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锯木厂(曾纪川)

By , May 5, 2016 5:39 pm

每次下午小学放学,经过老爸在琼文公路村口旁的小小锯木厂时,我都要钻进去溜达一圈。看看泵井旁边有没有人在準备晚上吃的,如果有的话,今天就不用回家了,可以跟老爸还有几个做工的叔叔们在这大快朵颐。能够有肉吃的人生就太美好了。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春风并没有遗忘位于祖国边缘地带的海南岛,我的家乡文昌县谭牛镇企堆大队也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老爸当初在镇企业负责开拖拉机,后来又满世界帮人家锯木。镇企业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瓦解之后,依靠牙缝里省下来的一小笔钱,老爸跟几个叔叔在村口开了一家微型锯木厂。顶上覆盖著廉价的黑油沥青纸,四面透风的大棚下安放着一台巨大的开木台锯。后来为了加工大型木料,又砸锅卖铁搞了一个更加巨型的藤锯,还配上长长的铁制走轨。那时我觉得那就是火车的轨道,而老爸跟叔叔们就是驾驶员,整天沿着那条轨道,推著轨道上的大圆木,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不停的来来回回。无数两个大人还合抱不过来的大圆木在轨道上纷纷解体,变成一片片厚度一致的大木板,大木板又再变成一条条整齐划一的长方形木条。木条在叔叔们铁锤铁钉的热情招呼下,被制成一块块四四方方牢固结实的建筑模板,用来支持城市高楼大厦的建设。每过一周左右,就有一辆32轮的超级大货车到来,将巨大的原木卸载下来,同时还会有两辆东风货车或是解放牌到来,装上满满的建筑模板。这个时刻往往是我最兴高采烈的时候,除了有机会观看各种滑轮工具的轮番上演之余,最重要的是晚上那顿用来招待司机们的大餐。

锯木厂旁边,老爸还用锯下来大小不一的废木料盖了一间简陋的小木屋,用来存放锯子、铁锤、铁钉等工具,里面有一张超级简陋的床。晚上老爸跟叔叔们轮流在里面睡觉看守着锯木厂的木料。如果是村民或邻村的人来拿一些废木料或木屑回去生火做饭那就算了,最担心的是伴随着改革春风催生的小偷们。那时候,所有人的家里都需要木头做家具,见到好的木料顺手牵羊不足为奇。我从来不敢在小木屋里过夜,除了怕黑,还担心锯木厂后面那一大片浓密的桃金娘灌木,随风摇曳的阴影里总像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村里的老人们都说抗日时期,日本人在锯木厂后面的山坡下杀了不少人。

分田到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给我带来另外影响就是推迟了上学。80年弟弟刚出生,家里的农地因老爸锯木在外不能帮忙,只有依靠老妈一个人包打天下。弟弟两岁之前,白天的看护工作就交给了不足七岁的我全权负责。我经常是在院子里一边玩耍,一边还要留意听听有没有哭声。最麻烦就是帮小家伙换屁股下那块破布,一般程序是这样:叫上隔壁张家小我一岁的小伙伴做帮手,一人抓脚、一人拽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将一天到晚拉肚子的小不点从摇篮里捞出来。有一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小家伙一直哭(现在回想应该是肚子饿),就大力的猛摇摇篮,把竹制成的摇篮横梁都震断了。摇篮像失去动力的直升机一样,直堕地面。地下装满草木灰用来接尿的脸盆也给打翻了,尿灰四处飘扬。老妈回来后,目睹此景,换来的自然是一顿暴打及哭声一片。后来,弟弟两岁可以坐稳走路了,老妈就用两个篮框,一边是弟弟、一边是路边捡来的大石头,一根扁担挑著去种地,我终于可以上学了。

锯木厂的生意很好,产生的废木料木屑很多,为了充分利用,老爸又在锯木厂对面马路开了一家老爸茶店,利用废木料木屑来生火烧茶水。老爸还请来擅长制作包子、油条的姑父来帮忙,利用晚上的时间跟他学习制作点心。老妈又叫上文西中学刚初中毕业的小姨妈来帮忙做楼面。姨妈一大早就带上一篮子包子到距离不远的企堆小学(后来更名青山小学,最近几年因为出生率下降,农村小孩越来越少,小学校舍被转变为乡政府办公室)卖。那时候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晚自习之后都要求住在学校,三年级的我终于可以有早餐吃了。为了增加人流,老爸又搞来一台当时城市里最流行的玩意—桌球。那时候我一放学就帮忙看桌球,负责收钱。没有人玩的时候自己就拿起球杆自娱自乐,只有一个人玩时就跟他对垒。当时人还没有台球桌高,但是球技倒是进步神速。

