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心声 (黄有存)

By , 2016年5月31日 8:16 下午

我是生于柬埔寨皇国的一位海外华裔,自出生就跟随着离乡背井、流落他乡异国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从小就一直聆听父母用心良苦的叮咛:“谨记祖籍家乡地址:中国海南岛文昌县龙楼墟歧山村(现改为“西山村”)。”

日子如泉,潺潺流逝。童年与青年时光,我就一直背着书包勤奋读书,快乐生活。在父母亲艰苦奋斗和努力呵护下,我一直深受良好文化教育环境的浸泡,终于在上世纪1970年完成了中、柬、英、法等语文课程,基本通晓这四国文字。我感觉自己是海外游子中快乐度过童年和青年美好时光的幸运者之一。

学业有成,我踌躇满志。正当我大踏步跨入社会谋求发展的时候,1970年代,柬埔寨发生政治动乱,派别纷争不断,四面战火连绵。1975年,柬国不幸演变成一场践踏人伦、绝世凄凉的政治阶级斗争的悲惨结局——红色高棉的残暴专制统治(1975-1979)。当时,幸好父母亲先知先觉,预感到柬国局势恶化,事先安排、催劝我前往法国留学。但由于我感恩父母的信念和酷爱家庭的观念浓重,不愿离开父母,最后才决定临时逃离烽火干戈之地,远走越南胡志明市避难,幸运地躲避了那几年发生的一波又一波劫难。

离乡背井、飘浮于异国流浪的我,直到1983年柬国获得解放后,才有机会回到柬埔寨的家。那时,我返柬寻觅家人心切,探听家人信息后,只身返回金边市。真是天公不负有心人,我恰好找到了母亲和唯一的亲妹妹,我们相拥而哭,一把辛酸泪,几年离别情,一时难以诉说清楚,我们全家终于再次团圆。但最令人心痛、遗憾的是父亲已经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病逝,连尸首都没有找到。我变得默默寡言,担负起“父母养我大,我养父母老”的为人子女之责任,一直呵护老母亲和家庭直到如今。

我重返金边与家人团聚时,正是柬埔寨刚刚重获解放,首都金边的社会环境非常落寞,市区街道行人稀少,到处是垃圾如山,一片狼藉。商铺店面寥寥无几,生意萧条,更多是开设在路边的食物摊档,整个社会环境都变得那么的陌生。昔日的朋友、同学与邻里熟人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着那些穿着潦倒破旧,仍然默默生活的人们,我感到情景非常凄凉,民不聊生,特别无助。柬埔寨政府当时还没有自己的纸币(国库全空,红色高棉当权时期宣布钱币作废),一切生活买卖全靠黄金和大米做交易。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那部分人,每月靠领取大米作为公务员的酬劳;其他大部分人是依靠前往柬泰边界,走私货物运回金边做买卖;还有另一部分人是从金边市场将泰国货物带往越南边界交易。全部是走私买卖,所有交易都是以黄金计价。国家百废待兴,处于混沌、无序的状态。

我从越南返回柬埔寨,在金边生活3个多月,对金边的现实环境有深入了解后,才吩咐老婆从越南带孩子过来柬埔寨。当时觉得单身是不能作业营生的,只有夫妻一起相互照应才能有力量满足一个所谓“成家立业”的条件。刚回柬国,我们一家三口根本没有住所,只能在妹妹住宿的天台顶楼暂时用30多片茅草盖顶栖宿。实在是苍天有眼,天公作好。在越南逃难期间,我跟别人学会了煮制食品牛油(土制品)的工艺,便将手上唯一的3钱黄金进行投资,开始煮制牛油供应市场、金边的咖啡庄和饼干厂,生活就在这样非常恶劣的环境中艰难蹒跚。这项生计一直维持到1986年。后来,柬埔寨社会逐渐发展进步,国家开始有了进口货物,食用牛油被进口商从马来西亚带进,价格与质量都比我们自己生产的好。故此,煮制牛油的小生意也就结束了。经营3年煮制牛油的生意,我积攒了一些美金,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购买一块地,兴建现在所居住的楼房,拥有一个完好的家。

1989年,我和友人合作开设 “迎宾茶家”茶楼,经营了一年,租赁合同到期后又收摊结束。后来,我担任房地产中介大约4年,由于柬国的政事未能稳定,经济发展缓慢,业务不尽如人意,最后还是放弃了房产中介行业。失业一段时间,直到1996年,我经友人介绍到一家大赌场(HOLIDAY CASINO 假日大赌场)担任老板的私人秘书,一年后辞职转行开设翻译室,投入到自己喜欢的文化事业上来,一直到现在。想起以往生活如此的波折和坎坷的人生道路,我一方面努力去谋求生计,一方面全力去照顾子女。孩子们一天天地成长,几十年间,我积极提供条件,帮助子女(黄志远、黄立新、黄小玲和黄小娟)完成了华文中学教育,并逐个主持他们完婚,扶助他们成家立业。如今,我已经65岁了,算是勉强地完成了为人父母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同时也能对祖先有一个完好的交代。自拟一首《无日天》,以写史实,抒发衷情,展望未来,祈求福祉。

无日天

风云翻天覆地,黑蚁起猖狂,
暴政踏遍野,伤亡命数万千,一场腥风血雨,
惨绝人伦,古今绝后,留下人间千古恨。
三十八年已过,屈指一瞬间,
忆沧桑岁月,仍是惊魂动魄,人心缺安无比,
历史见证,莫可前辙,让人寰同享太平。

一直到公元2004年,我才实现父亲有生之年所吩咐的遗嘱:“孩子,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带妹妹‘回家’!”在当年的秋季,按照父亲以往所叮咛“家”的地址,我和妹妹黄爱芳两人买了机票飞往海南岛。一路探问文昌县龙楼镇歧山村的归途,最后终于在一位黄姓兄弟的引领下回到“家”。我们心情激动,狂欢热泪。老家的兄弟姐妹们更是欢喜若狂。大家手拉着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真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兴奋的心情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乡亲们在家门口点燃鞭炮来迎接我们兄妹俩。面对着未曾谋面的兄弟姐妹,有如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有亲切感,一点都没有陌生的感觉。大家尽情地欢聚一堂,畅谈着“家”与父辈们的故事。在老家期间,我们一起去祭拜母娘陈连珍的坟墓和父辈们的祖墓,几张黄纸,些许香烛,几多泪水,诉说着海南家庭的变迁,倾吐着对亲人的思念。返回柬埔寨后,爱芳妹妹一家就去美国定居了。

时光荏苒,事隔11年后,于公元2015年秋季,我再次携手太太、女儿一起“回家”。我们夫妇既能在祖宗台前见证一下正式的夫妻身份,也能诚心抚慰父母的在天之灵,这也就恪守了我为人夫的婚姻原则。

此次“回家”,今非昔比。老家盖起了两层小楼,通电、通讯、通路,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西山村到处都是新房子,邻里宗亲头笑面春,兄弟姐妹其乐融融。弟弟黄有利、黄有宝申请休假带我们到祖国最南端的国家级五A级旅游胜地三亚,游览“天涯海角”和“南山圣地”,观赏南山佛教文化、历史古迹、民族风情,参观带着热带海洋风光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区,瞻仰海岸边竖立着一位佛门尊者——海上观音。这108米高的“南海观音菩萨”和许许多多旅游景区的美好风光令人流连忘返。“天涯海角”和“南山圣地”人山人海,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如织,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皆大欢喜的景象,使人瞬间忘掉了凡尘的世界!

