前几年有关部门曾对书院进行过一次简单的修葺,楹柱上的书法就是在那次修葺中被磨去的。我无言以对。文物修复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恢复原貌,而不是破坏甚至是颠覆。这次修复失去的不仅仅是一幅对联,重要的是使溪北书院的文化内涵遭到破坏。后人再也看不到一座原汁原味,文化内涵丰富的古代建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后来得知政府已立项修复溪北书院,我期待着书院焕发新的青春与活力。这也是对孺初公在天之灵的告慰。

(五)

从溪北书院回来,我开始留意历史上一些著名书院的历史与现状。有的书院经不住时间的消磨,毁于天灾人祸。但也有不少书院由于管理得法,开发有序,至今仍在文化传承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不管如何,书院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曾起过推进作用,是人类文明的助推器。

溪北书院对文昌乃至海南教育的发展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溪北书院就是一部教育史、文化发展史和文明史,是一座巍峨的丰碑。至少,溪北书院对我的精神涵养是巨大的。

我想,即使溪北书院终究逃不过衰败乃至消亡的命运,但在我心中,它永远巍然屹立!

【作者简介】

吴鹏:大学本科学历,海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自幼爱好书法,心摹手追十数年,上溯三代,下追明清,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石鼓文》、颜真卿、杨沂孙、王铎、黄道周下功尤深。书法作品入选海南省各级展览,书法论文及随感发表于《书法导报》、《中国硬笔书法》等。业余坚持文学创作,已在网络及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近百万字。长篇小说《同学危情》获文昌市第一届青年文学奖小说类一等奖。现供职于文昌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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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外婆 (符望)

By , August 18, 2016 5: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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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心中有一个慈爱的外婆,我也不例外。

外婆已经离开我有近十年了,一直想写篇文章纪念外婆,无奈整日忙忙碌碌,劳形于案牍之中,并无闲暇写作。说实在的,人至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现实的喧嚣与整日的忙碌,都是常态。近期恰逢清野兄发贴征文,便逼迫自己一定要抽空写一篇。于是,便在夜深人静之时,享受闲暇一刻,浏览发黄的照片,拼接那些已经模糊的记忆。当往事一件一件在脑海中浮现之时,忽然觉得外婆离我并不远,那些过去的影像越来越清晰…。

我的外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昌女性,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或者名气。从这个角度而言,外婆是平凡的,平凡得把她放在那个时代的人群里,没有人能分辨出来。因此,她的姓氏名字,其实并不重要。但是,她对于我来说,又是伟大的。朴素、勤劳、善良……这些文昌女性具备的品质,可以说是外婆的缩影。从小时候直到高中阶段,我与弟弟的成长离不开外婆的细心照料。除了生活上的照顾,更重要的是,她深知读书育人的重要性,身体力行并传输给我们,这种理念与行动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外婆家在文昌重兴镇文集溪村,那是一个山水秀美的地方。在我小的时候,每当父母同时照顾不过来我和弟弟的时候,我的寒暑假经常是在这里与外公外婆一起度过的。外婆家的庭院,成为我与舅舅孩子们玩乐的天堂。庭院边上的菠萝蜜树,总是让我们抬头张望,流着口水等待菠萝蜜成熟。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村子边上的小溪,外公外婆经常带着我去捉虾与游泳。小溪水清澈见底,底下的泥沙细且软,最适合孩子们玩耍。我和其他孩子一边学习游泳,一边还能看到小鱼小虾游来游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救生圈,经常是外公外婆托着我的肚子,让我学习划水姿势。可是由于玩劲太足,诱惑太多,当时的我,只顾玩乐,并没有学会游泳,最多学了点狗刨。这种童年的单纯与快乐,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也是我心里最温暖、最柔软的回忆之一。跟现在那些在游泳馆里经教练严格训练学会游泳的孩子相比,我们那时候,自有我们的乐趣,一点也不后悔。小鱼小虾的陪伴,潺潺溪水的回响,对于当代孩子来说,都是奢侈品。因为多年以后,我回外婆家再去看看小溪,发现小溪已经被污染,失去了往昔的灵性。工业化到处留下它的印迹,连一个小山村也不放过。愚蠢的人类终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我和弟弟小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忙,有时无瑕顾及我和弟弟,外婆会在有需要时到县城来帮忙照顾我们兄弟俩。除了日常的生活起居,外婆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业。在外婆她所处的那个年代,由于女性地位的低下,她没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不能说有多少文化,也没法辅导我们做功课。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她时刻不忘向我们兄弟俩灌输读书的重要性,经常询问我们的成绩。这一点,非常有文昌女性的特色-贤淑聪颖,秀外慧中。文昌作为著名的文化之乡,文化发达,教育兴盛,曾有过“一里三进士”的美誉。这种注重教育的氛围和文化熏陶,会使文昌女人多了一些内涵。文昌女性的知书达礼,从小处而言,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前程与出路;从大处而言,会影响一个地方的文教事业乃至经济发展。在我们家,这种影响非常深远,伴随一生。先是外婆坚忍能干,把我妈妈努力培养成为那个年代整个重兴镇罕有的大学生,从此跳出了农门,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然后是妈妈含辛茹苦,敦促我与弟弟好好读书,最后我们没有辜负她的期望,都考上了较为满意的大学,人生从此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正如作家龙应台写给他儿子的一段话,“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在高中阶段,父母先后调至海口工作,而由于学校挽留的原因,我一直留在文昌中学读书,并未随父母转学至海口。高中阶段面临高考的压力,学业繁重。由于一人单身在外,父母最多只能周六周日从海口回来看望我,总归不够放心。为了让我们安心读书,外婆又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离开外公,离开她那熟悉的农村生活,专门到城里来照顾我和弟弟。这个时候,父母原来在文昌工作单位使用的宿舍已经被收回,并没有地方可以供外婆居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家在离文昌中学不远处,租个很小的房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房子是一室户,约10平方,隔音差,连独立的卫生间也没有,灯光也比较昏暗。但这种艰苦的条件并不影响外婆对我们的细心照顾。每天下午,我和弟弟放学后,便骑车回到这个小房子,吃上外婆给我们做的可口饭菜,跟外婆聊聊学校的生活,然后在外婆的叮嘱和目送中,再回文中去上晚自习。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直到我们考上大学,远离家乡。