可惜,老爸茶的生意不像锯木厂,一直没有什么起色,那时候农民们的消费能力几乎是空白,一毛钱一个的肉包子总是卖不完。加上外公看不惯我妈跟姨妈这种拋头露脸的“不务正业”,老爸茶店不到两年就关门大吉了。老爸还是继续专心的搞锯木厂,老妈回家养鸡餵猪种更多地。因为在学校里学习成绩表现较好,加上堂兄在目光远大的伯父指示下转到了谭牛第一小学,我在升五年级的时候也被老爸弄到了谭牛一小。因为学校集体宿舍位置不够,我跟另外一个同样来自企堆小学的同学竟然一起住在一小黎校长宿舍里,那是1986年秋季。

刚从农村转到镇上的学校,也算是进城了,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同。坐在我前桌的小美人除了有漂亮的衣裙穿,竟然还有崭新的24寸单车骑。我除了一个破书包,连圆珠笔都是用笔芯插在小竹子里面制成的,每天吃饭用的破旧铝饭盒还是姨妈在文西中学读书用过的。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自惭形秽!

小学升中学有两样东西我印象深刻:第一件是我小升中全县统考分数是171.5分,与鼎鼎有名的文昌中学招生录取分数线相差0.5分。另外一件是早上考完语文后,老爸骑着一辆破单车,穿着锯木厂的破旧工作服一身臭汗的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海南岛七月份中午猛烈的阳光下,老爸手里还拿着一小串平时看到只能暗地里吞口水的香蕉,我立刻掰开一个,迫不及待的放在嘴里,竟然是拔丝香蕉,生的。

为了那0.5分,老爸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在省里面当大官,我第一次听过的老伯公帮忙,结果还是让人失望(那时候可能还不流行走后门)。可能是有一次被谭牛市丁欺负的后遗症,我不想加入当时流行的复读大军,下定决心在文昌华侨中学也搞出点名堂来。三年努力下来,终于在中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文昌中学继而再考上清华大学,为我们村创造了奇迹。

不知道是因为锯木厂的生意越来越差,还是因为老伯公因帮不上忙而深感愧疚,在我读初一时,老爸搞到了去澳门的单程证,锯木厂转到了以五叔为首的叔叔们手里运作。后来五叔因为要经常出厨(五叔叔的厨艺相当出色)帮人家搞喜事,也退了出来。锯木厂又到了七叔那里继续开工。不过,锯木厂锯的木料也越来越小了,一般都是锯枫树或者是台湾思想树给人家钉鸡笼,养文昌鸡。

今年春节回家,我开车走进新建的锯木厂,跟七叔聊了起来。海南岛要办国际旅游岛的消息传来之后,老家的土地突然变得炙手可热,锯木厂亦因为土地纠纷被邻村逼迁。七叔被迫换了一块地方,离路边更远,规模也更小了,连厂名都不敢挂,担心有关部门找麻烦。“就这些东西,花了好几万块钱,就怕台风来。不搞也不知道干什么,再过几年估计就锯不动了,现在请一个工人成本太高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本?晴儿接手的兴趣也不大,他其实技术也不行。”看着树木掩映下新建的小小锯木厂。身材矮小,两鬓开始苍白的七叔眼神里流露出无奈的表情。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在回家的路上,透过车里罗大佑的歌声,我依稀看到的不只是,小小锯木厂一台冰冷的机器及一堆堆没有感情的木料,更多是一个时代农民挣扎向上、脱贫致富的小缩影。

露天的电影院(陈晓洁)

By , May 3, 2016 1:44 pm

文昌露天电影院在文建路与文中路交叉处。四年级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我放学晃荡回家的路上,破天荒地别去马路对面的露天电影院看海报,发现一条小通知,说是当晚儿童可以免费观看《闪闪的红星》。我欢天喜地地回家奔告给了全楼的小伙伴。这是我和姐姐妹妹第一次在露天电影院看的电影。在这之前,我好像经历了很久的电影荒了。

搬去文中坡之前,小时候我家住在紫贝岭。爸爸妈妈舍不得给我们买好吃好穿的,不知为什么倒舍得经常带我们去看电影。紫贝岭下的文南路有电影院,那种老式的室内影院,有着两层楼的硬木座位。八十年代中是国产电影的繁荣期,可惜那时候太小,其实并不能看得懂。就是现在能记起来看过的《咱们的牛百岁》、《快乐的单身汉》这些故事片,也是后来翻家里订的《大众电影》才明白讲了啥故事。所以那时候去看电影主要是看着影片里的食物流口水,盼着妈妈出了影院能给我买根冰棍。可惜几乎每次愿望都落空,妈妈每次都说,口渴啦呀,一会儿回家喝白开水。那种扫兴和委屈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比看了什么电影更令我记忆犹新。