在观赏海边椰林途中,尤其是参观了具有“椰乡”美誉的东郊镇时,一片绿野般的椰林和微带海洋气候的凉风扑面而来,美丽清澜湾的海滨景点,具有清澈的海水与天际相连,洁白的细沙构成一幅引人迷恋忘返的画面。回返途中宽广的柏油大道和两边美丽的建筑、市集与油绿绿的园林村庄呈现出社会进步、和谐的一种景象,真实佐证了祖国小康社会改革政策所带来新农村崛起的丰盛硕果。

我的祖籍龙楼镇位于文昌市东部,距离文城镇40公里的铜鼓岭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名叫歧山村,如今被称为“西山村”,那便是我的故乡。那里流传着我父亲、兄弟姐妹和祖辈们的故事。村的周围都被椰子树围绕着,原有多栋传统古老建筑群,全村有60多户人家,只有黄、林、何三种姓氏。几年来,故乡龙楼镇的发展实在是不同凡响,祖国最南端的火箭发射场——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正好就建设在西山村斜对面的一块三面环海的宽阔地盘上,与海南著名景点铜鼓岭遥相呼应。2016年6月,国家将在此发射场发射“长征七号”火箭,届时将吸引各方国际人士的关注,一定是非常热闹。龙楼镇也正在创造条件,为八方贵宾做好接待准备。从文昌县城通往龙楼镇的道路全部以国道标准工程建设,四通八达。西山村的周围及沿海地带已经吸引了国内外多家大型国际级企业纷至沓来,投资开发房地产,将龙楼镇西山村的风水地势铸造成具有山海天一色的南国风光旅游休闲度假胜地。如今,央企鲁能国际集团在龙楼镇西山村周围进行大力投资开发,建造时尚住宅、商场、写字楼、地产、度假村、酒店休闲等特色产业。在拐弯进入西山村路口处,我们看到一栋栋款式新颖的大厦楼群,绿树成荫,花草争妍。一排排挺拔的野生槟榔中间点缀着花卉,车道小径光滑平坦,里面还装饰着许多大块雅石,参杂种着透红的牡丹,更加展现出该区域堂皇高雅的气派。

山东鲁能国际集团给西山村展现一片靓丽的风光美景图。西山村后面靠近海滩的土地,现建筑有花园草坪别墅、楼房和许多带有西方文明风格的建筑物群,还有一幢金碧辉煌的观海大酒店,呈现出与前面建筑群不同的格调,风景优美,令人身心感到愉快、舒畅。据说,钟灵宝地铜鼓岭也已被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前期规划,准备投资开发“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如此,三亚有寿比南山南山景区,龙楼有福如东海铜鼓岭景区。东南呼应,天下一绝。想想也醉了。

海南岛自从父辈们所述说的岛屿,直到公元1988年4月,中央政府成立海南省,设立海南经济特区以后,她真的成为一个不平常的省份,她的土地面积(包括陆地与海洋)却是中国第一大省,海南经济特区是中国最大的省级经济特区,也是唯一省级经济特区,她是仅次于台湾岛的中国第二大岛。在地理位置上,海南岛北部有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临界,西与北部湾、广西省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对望,东南和南边与南海、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她的海域范围还包括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海南岛是中国的南大门,具有丰富的资源,更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就是我成长过程中聆听父亲讲的有关家乡的故事,我的创业发展史以及两次回到西山村老家后凭记忆书写的真实感慨。在此,留下我对故乡一直以来怀念与祝颂的两首诗:

乡 愁

乡愁是数不尽的年头,
乡愁是念不完的信收。
静静地我不时常回首,
抬头瞻望故乡的月钩。

寻梦故里

故里重游温旧梦,
别后情怀写心声。
万感乡愁心头起,
一曲豪歌送秋风。

2016年5月28日 于柬埔寨金边

Huang_Youcun

【作者简介】黄有存,祖籍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西山村,生于海外,长于南亚,少年时曾在柬埔寨华文学校学习汉语,现旅居柬埔寨金边,通晓中、柬、英、法等四国语言,从事翻译、文印业。

另类文中 (陈兴)

By , 2016年5月27日 6:0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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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中学校园快20年了,最近微信里一校友群常聊起文中的学习生活点滴,就又勾起我对中学生活的片断回忆。有些人物已模糊,但事件仍历历在目,有些人物事件都已模糊,但仍是飘浮在记忆里,久久没能隐去。权且以文字记之,就当是回味一把青春吧。

一、洗澡是一件大事

刚迈入文中的校园是兴奋的,但这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送离家人,和宿舍的同学还没有热络,洗澡的时间就到了。关于洗澡我并不知道原来要从水井中打水,更不知道原来水井在远离宿舍区的荒坡上。

约上一同学,拎着新买的水桶、香皂,装了换洗的衣物,一路问一路猜寻着水井去。走过笔直的大道,也走过弯曲的小道,还走过一片胡椒地,20多分钟后终于看到班主任口中那眼“并不很远”的水井。水井大概10来平,井口挺宽,足够10人同时打水,井沿用水泥砌得很平整,井沿外有一砖砌的小挡墙,用作换贴身衣物用,其他地方即是荒草土坡。其时时辰还早,但水井边上已有不少的学生仔,一看多是刚入学的雏鸟, 眼神中有新奇,有无措,有茫然……有的学生仔很顺利的用带着绳索的水桶从井里打上水,从容的洗衣冲凉;有的学生仔提着绳索左右摆弄,怎么折腾都没能把水灌到水桶里;还有的学生仔提着水桶站在井沿边上踌躇着,估计是担心会不会跌到水井里。水井西面大概20米处还有一眼水井,看井沿的规模似乎比这边这口小了点。再往西30米处,只见人影幢幢,长发飘飘,居然是女生洗澡的专用水井处。

从水井中打水我并不陌生,洗衣服也不在话下,那位刚认识的同学可就麻烦了。长得身材瘦小单薄不说,关键还从来没使用过水井,更没有自己洗过衣服。我替他打了一桶水,教他给衣服打上肥皂,然后浸泡在桶里用脚踩,反正效果都一样,我们就这样一边交流着有限的生活经验,一边洗衣冲凉。

不知什么时候,身边忽然冒出了很多成熟与长大的脸,这些人明显区别我们这样的雏鸟,就像回到自家一样,显得随意而潇洒,整个井沿都是他们流动的身姿,听到最多的话是“同学,借个肥皂用用……”、“同学,借个桶用下……”然后很优雅的拿起我们放在身边的肥皂、水桶,就像从自家饭锅里勺饭一样淡定。刚开始我还以为这是家庭困难的同学,所以很人道主义的主动弟上肥皂、水桶,后来一看不对劲,一些长得白白胖胖的居然也借用肥皂,看来和家境没有毛关系。可惜等我明白过来,那可怜的“固本”肥皂已经被用去了大半。