远离家乡的大学阶段,开启了我独立自主的人生。从1994到2001,我都在上海求学,一个人应对一切。大都市再繁华,也解决不了对亲人的思念。每年寒暑假,我都会争取机会,放弃各种实习或者其他社会活动,就是想回到家乡,陪伴父母,当然也会回到那小山村,看望外婆。这时候的外婆,已经满头白发,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毕竟岁月不饶人。现在回想起来,每次回去见面,都是一种遗憾,因为每年不在一起的时间很长,而相聚的时间却那么短。唯一不变的是,每次见面,外婆还是继续关心我的学业如何,我也会给外婆讲讲学校里的各种事情。

大学毕业之后,见到外婆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七年苦读之后,我选择留在上海。适应工作,成家立业,人生有了更多的担当,导致我有时应接不暇。这个时候,也不再像读书那样有寒暑假,因此每年最多趁春节找个机会回到故乡,与亲人相距。见到外婆的机会更少了,每次春节相聚,也只能有数小时的聊天。我跟外公外婆讲讲在大城市的工作与生活。对于外婆来说,她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海南岛,大城市的很多事情,应当是新鲜的,但不能亲眼目睹,只能靠想象完成许多画面。为了怕外婆担心,我向来报喜不报忧,但外婆仍然放心不下,每次都要反复叮嘱。当时稍嫌啰嗦,但在多年以后自己为人父母之时,才能体会到那都是外婆对孙子满满的爱。而这种啰嗦叮嘱,是对游子孤独心灵最好的滋润。

对于每个子女来说,无论漂在何处,总是希望父母健在,亲人安康,这样似乎自己可以继续做一个孩子,永远不用长大,在亲情的天空下尽情享受阳光雨露。但是,事与愿违是常态。在我工作几年之后,有一天与父母通电话的时候,得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外婆不慎被椰子砸中头部,加上年纪大了,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这个消息尤如雷击,让我心情非常难受。

听到消息那一年的春节,我提早请了假,赶回去看望外婆。事先听妈妈说,外婆由于老年痴呆的原因,经常前言不搭后语,10分钟之前的事也会忘记。比如刚刚吃完饭,却责怪别人为什么不给她饭吃,弄得大家有时候非常尴尬。我心里在想,如果外婆连我也不记得了,我也能理解,因为毕竟我在外求学和工作多年,一年好不容易才能见一次面,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情有可原。

可是,见到外婆的那一瞬间,还是让我百感交集。外婆头发全白了,消瘦了许多,衰老的很厉害,与以前相比,精神状态非常差。病魔肆虐,岁月流逝,这些都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逆转的痕迹。我正在难过的时候,外婆她握着我的手,轻轻问道,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了吗?这个问题顿时让我心头一酸,泪水就在眼眶中。那一刻的心情,直到现在,还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外婆能认出我来,可是当时的我,早已经大学毕业并且工作好多年了,她已经记不得这些细节了。作为一个正常人,可以选择性的提问,提问时也可以有意避开那些自己记不清楚会使对方尴尬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已经是老年失忆的人,她所问的问题,只会是潜意识的表现,只会是那藏在心底深处的真情和关切。我知道,外婆照顾我多年,一直关心我的学业,希望我学业有成,顺利找到工作。这些话,长辈平时说多了,年轻人并不完全放在心上。我有时候还会觉得唠叨。但在特别的时候,这些话,会给你一辈子的感动。其实,真正的爱,都在那些不经意之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疾病与寿命,都是老年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外婆的衰老日渐一日,在2008年离开了我们。外婆去世的那段时间,家里人怕影响我工作,没有通知具体时间,只是事后才告诉我,我也没有机会去参加外婆的葬礼,见上外婆最后一面。人的一生有许多遗憾,对我来说,这是其中之一。

生命有时,爱念无尽。人生中的许多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忘,一如水洗墨痕,雨打芭蕉,慢慢地,便消逝无痕。但也会有许多人和事,深深地埋在自己内心最隐秘的角落,虽然模糊,但永不消失。不知哪一天,心头的涟漪便会泛起,把那些零碎的、宝贵的记忆串起,给你面对风雨的人生一点点暖意。外婆的慈爱往事,在我心中,永远地留下美好的印迹。有时我牵着孩子的手,看着他那充满稚气的眼睛,心里便在想,我要象外婆对我那样,把那种慈爱、那种期许,潜移默化带给他,让他拥有爱和勇气,更好地面对那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世界。

【作者简介】

符望,海南省文昌市人,1988至1994年就读于文昌中学,1994至2001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某法院担任法官至今。业余时间喜欢写点东西,做做研究。

在文昌,他们飞驰 (蔡雅婧)

By , August 8, 2016 6:38 pm

15

“侬,你还记得你的银项链吗?它失而复得啦”

“什么银项链?你上次给我买的tiffany在我这儿没丢啊”

“不是啦,你小时候带的你记不记得?带生肖的那条。”

“噢——”

“我把你的旧书柜扔了,项链也在里面,我忘了。今天小区的垃圾公给你送回来了。”

“啊?”