在文南路老影院看电影的记忆,随着年龄增长反而越来越模糊了,三年级后渐渐地就不怎么去了。因为爸爸外派工作了,也可能是电影越来越不好看了。这么回想起来,《闪闪的红星》真算是我童年第一部完整看懂的电影了。当时文中坡的居民不多,这个半坡路上的露天电影院看起来像没人光顾似的萧条。一个几米宽的大门进去,有个水泥地的院子,院子中央立着一块铁皮板的公告栏。公告栏上面,新的电影海报糊在旧海报上面,旧海报则层层叠叠任由日晒雨淋至发旧、脱落。水泥院子后面是一排两层的旧楼房,这是放映室和工作室。穿过旧楼两侧的检票口,你才会发现露天电影院原来挺大的。和旧楼上放映室遥遥相对的放映台上长着草,放映台前面的水泥条凳阵列,前低后高在水泥地缓坡上排列着。我还依稀记得某年被学校组织来过这里,参加观看刑事犯罪分子的公审大会。

国产片下坡了,文南街老影院不可逆回地衰败了。但是这么一个萧旧的露天电影院,谁能料想得到,它将很快迎来自己热闹灿烂的黄金时代。那也是繁荣的港片,带给90年代的文昌中学孩子们的流金岁月。

文中里有9成的学生在寄宿。2000多个鲜活的青春,在大得无边的校园里蓬勃生长,不能不被严格和有规律的作息时间管束着。从每天清晨6点钟校园广播里准时响起的《歌唱祖国》,到每天夜晚11点准时熄掉的宿舍灯火,从被体育委员勤勤恳恳点名的早操,到班主任暗中逡巡的晚修,学生们教室宿舍饭铺三点一线的日常路径被规划得整齐如一。学校提供的公共娱乐,唯一和最令人期待的,就是每月一次在露天电影院包场看的电影了。

每月一次包场看的电影的时间,是不固定没规律的。某个上午或下午,广播会在你刚做完课间操、或在教室里叽喳、或在小卖部吃冰果冻的时候,出其不意的响起,通知各班文娱委员去团委办公室领取电影票。校园里的欢呼声雀起,和晚自习时候教室里突然没了电一样。领着一张两指长宽的纸票子,我们像极了轻快的喜鹊,回去晚饭冲凉。晚自习因为看电影自动取消,不管那天的晚自习被哪个科任老师安排了多么重要的考试,都统统自动取消。班里绝不会有同学因为今晚的考试顺延到明晚了,就会放弃了电影留下来学习。不管多么勤奋的学生,都不会浪费掉那张纸票子。

露天电影院的水泥长条凳是随意坐的,并不按票上的坐位号来。大家就会和各自同伴好友相约着去。我中学一直走读,家里姐妹又多。所以我放学后回到家里,一起去看电影的固定影伴就是姐姐庆晓和她同学凌云,还有妹妹。回想起来有些遗憾,从来没有和同学一起看过电影。

90年代初开始,露天电影院已然是港片的天下了。港片虽然璀璨得犹如夏夜的星空,然而确实空良莠不齐。但学校并不挑剔,只要是影院能放出来的,就敢让学生们看。警匪、黑帮、无厘头、追女,赌神赌侠,毫不担心青少年的身心受到污染。如果有政治正确的影片,那更是必须的了。可惜政治正确的国产片,记忆里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只记得《豆蔻年华》,《三大战役》,《蒋筑英》。刚刚上初一看的《豆蔻年华》,讲了一个农村的女孩子到省城上高中的青春励志故事。片中的女主角写给自己一条朴素又真诚的励志语“别忘了,你是从农村来的”。这一句话真真地感动了带着乡愁刚来到这个重点中学学习的女同学们。第二天这句话出现在班上所有农家女孩子们的笔盒里。我在的这个班是年级重点班,班级及年级的第一名永远是我的同桌秀头,并带领得大部分女生学习都很优秀。女生成绩优异过男生,这在我这届之前是极罕见的。不知道《豆蔻年华》是否真的起了那么一点催化作用。也许秀头已经忘掉了这部影片,我却因为有志气的秀头还依稀记得它。

好像扯得太远了,我们的主流主要还是周润发,刘德华,周星驰。除了学校的包场,露天电影院周六的夜晚也是很热闹的。文中周日到周五都是要上晚自习课的,只有周六晚上不需要上自习。对于住校的学生,不能回家的小周末,周六晚上的自由时间显得既珍贵又孤寂。露天电影院的票价一直是一元两角,相当于学生在学校一顿餐费。稍微省一下,电影票钱还是负担得起的。寒暑假各种竞赛辅导班,初三高三的假期补课期间,学生们更是有理由和心情去电影院,在精神文明教育方面也给自己“加菜”。甚至在高考倒计时的时间里,露天影院都经常预演着青春即将散场的聚会。