事后听同一农场的学长介绍,高年级同学借用低年级同学肥皂、水桶是文中的传统,甚至连香皂也借,当然最后都是有借无还。我一听就琢磨了,要想成为高年级生至少还得一年啊,凭高个头应该也可以借其他人的肥皂吧,我其他长处没有,就是个头还算高,面相老成,充当高年级生一点难度都没有。整个中学念完,那个第一天就被用去一大半的“固本”成了我买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肥皂。文中住校生多患牛皮癣,这肥皂估计就是传染源之一。

关于高年级生洗澡并不只有借肥皂、水桶这样无耻的事,更卑鄙的是他们居然光明正大的跑到离女生更近的小水井边洗澡。后来我也去了一趟,好像除了借肥皂、水桶麻烦点,也没有其他收收获。另外高年级生还有一项特权是我们这些雏鸟不敢想的,他们可以在大热天跳入水井里泡澡。这个可是大事件,因为一口井供全校男生洗澡用,如果有人先跳进去洗澡很容易把水弄得浑浊,那么后面的人都没法洗,容易激起公愤。所以想在井中泡澡只能是在中午之前或是入夜以后,考虑到水井地处荒坡,没有不怕逃课不怕鬼的胆量真不敢享受这种福利。对我这种旱鸭子来说反正不会游泳,即使水井全面放开让我去泡澡,我也是不敢跳下去的。

到水井口边洗澡除了路途遥远不方便之外,还有更令我们汗毛直竖的一点,那就是冬天了,简直跟玩命似的。刚过春节的海南,山风凛冽,穿着外套被风一吹还直打哆嗦,更遑论脱得只剩小内内在荒山坡上冲凉水澡。一桶井水从头顶浇下来感觉像被千刀万剐,又像被万箭穿心……每次冲澡前我就想起课本上那些壮烈赴义的英雄,每次冲完澡后感觉又获得新生一样,反正就是死去活来的折磨,这种煎熬远甚早上被铃声吵醒做早操。后来看到一师姐写到文中水井的回忆,她的记忆里居然是水井中腾起热气……不知道是老天对女生的眷顾还是艺术的创作。读了大学后,北方的同学告诉我,一星期洗一次澡是可以的,更有甚者说是两星期洗一次也没事,看来还是眼界有限,要早知道可以两周洗一次澡,那得少受多少苦。
整个初中就这样在荒坡冲凉冲过来了,上了高中后,经某一校领导的亲自过问才在男生宿舍区的边上修了两排自来水龙头,虽然还是简陋,但相比起荒坡上的水井已经是奥拓换奥迪了,不足之处是冲凉区域属于全开放式设置。每当华灯初上,两排水龙头下挤满了只穿小内内的各式小鲜肉,头顶上旷无一物,方便了对面居民楼上各色美女、少妇、老妪的观瞻。听说现在学样的宿舍已经是公寓式管理,里面冲凉房、卫厕一应俱全,说明学校在越来越好中前行。

二、读书人的事不能算偷

文中校园近千亩,在上世纪90年代,师生不过3000人,校园内除了教学及生活设施外,尚余大量空地种植各类花草树林,其中最多的是椰子树。到了炎炎夏日,炽热的气浪简直能把人蒸熟,在那个教室里没有空调甚至风扇都缺少的年代,如果能喝上一口椰子水,那感觉就是爽呆了。校园的椰子也当然的成为各路采椰“大盗”关注的目标,学校方面对此心知肚明,但好像也采取了默认的方式,并没有严厉的予以追究。下面这个偷椰子的故事非本人所为,但此事传甚广,不妨记之。

话说新生入校不过月余时间,为了保障校园的安全,每天晚上由一名校领导带队,若干老师参与的联防小组进行巡逻。某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巡逻小组走到校干道时,突然听到呯呯椰子落地的声音,看来“大盗”艺高人胆大啊,看到有人过来也不避嫌。带队的校领导举着4节电池拼装成的手电筒顺着声音一照,果然某棵椰子树下一名身着校服的小男生淡定的站着,眯着眼往这边看来。巡逻小组急步来到小男生跟前,校领导一声断喝:

你是哪个年级哪个班的,在干嘛?

学生是初一(6)的,在摘椰子呢。

谁让你摘的?胆儿挺壮啊!

高年级的同学说只要是本校的学生可以随便摘学校的椰子,我们就摘两个,不多摘。

校领导估计被气得哭笑不得,用手电筒上下照着眼前的小男生:你们大胆摘,多摘几个。没想到,小男生扬起纯真的脸庞朝树上喊:三毛,老师叫我们大胆多摘几个……

那位校领导即是我们的语文任课老师,他在某次课堂上向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满脸受伤的表情,我们也感觉不可思议,都进入90年代了,还真有这么纯真的少年啊!

文昌中学当然是好学校,在学校里除了吃喝拉撒当然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上课,自习,小部分时间用来打牌、踢球、看电影。升入高中以后,似乎踢足球、泡夜场电影已无法渲泄过剩的精力,于是发生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但也成为现在最值得回忆的往事。

当时的文中校园没有现在这么设施齐整,学校边上还有成片的的胡椒地,房地产也没有现在这么火爆,学校后门就是农田及村庄。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充满躁动,村里的青壮年洗脚上田,纷纷涌向城镇,偌大的村子只有留守的老少弱幼。从上几届师兄传下来的公开秘密:学校后门那片田地的田间地头自然生长的木瓜个大味美,可以自由采摘,但老农们担心会踩坏他们的庄稼,如果逮到了是会向学校告状的。在我看来,被告状的前提是踩坏庄稼且被逮到,如果不踩坏庄稼或是跑得快就没有被告状的风险,如果晚上行动连脸都不给别人看到,简直就是零风险的技术活。

终于在高一年级集体郊游的前夜,下了晚自习后我约了班里的“骨包锐”和“和二”,商量着为了明天的食谱更丰富,乘今晚月色如银,一起去弄几个木瓜,那也是极好的。说干就干,我们谁都没告诉,就这么乘着夜色走出校后门,朝着田地方向,摘木瓜去。不知在田埂上走了多久,终于看到了一颗木瓜树,上面结的一串瓜果里有两颗青里透黄的木瓜,就是它了。这时候才发现走得匆忙,采摘木瓜的工具都没有,看着纤细的木瓜树,是不可能爬上去的。我吩咐“骨包锐”就近找棍子,“和二”放哨,我凭着自己大个,拼了老命的摇木瓜树,期望能把熟了的木瓜摇晃下来。

我抬着头摇没两下,突然感觉身旁两位老兄像兔子般嗖嗖弹跳着跑了出去。恍神间,听到大狗凶猛的吠叫声。糟糕,有人放狗!一激灵间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凭直觉我撒开脚丫慌不择路猛跑。虽说天上月满钩,但跑起来还是感觉视力不够用,也不知跳过了几道条沟,跨过了几道壑,直到听不到狗叫声,我才敢回头看。此时我才发现自己已跑到学校的校医室附近,另两位则不见踪影,也不知是跑在前头还是落在后面了。气息稍微平缓后发现脚上竟然只剩一只鞋,为出游准备的另一只“双鹅王”不知啥时候跑丢了。我慢慢走回宿舍,惊魂未定,直到半小时后俩人才出现在宿舍门口,看样子情况好不到哪去,一问才知道一位跑到了进修学校,另一位更夸张竟跑到了侨中,所以他们回来得都比我晚。第二天郊游我忘了是再买新鞋还是借了同学的拖鞋,反正挺心疼那只跑丢了的鞋子。