要知道,我曾经住的大院,大院里的垃圾池,不仅是整个小区百户居民的生活垃圾丢弃处,更是小城里某重点小学的垃圾存放点。也就是说,这个并不大的垃圾池,每天存放着的是几千人产生的垃圾,而我妈把旧书柜扔掉却也是去年的事情了。

一条小小的项链,在这么多垃圾里,它怎么被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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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昌,人们习惯把非海南人称作“陆哥”,“陆哥”这个称呼其实带有轻蔑的意味的。我小时候,大人们经常吓唬小孩儿,“喂XX你快点回家,天黑了就会被陆仔抓走了”、“喂那是陆仔快点跑啊,他会把你带走哦”。小孩子们特别害怕陆仔,陆仔并不是真正的拐卖儿童的人,只是在大人们塑造的语境里陆仔便是这样的坏蛋。

陆仔也并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群人。无论春夏秋冬那个季节,他们都穿着宽大的肮脏的非本地的校服外套,把脸用廉价的围巾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他们无论男女皆驼背,手上拿着一根小铁棍,肩膀上扛着一只木棍子,棍子的最末端放着一个大麻袋,看起来能装上三四个小孩儿那么大的麻袋。他们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往往两三个人一群,晃荡在垃圾堆或者居民楼前,看见垃圾就用小铁棍敲敲打打或掏一掏。

如此说来,陆仔就是这个小城食物链的最末端。最沉默,没有在方言区获得最适宜与人群交流的语言优势。最肮脏,终日与垃圾过活。就是这样一群在这个人口密度并不大,经济也并不是最发达的小岛,背负着最多骂名的人。大人教育孩子们他们的麻袋是抓小孩的,某家某户丢失了某件细小的物品也说“刚刚我家门口是不是来了陆仔啊?”。印象里的十年前,原始岛民眼里邻里生活是“大同社会”,丢失盗窃的罪名都是陆仔的,因而有陆仔出现的地方就有莫名其妙的骂声。

所以在我固化思维里,陆仔就是很坏很坏的人,穿宽大校服的陆仔是会抓小孩的。

而我对陆仔的改观,很大程度是因为她的出现。

开头说过,我妈告诉我的旧项链也是我小时候随身携带的护身符是“垃圾公”找到的。垃圾公就是陆仔,他是河南人。早些年他并不在我们小区那块捡垃圾,只有他老婆,我们那儿的人叫她垃圾vo(大婶的意思)。

垃圾vo来海南约有十来年了,一来就是捡垃圾过活的。垃圾vo大约60来岁,衣着朴素,牙齿发黄也缺了好几颗,皮肤黝黑。可她其他陆仔不一样,见到任何小区居民都会亲切的打招呼。也许是因为她真的太亲切,居民有时候杀鸡都爱留几块给她,我妈也是。甚至有时候我妈不让我吃一些好菜,她会说“等下丢垃圾的时候把这些给垃圾vo送去啊。”

就这样一来二往,我和垃圾vo也熟识了起来。丢垃圾时爱和她闲聊一会儿,于是开始得知她儿子在少林寺,一开始她住在小区附近的招待所,大概几元一晚的那种,开始了她在海南的最初的漂泊生活,再后来她老伴儿也来海南了。前几年家政公司在小城并不流行,春节大扫除的时候小区里的人都爱招呼垃圾vo。薪酬不高,而她一个人却能卖命地为每一个家庭做好每一件工作。小区里的户型也不小,每家每户大概一百一十平方左右。垃圾vo好像也没有怨言,一个人就这样做着现在家政公司要派三四个阿姨才做好的工作。有时候塞钱她还不要。

以上的几百字,便是我对她最初的印象。相处几年后我开始上中学了,变成了每天只有下午回一小时家的走读生,我与垃圾vo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再接着我上大学,后来我又搬家了,我和垃圾vo一年也见不上一面了。

而垃圾vo在我离家越来越久,也越来越远的这段时间里,似乎是越来越好了。善良而真诚得到的是整个小区的认可,然后垃圾vo开始帮忙学校做清洁,再后来被附近的单位挖掘,身兼数职,人们都认识了她。就是这样一个陆仔,在那片区域混到了怎样的地步呢?单位过年过节发礼品时,她和她的家人享受和所有在职人员同等的对待。

而我俩之间的相处,有三个镜头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是小学时我去上晚自习顺便丢垃圾,站在夕阳里和她打招呼。二是高三时我心情低落地走回家,她从小区门口出来见到我,拍了拍肩:“要高考了吧?好好考啊,你一定考得好的姑娘。”三是大学的寒假我回去找发小,路上又传来垃圾的vo的叫声:“诶~小姑娘你回来啦?我可好久没见你啦!在湖南还习惯吗?饭菜辣不辣?真好真好,我可想念你啦。你前几天看到你爸爸还提起你了……”她甚至没等一一回答,又开始新一轮关照了。

我没告诉过她我在哪里上学。

原来你还记得我啊。

再说说那条项链。搬家后我爸在新家安置了占据书房一面墙的书柜,我俩来来回回了好几次终于把我从小到大的闲书搬到了新家,这些在能把我旧书柜压弯的书在新家也不过只是占了四分之一个柜子而已。而除了闲书外,留在旧家的是我大学之前所有的课本、笔记本,还有一些从小到大每个生日朋友送的礼物,又或者是恋物癖根本舍不得丢的飞往不同城市的票根,还有藏着少女秘密的中二病时代日记。我妈作为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当然是看不得一面压垮了的书柜存在在哪怕没人住的家里的,然后她就在我上学后一个电话打给我轻描淡写地通知说:“我明天叫垃圾vo来把你书柜拆掉丢了啊。”