这时候的爸爸妈妈,已经不看电影了,喜欢这潘虹龚雪的他们,显然不容易接受关之琳张敏的。露天电影院已经是只属于年轻人的片场了。除了让孩子们消费刘德华的脸,和在清苦的求学生活中释放一点青春的本色之外,露天电影院也在包容着那些朦胧的爱慕暗生的情愫。毕竟这是学校围墙外,学生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的、几乎是唯一的娱乐场所。我唯一一次当电灯泡,就在露天影院。庆晓的好友,被一位男同学约去看电影。可能这位师姐羞涩到有点不知所措,叫上了庆晓带上我和妹妹一起去。本想约心动女生看一场电影的那个师哥,看到来了一串电灯泡,估计当时心头有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挺不合适的。能让他们感到安慰的,就是我们都算得上有节操的、守口如瓶的电灯泡吧。

青春终于散了场,我们都消失在了茫茫人海。随着刘德华周星驰的老去,露天电影院一进入本世纪就迅速地走到了凋敝的那一天。这之后许多年间,文昌没有一家电影院,反正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华语电影吧。轮到国产片良莠不齐地繁荣起来的时候,文昌终于又有了新式的室内电影院。在故乡或他乡,我们还会走进电影院,闻着令人上火的奶油爆米花,静悄悄地走进铺着厚厚地毯的漆黑的演播厅,去叹别人的青春与人生。露天的电影院,嘈杂的入场,被叫卖的冰棍和甘蔗,走过了岁月的光影,成为了电影上的场景。

琼华村事件中的几个问题

By , May 2, 2016 6: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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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防队员的执法权问题

治安联防队存在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下面两条:

(1)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继续加强群众性治安联防工作的请示》,其中的一段为:”治安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搞好社会治安要依靠社会的共同努力。街道居民、企业单位自己组织起来,集一点资,出一些人,用于维护本地或本单位治安,既服务于社会,自己也受益,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作法,不应否定,应继续推行。”

(2)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第5条:“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动员和组织城镇居民和农村村民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学生,建立群众性自防自治的治安保卫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和警民联防活动。”

换句话说,治安联防队是“自防自治”性质的组织,其行动是被动性的,是防御性的,不具备主动执法的权力。

二、联防队员使用警用器械的合法性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警械,是指人民警察按照规定装备的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手铐、脚镣、警绳等警用器械;所称武器,是指人民警察按照规定装备的枪支、弹药等致命性警用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五条:“人民警察依法使用警械和武器的行为,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十六条:“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执行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时使用警械和武器,适用本条例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

根据以上规定,只有人民警察以及武装警察才可以依法使用警用器械。除此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使用警用器械。

三、“拆迁执法”的合法性问题

在琼华村拆迁事件中,治安联防队员受邀参与了“拆迁执法”。问题在于,治安联防队不具备执法权。因此,联防队员的参与使得原本合法的执法主体变为非法。由于执法主体不合法,这一次“拆迁执法”行动实际上是非法的。

在这次非法的“拆迁执法”行动中,联防队员违法使用了警棍、电击棒、盾牌等警用器械,是犯罪行为。

由于这次“拆迁执法”行动本身是非法的,因此不存在所谓的“执法中使用暴力的行为”。

四、秀英区原区长黄鸿儒的责任问题

秀英区原区长黄鸿儒作是这次“拆迁执法”活动的总指挥。是他调动或者雇佣不具备执法权的联防队员参与“拆迁执法”,使得“拆迁执法”从合法变为不合法。

联防队员的犯罪行为,是在受调动或者受雇佣的前提下发生的。因此,秀英区原区长黄鸿儒是这一系列犯罪行为背后的真正指使者。

五、其他

建议海口市公安局和检察院对秀英区原区长黄鸿儒立案调查,追究其在这次非法的“拆迁执法”行动中的犯罪问题。

海口市市长倪强是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黄鸿儒的直接领导,建议追究倪强的领导责任。

建议海口市各级政府注意在拆迁执法行动中执法主体的合法性问题。

(我本人不反对必要的拆迁行动。如果政府执法需要,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行政手段申请必要的国家暴力,包括调动警察和部队。但是当政府指使或者雇佣非法武装参与拆迁的时候,拆迁行动本身就失去了合法性。)

《紫贝拾遗》征稿启事

By , April 26, 2016 1: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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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飞想编一本关于咱们文昌的书,已经有些年头了。

家乡人常说咱们文昌是文化之乡。阿飞以为,“文化之乡”作为一项集体的荣誉,是需要一些集体记忆作为根基的。这种集体记忆有别于正史。它不仅仅是谁打了什么仗,谁当了什么官,谁得了什么奖,谁修了什么路,谁盖了什么楼。在正史中,作者总是将人物按照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进行描写,作为德行的榜样昭示后代。一旦人的面目变得模糊,与人相关的事也就疑云丛生了。近些年来,阿飞陆陆续续读到一些关于文昌的官样文字。从这些文字里,阿飞读不到故乡的模样,也读不到故乡的味道。