三、捕鼠记

做为一名文中生,我们并不只是会捣蛋,同样也会为民除害。上世纪90年代,小县城相对还比较闭塞,娱乐活动也不多,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穷书生,看场露天电影都想着怎么翻围墙进去,省下一点可怜的门票钱。当时学校的食堂还是以档口的形式承包给师娘或校属职工,食堂的燃料以木材为主。每天上千名学生在各个档口间吃饭,总免不了有残羹剩饭。堆积的木柴,吃剩的饭菜,食堂周边成了老鼠的乐园,猖狂的时候老鼠敢爬上吃宵夜的同学的脚面上,也敢把师娘养的小鸡咬死。这让我们很是深恶痛绝,老鼠怎么能与人争食呢?怎么能进行人身攻击呢?于是在某个无聊的夜晚,常看到有同学结伴打老鼠。后来不知是从哪冒出来的坊间说法,吃老鼠肉可以滋阴壮阳,强壮筋骨,吃一口老鼠肉踢一下午足球不带喘的,功能相当于肉食类里的千年老参。我有幸吃过老鼠肉,是同学弄好熟后给我尝的,有没有传说中的功效不好说,但味道的确鲜美。不过我实在恶心老鼠的长相,平时不小心看到都会起鸡皮疙瘩,更别说让我去找老鼠的碴,与老鼠博命了。

班里捕鼠有道的是“肥波”同学,传说中他能徒手将从身旁窜过的老鼠抓住。为了一睹其神技,我不止一次将考试答案抄送给他,终于精诚所至,在一次学校包场看电影时答应带我击杀老鼠。捕鼠神器包括大号手电筒,能把老鼠照得瞬间致盲;顺手的木棍,用于击打鼠辈;球鞋,避免被鼠急跳墙的老鼠咬到脚;还有一小尼龙袋,用于盛装胜利品。据说其他同学的捕鼠装备已经从木棍升级到了汽枪的级别,这个级别的装备两个小时的时间猎杀二三十只老鼠不在话下。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跟着“肥波”出发了,同行的还有“骨包锐”。朦胧的月色下,食堂边上的木材堆边,一只大号手电筒的强光后面,幢幢的移动着三条人影,时走时停,拔拉着地上的柴堆,这形景像极了若干年后天涯上的神贴《鬼吹灯》中的盗墓贼。

术业有专攻,我提着尼龙袋,跟在俩人后面,小心观察着有没有老鼠跑过来吓着我。“肥波”拎着大号手电筒很缓慢的移动着光源,“骨包锐”站在“肥波”旁边用棍子左敲敲右敲敲地上的木材堆,俩人像做法事似的,古怪之极。正无聊间,“肥波”忽然抡起手中的木棒,随着重重的一击,“吱”一声很尖锐的老鼠的惨叫声惊得我全身毛孔收缩,手中的尼龙袋差点失手扔掉。在我心惊肉跳之际,“骨包锐”跨上一步,伸出手中的木棍,死死戳住被打翻在地的老鼠,“肥波”又一次抡起木棒,准确击打在老鼠头上,无名鼠辈终于彻底歇菜了,整个过程不过四五秒时间,但已看得我血脉贲张,兴奋不已。我把尼龙袋递给“肥波”,看他很自然的从尾巴上把死老鼠拿起来丢进袋里,兴奋之余又有点恶心。初战告捷,我算了一下时间,从出发到现在还不到15分钟,按照“肥波”说法,像这体型的老鼠四到五只足够应付我们今天的宵夜了。

“肥波”照例走在前面,走得很慢,“骨包锐”像左右护法似的走在旁边,我拎着尼龙袋,保持三米左右的距离。遵照“肥波”指示,作业期间不可言语,否则可能鼠飞蛋打,宵夜没着落。走了一小会,我总感觉静悄悄的拎着一只装了死老鼠的袋子,心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似的很不舒服,到最后简直是两根手指头提着袋子。就在我手指头酸楚之时,突然看到“肥波”跳进一条排水沟里,同时“骨包锐”跑到前面,不停的用棍子击打地面。几下噼里啪啦过后,“肥波”很淡定的从排水沟里跳上来,两手空空。我凑上去问:

“没打着吗?”

“打死了”

“怎么不拿上来?”

“看着动作笨拙,好像是吃了药的,不要了”

我勒个去,漫漫长夜里,竟然连老鼠是否嗑了药都能看出来,我满眼崇拜看着“肥波”滚圆的肚子,感觉里面满是学问。

又过去了十分钟,前面两位仁兄再次从静若处子状态瞬间转为动若脱兔状态,“骨包锐”照例跳到前面堵截,“肥波”在后面痛击。这只老鼠肯定不是嗑药的,因为它竟然没有被击中要害,只是被打到了屁股上,伴随着一声剌耳的鼠叫声,鼠兄一扭身体竟然转道窜去。别看“肥波”身材臃肿,他抡棍砸鼠的频率丝毫不比“骨包锐”差,在俩人的双棍齐击之下,那只老鼠左右腾挪,居然逃出一丝生天,钻在一堆柴禾中。

借着手电筒的强光,我惊讶的发现老鼠全身微抖,不知道是疼痛还是因为害怕,更让我惊讶的是老鼠的体型,简直称得上蔚为壮观了!虽然只能看到它半边的屁股。它夹在柴禾里,任“肥波”用棍子怎么捅都只是缩一下身子,看样子离大限不远了。“肥波”丢开手中的小木棍,颇为怜惜的说:死在里面就可惜了,说完把手电筒递给“骨包锐”,自己趴下身子,直接伸手到柴禾里掏老鼠。因为柴禾摆放得不规则的缘故,“肥波”只能侧着身子,右手摸索着伸进去寻找老鼠。就在我以为手到擒来的时候,又是一声刺破耳膜的老鼠的叫声,只见“肥波”的右手急剧的从柴禾里抽出来,左手很快的搭在右手上用力挤压着,同时一团黑呼呼的东西快速从我脚边溜过。我定下神一看,“肥波”右手背上两个细小的牙印伤口,不停的往外冒出血,原来被那只装死的死老鼠咬了。

老鼠肉好吃,老鼠牙是很毒的,这点我们都知道,所以也没心情再想宵夜的事,赶紧打预防针消毒去吧,那只装了死老鼠的尼龙袋也被我顺手扔在了垃圾桶里。盘点这次灭鼠行动的战果,打死一只,重伤一只,但我方也付出血的代价,而且还浪费的一条尼龙袋,用同行的评价,算是得不偿失吧。