“布满灰尘的童年,我的青春,就在一个我看不见的时间段和空间点就此远去了。”我以为是这样的,所幸垃圾vo并不是这样对待我的。她把我所有的书都搬回家,正常的陆仔可能就会这样把这些教科书捆起来论斤卖了,她和垃圾公却一本又一本仔细地翻,看我又没有落下什么东西。

丢书柜这件事过去一段时间后垃圾公看到我爸,他说“你们家丢了银项链,在我这儿啊。”我爸回,假的,你别留着了丢掉吧。他回家后也没有告知我妈。又过了一段时间,垃圾vo看到我妈,说“你们家真的丢了项链,书柜里的。”我妈回,我不知道啊,我女儿的吗?你弄错了吧?我妈根本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就在今天垃圾公打扫清洁时看到我妈,就特地回家去拿来项链。

“你看看吧,喏,这条,真的是你女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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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旧项链失而复得今夜,我突然想起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小城。记得我的,又何止垃圾vo一个人呢。

文昌有个“周杰伦”,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别人会叫他“周杰伦”。也许是小公举的杀马特时代太过盛行吧。“周杰伦”是一个头发及腰,几百年不洗头以至于头发在后面打结形成一个蜂窝形状的男,疯,子。

他终年在街头游荡,荡着荡着就成了文昌特产。

2013年11月份,我在朋友圈写“我在文中的时候您就受很多人欢迎,可没想到一个人的离开竟引起了一代又一代文中人集体回忆和共同道别。 更可贵的并不是因为她是名师,而仅仅只是个清洁工啊。 ”

文中的阿vo英那天走了,癌症。这个承载着太多文中学子记忆的人,如同时代的符号印在每个受过她鼓舞、喝过她送上教室的矿泉水的文中人心里。而她又是如此容易被人遗忘。就好像主校道的那些紫檀,还有多少人记得紫檀花开一路的模样?

阿黑和诗婷有个御用司机,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家里亲爹大人特派司机的地位。在文昌,摩托车是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摩托车爹”。这位御用司机其实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摩托爹,他从她俩小学时就开始送她们回家,他和小市民嘴脸的其他人不同,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他都只收一个价。我们长大了,他也老了,他渐渐不再载客,可他依然风雨无阻地在校门口等着啊黑和诗婷,偶尔送送我们。他记得陈晶晶淋雨会感冒,诗婷周几不坐车,也有段时间记得我早上几点要从家里出发。我们高二的时候他出车祸了,没了一根手指,但没关系,换了新车以后还是接送我们。校门口摩托车爹们爱开玩笑,“你女儿出来了”,他也只是笑笑。我有时候会坐别人的车回家,有些摩托车爹开车像火箭,他就会在第二天偷偷拉住我“侬啊,以后不要坐那个人的车啊。”

长沙最近的天气阴暗且湿冷,每天起床我都特想打个地洞,存上几颗栗子然后开始冬眠一整个季节。而事实是不得不面对每天六点之前起床,准时踩着每班公交车的点小心翼翼地算计着到达目的地的用时。

上班路上会路过一个长沙十分破旧集合众多老式楼房的旧小区。早晨到那儿会有很多衣衫破旧扛着大件小商品上车的人。下班很晚,到那儿会下去很多操着各地口音吵吵嚷嚷干着苦力活的人。而上班地点附近呢,无论四季变换都一样站着雕像般的保安,豪车出入不慌不慢。

我记录到,人如蝼蚁,冷暖自知啊。

前几天看姜思达写中传附近的蹦蹦司机,他说“在北京,他们飞驰。而说到底,他们的营生中,总会迎来无数次城管的恐怖袭击——那时候,无论是认为“穿了那内裤那里会长痔疮”的师傅,还是精心用蓝色彩灯、厚厚的坐垫布置车子的师傅,还是在纸和玻璃上写满诗句、坚守交通规则的师傅,都会顷刻逃离——

飞驰的他们,要逃离到哪里呢?”

无论是北京还是海南,飞驰的都是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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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陆仔好像再也不是指那些在夹缝中生存的拾荒者了。越来越多的陆哥开着豪车在国际旅游岛飞驰,就连机场免税店的购买次数陆哥能有两次,而像我这种无辜的原始岛民就算有充足的购买力一年也只能买一次。越来越多的人在海边购房,原始居民生存空间似乎被挤压得越来越小。还是有很多人用“陆仔”这个轻蔑的语气称呼他们。

我经常和朋友笑说所有中国人民的劣根性你去一趟我家乡都能看到。多年前他们沾沾自喜看不起外来人,多年后他们依然沾沾自喜得莫名其妙看不起外来人。有时候觉得可怜,有时候又觉得可喜。可喜的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真的有人如此真诚而质朴且知足地活着,可怜的是时代变迁的漩涡中脚踩并不多的资本却以为自己看透了整片天空的井底之蛙心态。

我的元明清文学史老师说,他每去一个城市有空都会拿着一把小凳子去市郊的垃圾处理厂,去看看拾荒者们。他说那些像蚂蚁一样的小人,围坐在一起等着一辆又一辆垃圾车。车来了,人一拥而上。车走了,人一拥而散。找到铁皮就开心而归,也有失落而回的。

他说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等待,努力,获得,喜悦或失落。

你要知道,人生而有命。婧小姐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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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昌,他们飞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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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雅婧,1994年生于海南文昌。六年文中人;2012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年9月开始在海南师范大学攻读教育硕士。主攻主业发呆,助攻副业学习。性子慢,动作慢,生活慢,喜欢在慢慢的时间里慢慢地看世间万象。文字比人长情,人比文字有趣。

我的外公是“市长” (张寒冰)