近几十年来,文昌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所依恋的一些事物,不知不觉地在岁月的流逝中褪色、消失。譬如说,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可能并不知道水井长什么样。我们所痛恨的一些事物,却无声无息地代代相传,根深蒂固。譬如说,有些地方的女孩至今仍没有上饭桌吃饭的权利。这些变化或者不变,在近代关于文昌的文字记载中,并不曾激起些许涟漪。一个时代在我们面前轰然而过,却并不曾留下些许痕迹。这真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

因此,阿飞想编一本关于咱们文昌的书。书名暂定为《紫贝拾遗》,计划在今年年底出版。阿飞希望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通过一个个普通的家庭、村庄、乡镇,记录下文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全貌。这些故事可能是模糊的,是混沌的,是有争议的。哪怕是同一件事情,也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这些视角和观点没有对错,只是作者本人彼时彼刻的主观感受。这些零散的故事汇集起来,就是我们文昌人在这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诚然,这样的集体记忆并不完整,但总比集体性失忆要好许多吧。阿飞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能够让未来的文昌人知道文昌在我们这个时代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在此,阿飞诚挚地邀请所有文昌同乡为《紫贝拾遗》一书赐稿。您可以写您的家庭、亲戚、村庄、乡镇,或者任何您认为值得纪念的人和事。稿子的体裁不限,字数也不限。但是阿飞建议您增加细节,从而使得读者能够理解您所描述的事物。您的稿件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qjiang@ieee.org。阿飞会认真阅读您的稿件,并给您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作为编辑,阿飞只希望本书付印时各位作者均已畅所欲言。确认被本书收录的稿件,阿飞会暂时发布到阿飞博客网站的《紫贝拾遗》栏目下(http://www.qyjohn.net/?cat=11)。各位作者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或者其他方式将这些稿件分享到自己的社交网络。

谢谢各位文昌同乡的支持。

阿飞
2016年4 月 于
雪梨

追忆文昌:老去的建筑和昔日荣光(蔡仁潭)

By , April 25, 2016 6:04 pm

小满刚过,地里的庄稼看上去长得很好。一位笔名鱿鱼的诗人坐在海南岛东北部的文城,安静地喝着老爸茶。和他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家乡文昌正掀起一场如火如荼的开发建设热潮。开工鞭炮锣鼓声、推土机轰隆声彼伏此起。面对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鱿鱼说,他看见了红尘万丈。

旧梦新想:偃武修文再修楼

诗人所在的文城镇,是文昌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有着好听名字的文昌,历史可谓悠久。公元前110年,即汉武帝元封元年设为珠崖郡紫贝县地。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珠崖郡撤销后,紫贝即成废县。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在紫贝县故墟上置武德县,属临振郡。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改名为平昌县,属崖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更名文昌县,意为“偃武修文”。公元1995年,撤县建市,改名文昌市。名字更替间,文昌的历史已穿越2100多年。

如今文昌人甚是怀念昔日的荣光。怀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失落和迷茫,甚至空虚。想当年,“一里三进士,七里八举人”,钟灵毓秀、文风蔚起。文化大师陈序经辉耀华夏。宋氏家族演绎政坛传奇。近代更是涌现出国共两党207位将军,如张云逸、郑介民、陈策等,可谓群星璀璨。即使到了1980年代,海南政府机关里,椅子上坐的大部分也都是文昌人,因此有“没有文昌不成机关”之说。那些漂洋过海创业奋斗的文昌华侨,也是翘楚频出:泰国前副总理黄闻波、泰国前财政部长云蓬松、马来西亚前教育长朱运兴、新加坡前内务部次长林徐典、世界人造花大王欧宗清、世界橡胶大王郭巨川、泰国著名商界领袖郑有英、香港著名企业家邢李火原等等,在政商界各有不凡成就。

新世纪以来,“文化之乡”、“国母之乡”、“将军之乡”、“椰子之乡”、“排球之乡”、“华侨之乡”这些冠冕之谓光芒犹在,只是文昌人在论及时,少了些许自信和自豪,多了点尴尬和不安。他们知道,自己的家乡在海南的影响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日渐式微了。

但文昌人一直在追逐“中兴之梦”。现在他们把这个梦寄托于“航天发射基地”和“国际旅游岛”。2009年9月14日,中国第四个航天发射基地在文昌市龙楼镇动工建设。2009年12月31日,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对这两大“利好”做出最大最快反应的首先是它的房地产业。航天发射基地动工前,文昌市商品住房均价每平方米3000多元,仅过半年多时间,这个数据已经飙升至6000多元,翻了一番。