四、洪七公烧鸡

由以上记述可知,当时的文中校园还处于半原生态状态,学校食堂燃料用的是木材,就餐的地方就在椰子树下,食堂的师娘还顺带养着文昌鸡,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的形景。实际的情况是椰子树下空间不够,很多同学都是打饭回宿舍吃,吃剩的饭菜就近倒在宿舍门前的排水沟里,不但夜里吸引老鼠,还白天吸引师娘养的文昌鸡。每天中午,母鸡们带着一大波鸡仔,吱吱喳喳奔袭而来,不但把宿舍区搞得尘土飞扬,还随地屙屎。对此我们的对策是以拖鞋为武器,直接抡过去,也能换得片刻的安宁。关于抡鞋还得讲究力道,角度等问题,砸得重了闹出鸡命,师娘可不是每个都好说话的,砸得不着边又起不到驱赶的作用。

某个周六,宿舍的同学大都回家探亲,留校的不过四五位同学,整个宿舍区也冷清了许多。午饭时间,只有一只体态匀称的小公鸡气宇轩昂的踱着方步来到宿舍门前觅食。这是只傲娇的小公鸡,它不像母鸡那样四处拔拉,形象全无,也没有在进食过程中咕咕的叫个不停,影响他人。哥几个坐在宿舍里,边吃饭边欣赏小公鸡的仪态万方,听小七从毛色,走路姿势等各方面论证这还是一只童子鸡。

正聊得开心,童子鸡屁股一翘,一坨污物华丽丽的落在地面上。我只觉得一阵反胃,差点把嘴里的饭菜吐出来,再看哥几个几乎也同时停止了咀嚼的动作。一阵沉默,小七突然抄起拖鞋使劲的朝童子鸡砸过去,嘴里骂着:死瘟鸡,叫你敢拉屎!童子鸡明显对被突袭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吓得一扑楞,咯咯叫着乱窜,与此同时,又有四五支拖鞋朝着童子鸡砸过去。童子鸡在惊吓中左右扑腾,最后竟然一头撞进宿舍里来。小七一个箭步把大门关上,叫道:逮住这死瘟鸡,看它敢拉屎。众人马上像打了鸡血一般,扔下饭盒,七手八脚围剿童子鸡。说它是童子鸡真不是白叫的,精力充沛,折腾了这么些时间竟然没有一丝疲惫的迹象,在我们的围剿下,好几次差点飞到上铺去。一番鸡飞人叫后,“衣架”祭出法器——脸盆,才终于把童子鸡扣住。

众人一片欢腾,小七拿过一只皮鞋,使劲敲脸盆,据说这样子能让扣在里面的童子鸡感受到最深的痛苦。玩得正嗨的时候,一位刚自习回来的同学说:班主任过来了。众人一听懵了,小七掀开脸盆,童子鸡已状如疯鸡,歪着身子转着圈,偶尔扯着脖子,咯的叫一声。门外已经响起班主任熟悉的咳嗽声,小七一把拎起童子鸡,转手甩到舍长的床上,卷起毛毯一把盖住,并紧紧的压着,童子鸡再也发不出半点声息。

班主任已经走到了门口,他往里面看了一会,说:阿宝(舍长大人)呢?怎么弄得像个鸡窝一样,作为文中生,你们不知道要比鸡文明吗。我想笑又不敢笑,就怕班主任看出异样来,估计小七比我更紧张,他的手压着毛毯,身体几乎躺在了床上。

说话间阿宝也自习回来了,班主任又发表了一通人应该比鸡文明的言论后,吩咐阿宝要趁周末把宿舍卫生搞好,然后向食堂区走去,看来是去帮手师娘,顺带路过宿舍的。

听着班主任远去的脚步声,我长吁了一口气,小七心急火燎的掀开毯子,只见童子鸡闭眼横卧,早已仙去,在离开鸡世间时不忘将一坨污物拉在舍长大人的毯子上。阿宝满脸黑线,既搞不懂为什么一只鸡会躺在床上,又搞不懂为什么躺的是自己的床铺。小七陪着笑脸解释了原委,并允诺自己买一床毯子赔给阿宝,才算完事。

怎么处理童子鸡的后事成为新一轮讨论的重点,有人建议直接扔了,也有人觉得扔了可惜,应该想办法用来犒劳大家的肠胃。但怎么把它弄熟,大家都没有主意,送到食堂让师娘帮忙加工,那是自投罗网;在宿舍自己弄,没有灶具不说,万一班主任杀个回马枪那是人赃俱获了。还是“衣架”挺身而出,说是他会弄烧鸡,让我们负责把鸡清理干净,他负责弄熟。为了避免被抓现场,大家一致同意把现场设置在荒坡田的水井边,既方便取水又不容易被发现。

“衣架”师傅的烧鸡水平我没有领略到,因为我实在不愿意跑那么老远的路,后来听吃过烧鸡的都说好香,当时我还想这帮没脸皮的文中生不会想着再整一次,占师娘的便宜吧。整个中学期间,偷过学校的椰子,偷过师娘养的鸡。多年以来,也深为自己做过的这些事为耻,但也想不出什么补偿的办法,提着一只鸡去还给师娘?不知道找哪位师娘不说,这么年了,鸡下蛋,蛋生鸡这笔帐根本没法算清楚。后来看到大几届的阿飞师兄写的贴子,坦承自己也偷过学校的椰子,我释然了,原来这根本谈不上偷,只是非官方的休闲娱乐方式而已,甚至没做过这些事都不能算是文中毕业的。

故乡(郑艳)

By , 2016年5月21日 7:59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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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一) 长  辈

我的家族血统比较杂,并不是正宗的文昌人,海南俗话说:“定安无海,文昌无黎”,而我偏偏是个祖籍文昌的黎族人。

祖父是文昌蓬莱镇新安村的穷苦农民,早年迫于生计,随大流到南洋(马来西亚)讨生活,在外乡混得也并不好,一直干着底层的苦力活。据说,某一天,祖父莫名其妙买了个彩票,然后中了六合彩,翻身农奴喜当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娶老婆成家立业。祖母姓名不详,因为在我父亲3岁时就去世了,家里人都对她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她可能是马来人或者是琼海人。祖父祖母结婚后共生育了2子3女,我父亲是老小,他至今不清楚自己的出生年月,可想而知早年丧母的艰辛不易。祖父忠厚老实不善经营,飞来的横财并不能让他发家致富起来,祖母去世后,他把一个女儿留在马来西亚过继给别人家,自己带着4个子女回到家乡文昌蓬莱镇新安村寻根问祖常住下来。多年后,我们一直想方设法联系那个孤零零留在马来西亚的小姑姑,但是由于留下的信息微乎其微,始终没能找寻到这个远在异乡的亲人。

从小没了妈,我父亲的童年过得很辛苦,在他的印象中,家乡是一下雨就沾脚甩不掉的红泥巴以及每天都吃的番薯地瓜。乡下孩子读书年龄都比较晚,每天早上天蒙蒙亮,父亲就跟着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口袋里揣着几个地瓜番薯,一路小跑几里山路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已经天黑了。午餐就是口袋里的那几个地瓜,这样连续吃了几年,以至于父亲以后一看到地瓜就条件性反胃。小学毕业没多久,带着一颗渴望走出红泥巴地的心,他隐瞒年龄不足,报名参军去了。