By , August 2, 2016 5: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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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我回文昌办事,同学托我去她叔叔家拿户口本。她叔叔是一位非常谨慎的老人,又因户口本事关重大,他细心地向我同学询问我的身份:“她是谁的孩子?谁的孙子?”我同学机灵一动,脱口而出:“她是市长的外孙女!”此言一出,那谨慎的老人再无疑问,放心地把户口本交与我。

当我同学把这段插曲告诉我,我不禁莞尔。时至今日,当日“威名远扬”的外公已日渐老去,但“市长”似乎是一张不老的信用名片,仍然可以华丽丽地打出去。

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很简单,就是口口相传。我的外公,不是官员也不是干部,却顶着“市长”的头衔大半辈子,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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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热、富饶的铺前镇,有一个特别的小村庄,官方名字“新田村”不甚为人所知,但说起它的别名“铺前洋”却是令人向往的。“铺前洋”很早之前只是一片“洋”,并无村庄。“洋”,在我们的语境里并不是“海洋”,而是指地势较低、平坦无川的田野。小时候,当夏天降大雨,村庄的四周白茫茫一片,真是像极了海洋,我的心里就充分体会了“铺前洋”的含义。

大约清末时期开始,铺前镇沿海的村落如南山、后港的村民们不堪台风的叨扰,一些经济许可的村民逐渐在别处买地建宅,举家迁居。其中一部分村民选择了铺前洋这片离市镇很近而又平坦宽阔的区域。我外公的爷爷,偶然的机会在海边拾到了一颗宝贝(我猜应该是夜明珠之类的),卖了300大洋,于是也在铺前洋买地盖房,移居至此。

铺前洋“地广人稀”,村落呈狭长形状,从村头到村尾,无规则地坐落着不到二十户人家的院子。都是从外迁居落户,铺前洋的村民们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据说在文革期间,本村的地主们并没有受到多大委屈。

外公只有一位兄长,早年就下南洋去了新加坡,他相当于是孤单一人的。外公小时候上过两年日本人办的小学,他至今还会讲那几句日语问候语。外公的求知欲望和自学能力都很强。他自学汉字,喜欢看报纸杂志,还写得一手漂亮刚硬的钢笔字。

在还没有“分田到户”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外公是新田村的生产队长。那时候实行的是“大锅饭”,每家每户的唯一目标,就是挣足工分。家里的劳动力比较充足,外公就可以潇洒一点。他经常逗留在区、公社的办公室,看报纸、与人谈天说地,打发时间。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外公不当生产队长了,他待在市镇上的时间更多了。乡下人俗称墟镇为“市”,就这样,人们戏谑地称他为“市长”。“市长”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他整日悠晃在市镇上。到后来,外公在市镇上经商行事,由于做生意的信誉和做人的口碑俱佳,“市长”竟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尊称,以至于有人不知外公本名而只知“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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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对于铺前镇的印象,总是明晃晃的阳光,鱼腥香的市场,蜿蜒曲折的铺前老街。长大后才逐渐读懂了家乡的历史:它的荣光和沉默、繁荣与衰败。作为海南岛重要港口之一的铺前港,承载着众多华侨的记忆。清末民初,海南岛北部很多民众陆续从铺前港启航,前往东南亚一带国家谋生。有些人永远地消失在海上了,有些人在异乡落地生根了,有些人发达后则陆续衣锦还乡,在铺前港岸边建起一栋栋东南亚风格的楼房,形成了狭长弯曲的铺前老街。当时,铺前港和铺前老街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经贸繁荣。之后的岁月里,铺前老街沐浴了几年战火、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洗礼。终于到了苏醒的八十年代,“鱼米之乡”铺前镇又焕发了勃勃生机,人们的生活逐渐变得多姿多彩。

铺前镇有一个特别的群体,就是群居在海边的疍家渔民。他们自广西而来,以打渔为生,以渔船为家,最早只是暂居在铺前的海岸边。久而久之,他们中的一部分便定居了下来,我们都称他们为“铺渔人”。经济搞活后,人们对海鲜的需求释放了,铺渔人的收入提高了,又反过来刺激了小镇的需求,由此,小镇的经济进入良好的内部循环,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1985年,外公与人合伙,在铺前老街,开办了一家商铺,美其名曰“华侨幸福商店”。“华侨”是为了表达外公对他兄长的想念之情,“幸福”则是我大舅的乳名。大约在1988年,外公的合伙人迁居县城,也从商店退了股。于是,我母亲被外公叫去协助他打理店铺。

“华侨幸福商店”是一家专卖食品干货的店铺,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从红糖白糖到冬瓜糖,从红枣枸杞到桂圆,从香菇木耳到腐竹,从紫菜淡菜到发菜,从虾米鱿鱼到蚵肉……店虽不大,各种干菜应有尽有。当时的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常喜欢买些干菜改善伙食。店里最常来的顾客要数铺渔妇女。我仍记得她们最喜欢买的是香菇和虾米。零售只是店里的一部分生意。“大桩”生意乃是来自于婚宴。海南乡村婚宴的菜谱就是由各种干菜组成的。婚宴由专业厨师承接,而婚宴所需的材料可由厨师采购,也可由主家采购。无论谁采购,“华侨幸福商店”是供货的不二之选(最早的时候,镇上只有这一家干货店,后来,陆续开了多家,竞争也日益激烈)。婚宴材料的采购是一门学问,控制预算和用量是头疼的事情。采购多了,浪费;采购少了,可是要出大事的。在这方面,外公是行家。他根据婚宴计划邀请的人数及主家的财政状况进行配备,提供合理的菜谱、性价比合适的用料和用量,最终核算价格,往往令主家期待而来、满意而归。外公做生意童叟无欺,他的货真、价实且量足,因此“华侨幸福商店”的信誉和外公的个人口碑都逐渐为人所称道,“市长”的名号也越来越为人所知。外公的个性其实并不精明,相反,他是很单纯天真的。他能够在市镇上立足做生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他有多聪明或能干,而是因为他最初的灵敏嗅觉以及后来的诚信经营,也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比较单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很容易建立和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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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里的营收好,外公一向遵纪守法,规规矩矩纳税,久而久之,就成了工商税务部门的座上宾,一直作为光荣的纳税代表出席各种表彰会。外公还乐善好施,哪里修桥铺路需要捐资,他总是慷慨;学校建设校门和教学楼,他也几次捐款。那一年八月底,我带着表妹去学校办理新生入学手续。去了才被告知,表妹的岁数还不够。后来我急中生智,告诉老师说表妹的爷爷是何许人,他对学校有捐助。那老师频频点头,马上就为表妹办理了入学手续。