高楼叠高楼。在“文昌中兴”的殷切希冀中,如果把眼光投向那些老去的建筑——孔庙、骑楼、书院、民居……,或许能给躁动和冲动的人们在面对钢筋水泥时提供一种思考和反思。在历史烟尘中,它们依然闪耀着坚定而纯粹,并且能穿越时空的光芒,即使这些光芒经常被现实的眼光忽略,虽然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这种光芒的价值。对此,鱿鱼在一首诗里写道:

他们狂欢的时候我心底有浩淼的忧伤
看客时代潮汐涨落
英雄被当作疯子
黄金已贬值为纸张
海岛失语古城无言
河景醉尝处新月如钩
我的腰包日鼓 我的精神萎靡
四顾繁华 怅惘

文昌孔庙:千年儒风今安在

孔庙

最近一次礼拜文昌孔庙,是在2006年的芒种前夕。当时点上一炷香,祈求的是获得思想和智慧。

被誉为“海南第一庙”的文昌孔庙,始建于北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是海南省惟一保留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大到造型、布局,小到雕工、着色,从它身上可以窥探到古代建筑理念和古人的精神信仰。其实如今在文城镇文东里20号看到的这座省级重点保护文物,是一位名叫赵文炳的知县在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迁到该址重建,并使之初具规模的。

文昌人应该深深感谢这位七品赵知县,他树立起的不仅仅是一座物质意义上的建筑。孔庙整体布局严谨,平稳方正,主体建筑构成一条中轴线,讲究左右对称主次分明。由四根白色石柱构筑成的“棂星门”即是中轴线起点。门下一古井,曰:圣泉。以泉为源点,浸润文脉,难怪会人杰地灵了。穿门而过就到了前庭,内修有体现儒学建筑主要特征的半月形泮池。依古制,孔庙必有半月形水池,称作泮池或半璧池。泮池之上,架有厚重的状元桥,桥正对面,孔子行教塑像谦恭儒雅。多少年来,又有多少人穿桥而过,走向了这位千古至圣?走过前庭,便是构造精致的大成门。“大成”取自《孟子》语:“孔子之谓集大成”。跨过大成门进入一个类似四合院的建筑群,正中央就是大成殿。殿前宽阔的月台两侧看面上,明代石刻浮雕依然向我们呈现栩栩如生的麒麟、鱼鸟和花卉。殿内正中供奉着孔子圣像,两旁是“四配”和“十二哲”的牌位,孔子像正上方挂一涂金描红牌匾,上书:“万世师表”。此为康熙皇帝所题。另外还同挂有道光、嘉庆、咸丰御题的“圣协时中”、“圣集大成”、“德齐帱载”牌匾。

我们看过太多所谓的现代建筑,它们往往缺失精神和思想而显得浅薄又笨重。孔庙的匠心独具足可让不少现代建筑设计师汗颜。无论梁枋檐板还是门窗隔扇,均雕刻祥龙彩凤、名花瑞兽,建筑物的雀替等构件多为精致的透雕。尤其大成殿,整体上是框架式木结构,均由朱红柱子巧妙支撑。梁上直接架檩,三架梁檩上不用普通的脊瓜柱,而是以三角形面透雕代替,整体结构简约生动、古朴庄重;屋脊正中安有琉璃双龙戏珠,上檐角和脊上也安有龙和凤;外檐柱多采用整条石柱或下石上木相结合,以防止雨水、潮气侵蚀。木石之间、梁檩之上,古人的智慧彰显得如此尽致细腻、博大精深。

那一次的礼拜,并没有觅访到传说中的蔚文书院,后来才知道,作为孔庙重要组成部分、始建于1802年时名“文昌学宫”后1804年易为现名的蔚文书院,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早已破败荒废、面目全非。之所以对蔚文书院如此牵念,是因为它是我母校文昌中学的前身。诗人鱿鱼正是在文昌中学任教。

如今谁还会想起这种前世今生的因缘?多年以后,现在所建的建筑,还会有多少值得品味,成为文昌文脉延续的见证?诗人对此显然感到悲哀。这种悲哀犹如文昌孔庙的一个遗憾——文昌孔庙是中国惟一一座不朝南开大门的孔庙。据说文昌先人曾经立誓:若文昌未出状元,孔庙就不开大门。但有时天总不遂人意,历史上共出过16名进士、103名举人的海南文化发达地区文昌,一直没出状元郎。所以文昌孔庙至今没有大门,只有一左一右两个侧门。

但文昌人通过其他方式来追逐状元梦。1993年,文昌孔庙举行首届“文状元”大奖赛,众学子在庙里当场作文,竞争花魁。据说得中者还会穿上状元袍、戴状元帽,在锣鼓和鞭炮声中坐轿巡游文城的大街小巷。此事一时成为美谈佳话。