父亲的部队在海南中南部山区的大本镇,隶属132师。在部队的生涯中,父亲吃苦耐劳、刻苦肯学,从孩儿兵、班长、排长、连长、一直干到副团参谋长,期间还参加过越南反击战,亲历过深夜里猫耳洞的生死时刻,体验到壕沟旁战友应声倒下的痛楚,练就了他坚毅、豁达、善良的品格。在部队的训练虽然艰苦,但是生活水准比在农村强多了,父亲吃着馒头米饭,念想着远在家乡的老祖父能不能吃饱穿暖,一有些闲钱就买东西寄回家。家里来信说祖父生重病了,由于部队有任务不能请假回家,父亲心急如焚,听说熊掌能够强壮身体,千方百计从山里人手里买到一只熊掌寄回家想给祖父补补身体。由于那个年月信息不能及时沟通,祖父也不懂得熊掌的正确食法,据说是一次性吃掉了整只熊掌。不知道是否虚不受补,还是食用过量,祖父的身体越来越差,最后撒手人寰了。为此,父亲懊恼愧疚了一辈子。祖父祖母都早逝了,从此,父亲以部队为家随军漂泊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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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解放军是个让人羡慕敬佩的职业,兵哥哥也是很多姑娘们梦寐以求的终身伴侣。父亲长得挺帅气,当了排长后,当地很多村民都想把闺女嫁给他,但是父亲始终没看对眼,直到遇到母亲。

母亲是海南陵水人,其实应该算是祖籍广东梅县的陵水人。外公姓黄,年幼就随父亲从广东梅县到陵水谋生,他天资聪明,鼎承了梅州人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精明,学过厨师,当过算账先生,还写了一手好毛笔字。为了在陵水落地生根,外公娶了本地的黎族姑娘,就是我的外婆。外婆脸圆耳大,与老年时候的宋庆龄非常相似,而外公容貌则与年老的蒋介石也很神似,清瘦高挑。外公外婆外貌没有所谓的夫妻相,一个高挑清瘦,一个圆润矮胖,性格上也不同,外公内敛严肃,外婆开朗泼辣。但是两人的结合还是很美满幸福的,共养育了5男2女,据说还夭折了2个,子孙满堂,子女争气,家族人丁兴旺。

外公家族在当时的陵水小县城里还是比较有名望的富裕之家,据说当地姑娘都以能嫁入老黄家而感到自豪。几个舅舅在小城里都颇有声望,各有特点,大舅是警察局探长豪爽大气、二舅是电视台台长讲究原则、三舅是机械厂厂长踏实淳朴、四舅是烟酒公司经理精明帅气、五舅是海军英姿勃发。舅妈们也是能干贤惠,都说妯娌难相处,但是我们家的几个舅妈们同住在一栋宅子里,相敬互爱,忍让谦和,情同姐妹相处了一辈子。在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族里,母亲自由烂漫地长大了,她是老黄家的小女儿,能歌善舞、外向活泼,在家中被父亲和几个兄弟宠护着,俨然是老黄家的公主宝贝。当农家子弟遇上县城公主,当兵哥哥遇上黎族妹,结果会怎样呢?

父亲与母亲的相识源于一场篮球赛。1971年,母亲18岁,初中刚毕业的她在陵水这个小县城里很是耀眼,是县文工团的骨干演员,又是县女子篮球队的队长。喜欢母亲的男孩子不少,但是母亲当时一颗红心只想着好好工作为党忠诚。父亲当时已经是大本部队的一名20出头的年轻排长了,为促进军民鱼水情,县里经常到部队去慰问演出,部队也经常到县城举行文体联谊比赛。在一场篮球赛中,活泼开朗的母亲就是这样慢慢又深刻地走进了父亲的眼里心中……

经过激烈斗争,父亲终于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了第一封信,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信封的地址是当年特色“内详”,代送鸡毛信的是父亲的战友兼死党老蔡叔,至今他们还经常走动,留存着浓浓的战友情,老蔡叔还经常拿当年的事来说趣。据说信的抬头称呼是“尊敬的8号同志”,落款是“7号同志”(注:母亲当年穿女子篮球队的8号球衣,父亲穿部队男队的7号球衣)。刚开始,8号同志不当做一回事,7号同志发扬军事精神,展开了持久深入的攻势,还采取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先从8号同志的亲朋好友入手,逐渐攻下战争高地。当年,父亲一身军装,颇为英姿飒爽,经常厚着脸皮上门拜访外公。听说有一回,外公留下父亲吃便饭,不知道是故意考验,还是眼花搞错了,竟然把一杯酱油当做药酒让父亲干下去,父亲尝了尝便一饮而尽。终于,外公被橄榄绿和红五星折服了,点头了父亲母亲的恋爱,还告诫母亲一定要对解放军同志负责。

听说,每次父亲约母亲出去,母亲都要带着一个闺蜜阿梅姨,两个女孩子坐在一边,父亲坐在另一边,远远地隔空谈天,原来这才是“谈恋爱”。慢慢地,这种三人行状态结束了,8号同志终于感觉到7号同志的诚意,再后来,7号和8号幸福地结合在一起。风风雨雨几十年,其中有甜蜜,也有苦涩,有争执,也有忍让,当激情慢慢褪去,亲情却渗透到每个毛孔,这是长辈们的爱情,朴实而隽永,很缓慢,却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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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陵水

我的童年是在陵水度过的。其实小时候,我对远在部队的父亲没啥概念,甚至是生疏的。只知道每年父亲带着警卫兵坐着威风凛凛的吉普车回来看我们时,小伙伴们羡慕的眼光让我洋洋自得,却不知道母亲两地分居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苦。父亲每年回来探亲两次,那时候没有电话,经常是我在车站家属院子里疯玩的时候,就有小伙伴气喘吁吁跑过来告诉我,你的解放军爸爸回来了!然后,我怯生生地挪回家,看到父亲伸过来的臂弯还往后缩,当偷偷瞄到父亲带回来的礼物时,又开心的笑了。我最喜欢的礼物是一双红色的绣着金色珠子的布鞋,那是小县城没有的货,平时我舍不得穿,藏在衣柜里,只有过年过节才拿出来,得意洋洋地穿出去显摆。脚越来越大,后来怎么都挤不下鞋子里了,只好忍痛割爱送给小表妹,叮嘱她要爱护好鞋子。记忆中,这是一双最美的绣花鞋。

我们在陵水车站的家是那种老式一溜排下去的瓦顶平房,一家只有一间房,房顶之间还是互通的,虽然很通风凉快,但是晚上别人家翻个身打个喷嚏我们都能听得到。父亲在家的时候,傍晚时分,母亲在小厨房里忙活,炊烟飘香,父亲会抱着我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边拿手拍板子边教我唱部队的红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浏阳河呀,弯过了几道湾……”,从小就耳濡目染父亲的爱国情怀,家风甚严,长大后我也就根正苗红了。年老的父亲对党对祖国的感情至今不变,每当奥运会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父亲还会激动地眼眶红了一圈又一圈。

那时候,母亲在陵水汽车站当跟车售票员,当时这份职业相当于现在的空姐,非常吃香,有人为了能买到一张车票还经常托人求到母亲,善良的母亲总是能帮就帮。母亲经常早出晚归,而我也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的呵护中长大的,至今我都把自己当成半个陵水人,可以讲满口纯正的陵水话,也跟陵水的表兄弟姐妹们感情至深。