外公轻农重工商,喜交朋友。他长得高而帅,一头染过的黑发总是一丝不苟、光滑顺溜。只要天气许可,他总是西装革履,穿着很是齐整干净,从他中老年的形象仍可以轻易想像他年轻时的气宇。在家里,无论大家怎么忙,他像没事人似得,在房间里,翘起二郎腿,抽烟、喝咖啡、看报纸、听新闻……悠哉悠哉的,典型的大男人。

外公虽然很“大老爷”做派,线条比较粗,但他并没有不顾家。他最喜欢的,就是往家里带吃的。很多时候,他下午回家前,就去市场逛一圈,想给家里“改善伙食”。下午五六点的菜市场,还能有什么好的东西呢?这个时间的商贩更加的急切和热情,不断地招呼着:“五公啊,这个鱼最新鲜啦!”“‘市长’啊,这豆芽便宜卖给你啦!”……一圈下来,好家伙,左一袋右一袋,挂在自行车上,沉甸甸地往回走,外公的心情乐滋滋的。有时候买的实在太多了,只好一路分享,大姨家一些,我家一些,最后才拿回他家。每当他拿肉菜回去,总会遭到外婆的唠叨和大舅妈的白眼。因为,一来家里不需要他买肉菜;二则他买的东西不新鲜,甚至“物廉价美”;三是他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开饭的时间了,主妇们又得伺弄他买回的东西,很折腾。每当被责备,外公总是又无辜又嘴硬:“他说这鱼是很新鲜的!”“这还不便宜啊?人家都跟我说便宜卖给我啦,熟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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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母亲看管店铺后,外公就当起了甩手掌柜,他只负责去海口或文城进货,平时的时间,他乐得悠哉。如果有人要找外公,他不是在一茶(第一茶店),就是在二茶(第二茶店)。一茶和二茶,是集体企业。最早的时候,镇上的茶店只有这两家。九十年代末,它们就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黯然地消失了。说起来,一茶和二茶,可是小镇“老爸茶”的发源地呢。外公无疑是茶店的VIP顾客。他一天的多半时光,都消磨在茶店里,与人谈天说地,或者看报纸杂志,或者研究彩票。当然,这是在他没有打麻将的前提下。如果他不在一茶,也不在二茶,那他就是在哪里打麻将。

那时候,打麻将还没有这么普遍,那可是违法的,派出所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四处抓赌。我们的商店里时而会闯进一个两个慌不择路的人,躲在我们的货架底下,那都是被警察“追捕”而逃窜的赌徒。外公有一帮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的“麻友”,在没有打麻将的时候,他们也经常聚在一起吹牛皮。他们时时为寻找隐蔽的聚赌地点而苦恼,我也经常听他们绘声绘色地谈论起昨晚谁谁在深夜被警察从麻将桌上带走,谁谁在逃跑的时候不得不翻墙而过。他们有时也在外公家打麻将。暑假时,大表姐回家,我和她睡在大舅的房间里。外公和他的“麻友”们居然在我们已经入睡的房间里开打,家里有那么多的房间他们弃而不用。长大后我回想起来才明白,那是因为大舅的房间正处在整个院落的中央,是最隐蔽的,警察从围墙外和大门外最难窥探到其间的声音和灯光。

这个时期的外公,不单顶着“市长”的头衔,还得了一个“麻将王”的称号。“麻将王”的由来,根据我的考察和分析,概括有五:一乃技术高、运气好,常胜;二者牌品佳,脾气好,无论输赢都谈笑自如;三是一约即到,且从不因输赢而中途退场;四是对于赌债不那么计较;五则是即使警察来抓赌,他也泰然自若,装作路过而能化险为夷。后来我想,其实,哪有那么好运气,警察每次都信你是路过?应该是外公“人品好”,呵呵,警察也不想为难他。

众“麻友”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切磋技艺。每当这时,众“麻友”总是表现出对“麻将王”的崇敬之情。“麻将王”则晕乎乎飘飘然起来。有一次,我听到“麻将王”分享他是如何处理打麻将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嘿,我赢了100就会告诉她赢200,输100则说不输不赢……”短短一句话,道破天机,众人在笑声中心领神会,纷纷表示将会效仿。

作为“麻将王”的亲外孙女,我也是有压力的。经常有一些好事者问我:“喂,你是麻将王的外孙女,你打麻将也厉害吧?”那时候我不会装酷也不会扮拽,每当遇到这种无聊的提问,就只有默默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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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去一个新地方,同学朋友们为了省事,总是这么介绍我:“这是‘市长’的外孙女。”“市长”的外孙女应该是怎样的?在大家的眼里,“市长”的外孙女显然应该是好人。这似乎是一种无形的鞭策。于是乎,长此以往,顶着“‘市长’外孙女”这样一个好玩的小小名号,我就往好人的方向生长。虽然贪玩,但不忘学习。虽然看杂书,但前提是完成了作业。虽然调皮,但与人友善,乐于助人。虽然在家里被母亲宠惯,但回外婆家是主动分担家务,在店里也把小掌柜当得让老板放心。