前不久看到一篇报道,说是文昌将投资3500万元修缮、建设文昌孔庙文化区。只是不知道,先贤的儒雅风度和仁德之道是否还能唤回,并浸润到当代文昌人的知和行之中。

去年秋天,在文城和鱿鱼饮茶闲聊,辞别诗人后,路过孔庙,看见夕阳光里,沉默孤独的孔庙正在与人欢马叫的宾馆酒楼发廊按摩院两相对立……

南洋骑楼:民国遗韵犹可寻

骑楼

还是那一天,鱿鱼骑着摩托车,带着我穿过文城文南街。这应该是这座古城最具特色的一条街了,紧依文昌河而建,蜿蜒一里多,两边都是南洋风格的骑楼。

史书记载,骑楼起源于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19世纪初期,南洋华侨把这一建筑风格带回中国沿海各省,于是这种“外廊式建筑”迅速在华南各城市盛极一时。

文南老街的骑楼兴建于1920年代,由于南洋味十足,很多影响一时的电影,如《台湾人的根》、《海外赤子》、《天涯怪客》等均到此取景拍摄。除了文城文南街,文昌主要还有两个地方建有骑楼,一处在会文镇白延墟,另一处位于铺前镇胜利街和渔港南街。其中后者骑楼规模海南第二,仅次于省城海口的几条骑楼老街。

白延墟颇具传奇色彩。海南素有“海南华侨看文昌,文昌华侨看白延”之说。文昌这个总人口仅有57万的县级市,海外华侨却多达120多万人。当时一批批华侨从南洋归来,带回了一箱箱钱财,陆续建起一幢幢骑楼,开设各种商铺,一时间白延墟的繁华远近闻名。

让人惊叹的是,这个小墟不到一公里的街市上,骑楼连骑楼,其中20米长的范围内,民国时期竟同时开设了3家外资银行。如今,曾经的繁华早已湮灭,当年的“花旗银行”,只剩下一根石柱和地基。仅存的三幢骑楼,中间那幢是以前的“汇丰银行”,右边那幢是曾经的“渣打银行”,左边那幢则是当时的“和记信局”。如今,熙熙攘攘的赶集人匆匆而过,也许已经没有几个知道他们的先辈,曾在这里欢喜地取出接济家用的钞票,然后发出一封寄往南洋的万金家书。

铺前镇的骑楼,始建于清末的1895年,到民国初期的1920年代已初具规模。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昌重要港口古镇,铺前早在明代就是商船忙碌、富贾云集的繁华商埠。如今透过这些历经沧桑的破败骑楼,依然可以想象当年的盛况和荣耀。但不知道人们是否还会想起那些曾经的“番客”——文昌人把下南洋谋生的人称为“番客”——正是这些在异国艰辛打拼的“番客”,在文昌历史上留下了“下南洋”和“建骑楼”两段闪亮篇章。

骑楼之所以能在南方成规模地盖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功能符合南方的气候环境和南方人的生活情致。骑楼在外型上一般分为三部分:楼底、楼身、楼顶。楼顶有女儿墙和山花,构成一条条动感十足的天际线。楼身则有造型精致的窗楣、壁柱,并施以浮雕、砖雕花饰。花饰有龙凤松鹤、梅兰竹菊、藤蔓飘带等祥瑞淡雅之物,尽显审美志趣和艺术价值。楼底由廊柱支撑,从马路边缘到门口的进深约有几米,众多骑楼连在一起,底层便形成一条通透宽敞的柱廊。这条柱廊对于长期处在多风雨、气温高环境里的南方人,真是太重要,也太实用了。连廊连柱,空间开阔,更利于商业活动,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开放的胸怀和意识。骑楼冲破了居家单门独户的束缚,邻里间大人可常在一起纳凉聊天,小孩则能随时随地聚集玩耍,老人也会坐在花梨椅上,摇着蒲扇含饴弄孙。闲适和睦的生活尽在骑楼之中、之间。

鱿鱼说,这样的生活现在已经很少有了。是的,现代人都用坚固的防盗铁门和围墙把自己禁锢、把别人防范了。时代变迁,当年风情浓郁的骑楼如今已是墙体剥落、衰败残缺,只能从依稀精致的花饰、浮雕品味远去的南洋风格和民国遗韵了。

雕花镂纹犹在,只是朱颜改。那天坐着鱿鱼的摩托车,走马观花文南路,两边的骑楼几乎全都披上了商业外衣,缤纷多样的广告牌、霓虹灯,凌乱交错的电线,做工粗糙、缺乏美感的外立面改造,让它们在现代文明下愈显尴尬。真不知道是骑楼在雕刻时光,还是时光雕刻了骑楼。

2009年初,海口完成了《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综合整治规划》,2010年第二季度将动工进行海口骑楼老街保护改造。对比之下,文昌骑楼命运将会如何?