陵水小城既安静又热闹。城外有条美丽的陵水河静静地流淌着,我对那条河敬而远之,因为听说每年都会有几个小孩被河里的水怪给拖下水。外公经常在河水涨满的时候,去河边钓鱼和箩鱼,男孩子们会跟着外公去,而女孩子们则在家生火煮水,等待着外公的鱼回来,美美的喝顿鲜鱼汤。城内民风纯朴热闹喧哗,熟人见面隔着几条街扯开喉咙就打招呼,说话越粗证明交情越深厚。童年的我是个顽皮淘气的假小子,跟着男孩子下河摸鱼、爬树摘果,比赛跑步和扳手劲,满口嚼着槟榔往地上吐“血水”,还偷过外公的竹烟筒吸呛了几口烟,至今鼻腔里还能感觉到土烟丝的余味。在这个热情洋溢的小城里,我狂野自由地生长着。

记忆中最美好的片段都是在外婆家的露台上发生的。中秋之夜,小城有拿着月饼祭拜月娘的习俗,而且供奉时不能偷看,据说偷看的话月娘就不会来吃,没被吃到月饼的孩子就没有好彩头。这个习俗被长大了的表哥们利用了,由于物资缺乏,大家都很馋,一人一个月饼是定量的,我们把月饼虔诚地放在二楼露台上供奉月娘时,经常会被馋嘴的表哥们忍不住偷吃了几口,还告诉我们被月娘挑中了,为此我们几个小表妹还开心不已。夏天到了,夜晚的天空繁星点点,蚊子跟星星一样多,家里的婶婶们在二楼的大露台上支起蚊帐,一家一个蚊帐,边摇蒲扇边聊家常,一大家子人都在露台上过夜,那样的夏天,感觉又温馨又清凉。而我,大多数是和外婆睡在一个帐子里,我喜欢边看着星星想象里面会有什么人在干什么,边听着外婆的催眠童谣(陵水话):“小小脚板,饲牛侬三,侬三脚长,聚江海塘,海塘珍珠,哞哞哩咕,哩咕啰嗦,白白蚁仔叮蚁公……”慢慢地甜甜地进入了美美的梦乡。这首童谣象似长在了我的心里,30多年过去了,耳边还经常回响着外婆摇着蒲扇说唱的声音。而我在儿子小时候哄他睡觉时,唱的也是同一首歌谣,童年的美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984年,我们家做了个重要的决定,父亲转业了,他选择了回到家乡文昌工作。那时候交通落后,从陵水到文昌的汽车要开6个小时,其中陵水万宁交界的牛岭(分界洲)是段危险的盘山公路,也叫九曲岭。我们全家对九曲岭都心有余怵,在搬到文昌2年后,有个住在提蒙的表姨夫开着拖拉机想翻山越岭到文昌走亲戚,谁知道开到九曲岭的某个曲的时候,拖拉机一头扎进了深沟里,再也出不来了。陵水属于海南南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有陵水姑娘不嫁过牛岭的说法,至今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说,估计是担心这段难于逾越的盘山公路挡住了回娘家的脚步吧。

举家搬迁的那天,场面可谓是隆重,家族里的老小都来陵水车站送行,甚至我在陵水中山小学的老师同学们也都来送行了,车站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唯独没有看见外公。外婆搂着母亲哭着说,外公舍不得最疼爱的小女儿到牛岭山那边生活,更不忍面对别离,所以没来送行。受外公所托,早年丧偶的东门姨婆(家住陵水东门,我外婆名字叫黄氏东村,均以夫家姓氏和住址为名)跟随我们到文昌生活照顾起居,一直到去世。汽车缓缓启动的一瞬间,我看到车窗外的亲人们挥手流泪,叮嘱着我们要保重要常回来看看,身边的母亲已经哽咽不能言语,父亲也神情凝重,哥哥咬着嘴辰不让眼泪滴下来,年幼的我想挤挤眼泪,却始终挤不下来。当汽车驶出车站的瞬间,我恍惚看到外公站在门口那颗火红开花的凤凰树下翘盼的身影,一瞬间眼泪不由自主滑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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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昌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新家文昌县城。文昌,古称紫贝,自西汉建置已有2100多年历史,为海南三大历史古邑之一。“紫贝”名称来源有一种说法,据说黎语“木棉”汉译而来,“木棉岭”即“吉贝岭”(紫贝岭),根据县衙设址紫贝岭而得名。与南部小城陵水的热闹喧哗相比起来,东北部的文化大县文昌显得婉约俊秀,我在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家乡里茫然失措,小小的我收敛起自己的野性,开始学习文昌姑娘的温文尔雅。
首先,让我苦恼的是我的陵水口音,文昌的外乡人不多,总觉得自己跟周边格格不入。文昌人的普通话说的不好,所以那时候普通话并不普及,即使是上到初中,还有教语文的老教师操着一口流利的文昌话来读课文。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小学3年级时的一堂语文课,老师要求每个人都来讲故事,由于大家都不讲普通话,所以我只能够硬着头皮用陵水话来讲,那个故事是《小孩和狼》。当我用特别纯正的陵水话讲到“狼来了、狼来了……”,全班哄堂大笑起来,我瞄到连老师都忍俊不禁偷笑,那一刻真感到无地自容,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文昌话。到了现在,我可以在陵水话和文昌话中游刃有余地切换,两个故乡两种乡音,在我身上都烙下了刻印。

对于我的故土祖屋,蓬莱镇新安村,因为没有真正生活过,印象并不特别深刻,只是每年的春节和冬至这两个祭祖的传统节日,我会随父母回去烧烧香祭拜祖先,并且是当天来回没有停歇。唯一一次住在老家祖屋,是在小升初那年的暑假,在家里等着放榜消息百无聊赖,恰巧几个堂姐邀请我到老家小住,我便欣然答应了。对于老家,我印象最深的是门前庭院里的那颗莲雾树,夏天的时候,长出了很多朦朦胧胧的淡黄色小花,顺便垂掉着许多小毛毛虫子,接着挂满了粉红色的莲雾果。玩累了,口渴了,便摘一簇下来,水甜水甜,甚是爽口。蓬莱是粘性红土地区,与定安黄竹毗邻,那里有个特色是地底下隐藏着矿宝石。我小住的那段时间,刚好遇到矿石刚被村民发现,全村大大小小都加入了热情的挖矿队伍,我也不例外。每天拿着锄头到村边地里挖呀挖,竟然也收获了大大小小好几颗,感觉像灰姑娘发现了水晶鞋一样,小丫头也能拥有宝石了,虽然是没经过人工雕琢的毛品。后来,政府下令要求村民不能私自采矿石,那段时间挖到的矿石便成为了新安村村民家家珍藏的传家宝了。我出嫁的时候,母亲拿出最大的那颗,制作成镶金的吊坠,作为我的嫁妆。

我在文昌县城学习生活了10年,上过三所学校,文昌一小、二小和文昌中学,也搬过三次家。文昌老城感觉就是个小峡谷,周边被几个小山包环抱,县城中间蜿蜒流淌着文昌河,水一直都不清澈,却滋养着沿岸的百姓,孕育出文明昌盛。我的家就是从一个山包搬到另外一个山包,始终围绕着文昌河。
第一个家是父亲的单位为他租的房子(以前的国家单位福利好包住房),租了一户有华侨背景的二层小洋楼中的两间房间,在第一小学斜坡的路口。当年觉得这栋洋楼好生漂亮,更羡慕这家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儿穿着从南洋寄回来的漂亮洋裙。这户人家大方善良,有一次南洋番客公又寄回一大箱衣服,我还被邀请亲自去挑了两件来穿,这两件洋裙,让我整整美了两年,也让我和户主的女儿成为朋友、同学,乃至现在的知心闺蜜,她就是静。