“华侨幸福商店”的老板统领全局、抓大放小。他负责统筹进销存、进货、谈大单,日常时间,多半是我母亲一人在店里看管和销售。我母亲大人总以为我不会做饭,于是每日放学后,我的默认任务就是去店里替换妈妈回家做饭。每天中午,我在店里写作业、看书、无所事事地发呆。如果有顾客上门,我就特别高兴。一些常卖的商品我是熟悉价格的,如果有人要买那些不常卖的商品,我就得在本子上查价格。
有时候,外公从茶店回来,我就解放了,有时间我就溜去书店,买上最新的故事书,心情格外的好。

我天天“宅”在铺前老街,打发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时,所有的商店都开在老街,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是一到中午,老街就马上清净下来。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光,要是下雨就更妙了。雨中的老街,人迹罕见,一座座风格各异的楼房静默无语,越发显得古朴神秘。在整条老街,我最喜欢的店,是一家私人书店,在镇政府的斜对面,靠近码头了。我们没有图书馆,新华书店半瘫着,所以,私人书店的期刊杂志,是我所有的精神养分了。从《上海故事》到《故事会》,从《山海经》到《故事大王》,我每期必看。原先,我是按期够买。后来,让我开心的是,那书店老板,知道我是“市长”的外孙女,就提议以租的形式让我看期刊,每本故事书,我只需以很低的费用,就可以拿回去看,看完即还,没有损坏,不影响销售,真真是双赢。“’市长’的外孙女”的外号,确实时不时让我得到行事上的便宜。“市长”只是一个戏谑性质的外号,却成了一张信用名片,这是一个时代的质朴,也是一个市镇的小幸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我,安于现状,满足于小幸福,从来不去想天会不会塌下来的事情,退一万步,即使天塌下来,不是还有外公嘛!

外公的孙子孙女很多,其中要算我与外公亲近的时间最长,俗话说“日久生情”,相处久了,自然感情就深厚。哦,不对,还有几个表妹表弟也长期在外公身边,不过,我算是比较乖的那个吧,所以外公待我最亲。外公待我的好,集中体现在零花钱上。从小,零花钱,就是我跟外公之间的秘密。很小的时候,外公回家会经过我们家。夕阳西下,我在屋外玩耍,外公停住了他的自行车,喊我过去:“来,我给你一毛钱。”渐渐地,零花钱变成五毛,五元,一百元,一千元……我从来都没有存钱的习惯,外公给的零花钱,我花少部分在早餐和零食上。每天都面对着店里的美食材料,我早已对美食习以为常,学校商贩的零食对我来说可有可无。(长大后,口腹之欲也较为淡漠,对于食材却有着天然的挑剔眼光)所以,外公给的零花钱,最大的一部分,我用来买书。外公对于我怎么花掉零钱是没有概念的,每次他都会叮嘱:“不要买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吃,不要买那些没用的公仔玩具……”其实,他的叮嘱是无效的,因为他根本管不到这么宽。虽则无效,仍是叮嘱;虽则担心,仍是一次一次给我零花钱。还好,我没用辜负他老人家对知识和书本的期望,虽然,我只是通过粗陋的故事书阅读完成了小学阶段的汉语知识原始积累。对于我看课外书这件事,外公大概是持保留态度的。每次他看到我在看书,必定会问:“作业写完了没有?”我很肯定坚定以及确定地告诉他:“写完了!”他大概就悄悄地放下了心:看课外书,总比出去野,总比抱着电视机要好得多吧!

外公是很威严的,甚至是不苟言笑的。小时候,我最怕的“三大天王”依次是:爸爸、外公、大舅。每次考试后,外公都会问我:“考了多少分?考了第几名?”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不敢想象,如果我考得不好,外公会是怎样。不过,这一天很快就来了。上了文昌中学初中,进了“倒霉”的初一(6)班,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期中考试,我获得的名次是第十三名,创下了人生新低(剧透一下:这是初中三年的最好名次了)。当我把“十三”这个数报给外公,他瞪眼惊呼:“什么?十三?”我一直记得他老人家那失望和讶异的表情。后来我母亲安抚他,说什么初一(6)是一个“群英荟萃”的班级,外公才稍稍安心了。

有点奇怪的是,初中三年,外公再也没有问过我考试的名次。他只知道我理科很糟糕。也许,他明白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许,他的注意力被我的另外一件事吸引了:晕车。那时候我们住校,同学们大概每个月回家一次。我的伙食费总是在三个星期的时候就见底了,很多时候,我三个星期就回家一次。我在家的时候,如果我不去店里,外公就会特意来家里看我。咚咚咚,咚咚咚,听着上楼的脚步声,我知道是外公来了。对于我是否晕车,他最是关切,照例地询问几句,就走了。等到我要离家上学的时间,外公肯定早早就骑车飞奔而来,还没停好车,就问:“吃晕车药了没?”我很无奈,很不想吃晕车药,因为一吃就马上晕,甚至在家里就开始吐了。可是外公很殷切,总是认为吃了晕车药就万事大吉。在他的炯炯目光下,我反抗无效。我吃过了晕车药,外公又骑车飞奔去车站,不一会儿就回来:“快点走吧!车到站了!”唉,小小年纪,多想在家里多待一会儿,外公却总是火急火燎地催促我离家。这是外公的一个“怪癖”,无论是谁,要离开去哪儿,他都会催促:“快点去吧!”