骑楼无语,悄然静立。文南路旁,时光和肮脏的文昌河缓缓流逝……

宋氏祖居:顺道循势坐琼州

宋氏祖居

1872年夏,韩教准离开家乡文昌县古路园村那一天,应该会深情回望自家那栋传统的农家宅院。这位小名阿虎的九岁少年,像当时很多文昌人一样,要远下南洋赴爪哇谋生了。只是他不知道,他的这次背井离乡,将会繁衍出一个影响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史长达半世纪的“宋氏家族”。

三年后的1875年,同样是一个夏天,阿虎跟随宋姓舅舅远渡重洋去了美国。在波士顿,被舅舅收为养子的阿虎,改名宋耀如,跟随养父做起了丝茶生意。后来,再后来,就出现了叱咤风云的“宋氏家族”: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于是有人说,那是因为宋氏祖居风水好。

位于文昌市昌洒镇古路园村的宋氏祖居,坐落在一片山丘上,四周被椰子、荔枝、杨桃、龙眼、牛酸、油茶等热带亚热带果树所环抱,可谓幽静古朴。附近有山,有水,有田野。有堪舆师如此评点宋氏祖居:脉发五指,背山面海。在宋氏祖居坐西南向东北的这条轴线上,西南端的五指山巍峨高大,雄峙排列于宋氏祖居之后,成为其坚强的祖山。宋氏祖居领千山万水之先,顾东北而滨南海。

这座始建于清代道光年间,坐西朝东,二进格局的建筑,由2间正屋、2间横屋、2间门楼和院墙组成,属典型的具有海南特色的类四合院式民居。

海南民居对地理环境、坐落势向很是讲究,强调“前面水、后枕山”,坐向以坐北朝南、坐东朝西居多。布局上“外封闭、内开敞”,空间上主体分明、错落有致,主要由正屋、横屋、庭院、廊道、门楼、围墙等构成开敞通透的体系。正屋是主体,居整座建筑的正位。正屋前面或后面是带有走廊的结构,海南话叫做“飘”。“飘”能起到遮日避雨作用。显然,这是针对海南气候特点而设造的。如果家底殷实,正屋屋顶四角会筑有避邪的“龙翅”,屋脊上会有龙凤麒麟等瑞物坐镇,并配以精美浮雕纹样,内外墙也会雕绘寓意吉祥的山水花鸟,后面还会建一个后院,院里再依风水命理种上一些树木,用来遮荫纳凉和增强居家运势气场,有雅兴的还会在此邀月畅饮、品茗对弈。

宋氏祖居无论规模还是气派,都远比不上宝芳富宅村韩家宅、头苑松树下村符家宅、会文欧村林家宅等深宅大院,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宋氏先辈的日子过得还是较为清贫。因此少年阿虎才会背井离乡谋生活,然后变成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实业家、孙中山先生的坚定支持者和亲密战友宋耀如。

1887年,宋耀如曾经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故乡。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他还乡又离乡时的情景,但这座建筑面积仅198平方米的农家小院,已经烙上深深的宋氏印记。

1936年,宋子文还乡。在设在文昌中学礼堂的欢迎大会上,他的一番话想必赢得了热烈掌声。他讲道:父亲生前嘱咐过他,做不成人,不能回文昌认祖宗,现在他遵父亲的嘱咐,回故乡来与各位乡亲父老见面。但遗憾的是,宋子文来不及回到祖居便因西安事变匆匆返程。烽烟滚滚的1941年,日本兵侵入古路园村,在宋氏祖居外墙上用石灰写下五个醒目大字:“宋子文之家”,告示部属“注意”。宋氏家族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2009年4月7日,宋子安次子宋仲虎之妻宋曹琍璇等一行六人从海外回到古路园村寻根问祖,并在祖居前种上两棵椰子树。这时候,距宋子文还乡已整整73年。

岁月流转,朝代更替,世事沉浮。这座建筑普通的文昌民居,正是它背后的故事以及所蕴涵的居住理念,让它显得如此的质朴而厚重。

这篇文章快写完时,我给鱿鱼打了个电话,说我正在应约写一篇关于文昌旧老建筑的文字。我们身边的建筑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尤其那些被称为房子的,往往只是一个安身之所,而非立命之托。因为它们蕴涵不了也承载不了人们对生活的理解。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只顾着拼命往前跑,没有时间也忘了回过头看看是否走歪或者走反了。发展,并不都是向上和往前的。有时候,我们需要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原路返回,才能发现并找回丢失了的珍贵东西。

有时候,该想想,顺天道、循地势、修人身。这也不仅仅是在说建筑。最后,还是用鱿鱼一首仅四行的诗来结束这篇文章。

我们的城镇

风月场一处二处三处
食肆歌坊四处五处六处
图书馆 没有
电影院 倒闭了

2010年6月初于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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