外公干脆话少,我也沉默寡言,我们之间的交流并不多。但我从小就深切感受着他的爱。长大以后,才倍感外公的爱是多么可贵,才懂得那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并不因为我是否表现出色而有增减。他的爱,是我整个性格形成的厚实基础,让我踏实安心、有安全感和信任感。他的乐观豁达,他的慷慨天真,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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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市镇的变化日新月异,新楼房、新道路、新店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铺前老街,又走到了历史的岔口。从商贸繁荣到兵荒马乱,再到重现生机,而现在,又归于沉寂。似乎只是一两年间,大部分的店铺都撤离了老街,搬到了新街和新市场。一茶和二茶消失了,理发店不见了,新华书店也不知所踪。老街,似乎真的老了。没有了昔日热闹的景象,我们才惊觉,那些楼房真的太陈旧了,有些已经摇摇欲坠了。即使在大太阳暴晒下,古朴的老街仍显露着不少的荒凉和落寞。

当时,外公已接近七十岁了,他决定终止“华侨幸福商店”的生意。老街是老了,可退休后的外公并不服老。他依然活跃在市镇,出入茶店。他的老年生活可谓丰富:喝茶聊天、看报纸杂志、打麻将、研究彩票……这个时候,香港的时政杂志不知通过些什么途径,竟到了小镇老人的手上,成了外公最喜爱的读物。我经常去外公的桌子上翻,也看得津津有味。外公的“不服老”主要体现在他仍然英勇地奋战在麻将桌前线。他昔日的“战友”都已陆续“退役”,而他却似乎越战越勇……我听见外婆和母亲劝他:“老了没精神了,不要跟年轻人打麻将了,打不过他们的。”然而,对于天真性格的外公来说,这些劝阻的话无异于“激将法”。这时期,他的输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的心情和健康并无异常。一直到将近八十岁,外公才逐渐地离开了麻将桌。“麻将王”的光彩也已逐渐暗淡。

外公如今九十岁了,他的小伙伴们日渐稀少。这几年,他终于回归家庭,有很多的时间跟外婆作伴了。没有了娱乐的外公越来越依赖咖啡和香烟,我们孝敬他,给他买任何东西,他都皱着眉头怪我们乱花钱。只有两样:咖啡和香烟,他会默默收下。我们劝他戒烟,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却对他说:“你都老了,都要死了,还戒烟干嘛?”他颇有些得意地把原话转告给我们,以示他不戒烟的合理性。

我的外婆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妻子、母亲与祖母。小时候只记得外婆那不停操劳的身影。从未听过她说一句抱怨的话,从未叫别人帮忙。外公与外婆,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外公之所以能够那么洒脱,是因为有那么贤惠与忍让的外婆。这些年,外公在子女面前感慨:“妈这一辈子太辛苦了。”我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舅母“回敬”他:“你现在才知道啊?”有一次,生病的外婆自己摸黑上厕所,摔倒了,导致脑血管破裂,过了几天终于扛不住了,被送来住院。像小孩一样无辜和无助的外婆,以为她自己要走了。很平静淡定,没有恐惧也没有求生欲望。我们急忙着商量手术方案,她听不清,想知道却不敢打听(觉得来医院够麻烦我们了),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后来,我们把真实情况告诉外婆,她于是宽心一点了,却担心起家里的那位来。且看家里的外公,已经有点糊涂了,外婆来海口住院后,大家生拉硬扯把他带到了我母亲家,好照料他。他却很不乖,一直闹着要回家,估计是想着在自己家里可以一直打电话去找外婆,也想着回家等着外婆回来,怕万一外婆回家了却看不到他。整天问:妈去哪儿了?去海口干嘛了?干嘛还不回来?几分钟后反复问同样的问题,边问边哭。我们在医院里忙时,不断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后来我们意识到他的心理需要,就让他跟外婆在电话里说话。后来,大舅回家,问外公:“想不想去海口?”他脱口而出:“要去,要去!”

外公到了医院病房,看到外婆,快步走过去抓住外婆的手,哈哈大笑:“哈,真的是你,真的是你!”两人四眼相看,又哭又笑。过了一会儿,他就轰我们了:“你们快点回去吧!我在这里陪外婆就好了。”我跟他开玩笑说:“外婆上厕所你得扶她去哦!”他说:“行的!”我又说:“外婆吃饭你得喂她哦!”他说:“行吧!”后来,外公打电话去告诉我母亲关于外婆的情况,他很甜蜜地笑着说:“哼,她还骂我呢!”经过了分别和失去的恐惧,现在,连挨骂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了。

慈爱的无所不能的外婆老了,能干的威严的外公也老了。以前的外婆不习惯麻烦别人,以前的外公也绝不依赖别人。现在都不一样了。以前,定居海口的大舅回去看他们,外公总是催大舅早点走。现在,即使大舅长期住在家里服侍他们,外公还是很渴望我母亲也回去陪他们。如果我母亲有事耽搁,隔好几天才回去,外公一见面就会像孩子一样带着点哭腔说:“啊,你回来了!”然后又喜笑颜开,兴奋好久。外婆时不时头晕,被我母亲带去镇上看医生,外公就会一直坐在门口,边哭边等。那情景,令人感慨又心疼。
我每次回铺前,都会去看看外公外婆。仍然像几十年前那样,外婆去找饼干给我吃,外公去给我泡茶。只是,外婆的背已经驼了,外公也显得弱不禁风了。

让我感到幸福和自豪的是,外公的声音仍然洪亮:“哈,张寒冰,你回来了!”

张寒冰.海口
2016年7月26日
三稿

【作者简介】

张寒冰
1992-1998年就读于文昌中学,爱好发呆。
1998-2002年就读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一点经济。
2011年回琼,现居海口。柴米油盐,不忘初心,常怀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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