静是文中有名的校花,能歌善舞,活泼可爱,由于少不更事早年经历有点坎坷,但是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她没有向命运妥协,内心善良福气自至,现在找到了一个幸福安逸的归宿。现在的我们,见面也少,但是彼此牵挂,空闲的时候,我会跑到她家里呆上一个下午,泡上一壶普洱茶,聊聊家常弄弄小朋友,甚至可以不说话,对坐发呆。我所有的闺蜜,几乎都是来自同一个故乡的女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因为有着共同的回忆和感知,虽然很多人都离开家乡远在他乡了,但还是心有灵犀惺惺相惜。祝福静,也祝福每一个我心爱的文昌麦们。
第二个家位于老县委大院小斜坡上两房一厅的单元楼,现在的城南派出所对面。去年春节路过这几栋老宿舍楼,外墙已污迹斑斑破旧不堪,但是这楼里演奏的锅碗瓢盆喜怒哀愁却还记忆犹新。记得当时刚搬进去时好开心,虽然是二手旧房,但是个附带带厨房洗手间的套间,再也不用半夜不敢起床上公共厕所而憋尿了,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家的感觉。因为搬家,我也转学到了文昌二小上学,文昌话也讲得越来越流利,慢慢地适应了文昌的风格,也越来越象个文昌人了。

在这个二房一厅的小套间里,我度过了五年时光,房子虽小,但是却很温馨热闹。父亲母亲大度好客、宅心仁厚,长年有亲戚投奔我们一起生活,人丁兴旺的时候这片屋檐下一起住过7口人。刚上初一那年,家里一下子来了3个表姐,都是从外乡来到文昌姨家找工作的,我们四个表姐妹住在一间房里,家里俨然成了女生宿舍。我的初潮、我的第一件文胸、我对男生的困惑,都是在表姐们的帮助下顺利过渡了。表姐们对我的少女时期早熟、内敛、隐忍、坚强的性格影响巨大,而我,也越来越崇拜依恋她们。每当周末我跟着她们去逛衣裤行、去看电影时,每当县委大院的阿姨们啧啧说老郑家这四朵金花真靓时,每当一些社会烂仔吹口哨跟随起哄时,我都特别得意,总觉得表姐们是全文城最美的麦仔,而自己也乐呵乐呵跟在她们屁股后面当个小尾巴。

叶姐是里面长得最美的,也是和我的感情最深的。弯弯的柳叶眉、俊秀的鼻子,加上窈窕曼妙的身姿,出门的回头率百分百。她不但容貌出众,更是贤惠善良,她经常抢着帮母亲干家务,周末带着我出去逛街,晚上一起聊聊心事。慢慢地,追求叶姐的文昌小伙子排成长队了,可她总是显得不着不急,清高娇傲,拒绝过慕名前来的土豪、返乡大学生和公子哥。当时怎么都没想到叶姐会远嫁台湾,姐夫比叶姐小1岁,台湾桃园人,建省初期来文昌投资创业,和叶姐相识相恋了。有个冬天晩上,叶姐回家后和我躺在被窝里说悄悄话,说刚才昭哥(后来的姐夫)用摩托车送她回来,寒风凛冽,她在后座蜷缩身子,昭一把拉过她的手环在腰间,说这样会暖多了。看着叶姐羞涩而甜蜜的表情,我隐隐感觉到快失去她了。果不其然,叶姐被昭哥牵进了婚姻的殿堂,我也第一次当了伴娘,虽然不舍得叶姐离开我家,但是特别希望她能开心幸福。后来海南生意不景气了,昭哥关闭了在东郊春光厂对面的姜氏椰丝厂,带着叶姐到了广州发展,再后来还是回到了台湾,恩爱如初地生活在一起,隔两年会回来一趟看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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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我们第三次搬家了,这一次搬到紫贝岭顶上的国土局宿舍,与文中坡遥相对峙。当时上学的交通工具是骑自行车,我每天都要从一个高坡轻松溜下来,再使劲蹬上另一个高坡,蹬不动时只好下来推车,几年下来,不仅车技娴熟,腿部肌肉力量更是强健。人人都有双粗壮有力的小腿,应该是文中不住校女生的共同点。

新家越来越宽敝,人却越来越少了,表姐们逐渐离开我家有了自己的家。我拥有了自己的单间闺房,秘密也渐渐多了起来。我只有一个胞兄,由于年龄只差两岁,拿母亲的话来说,从小就跟猫和狗一样不相亲,现在随着年岁增长,感情越加深厚,我也慢慢明白了兄长那深沉的没说出口的关爱。家里的女孩明显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我2届的哥哥的男同学们隔三差五往家里跑,每当这些文中学子对东欧剧变、黑猫白猫、高考热点等时政高谈阔论时,我都会悄悄躲在别的房间偷听,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是又觉得他们很厉害渊博,从而认定他们是优秀的帅气的阳光的。从小的我独立倔强,极少在父母与兄长面前撒娇,对这些经常出现在我家的师兄们虽然是有着朦胧的好感,但更多的是神情寡淡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

不知道这算不算最初的喜欢,也不知道里面是否有某人喜欢过我,长大后才知道当时我喜欢的并不是里面的某个人,而是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英气勃发的他们。现在与这些师兄们再重逢见面时,我都会开心地叫他们一声哥,感谢他们赐予我的少女时代的懵懂憧憬。

哥哥和我陆续考上大学后,家里只剩下父母,人烟更稀少了。成都的阴冷潮湿让我怀念家乡清朗的天空、充足的阳光,以及温暖的天气,每年寒暑假都迫不及待想回家。我家地势较高,南北通透,夏天可以不用空调风扇。从前阳台可以看到整个文昌河沿岸的旧城建筑物,而从后阳台望去则是城郊一大片未开发的湿地椰林,夕阳西下,缓缓坠入饮烟袅袅的椰树深处时,是阳台上最美的风景。每天父亲下班回家,都喜欢在厨房里和母亲边做饭边絮叨一天发生的事情,此刻又是家里最暖的风景。由于长年无人居住,这个家去年已经买掉了,对家的记忆却不会丢掉。收拾旧物品的那天,我尽量拖延时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流连停驻,抚摸每处充满回忆的墙角,依依不舍地锁上大门。有时候回到文城,我会刻意开车转过去看看这个曾经的家,虽然已不便进去,就这样停在那条落英缤纷的种满紫荆花的小路上,静静地望着它,找寻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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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口

大学毕业后,我便把家安在了海口。海口和我没有血脉关系,不是我的故乡,却是我居住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它可能不够现代,不够时尚,不够大气,不够文化,但我习惯了它的舒适,感动于它的淳朴,喜爱上它的包容。我的花样年华献给了这座城市,不知会否在此一直安静终老?

其实小时候对海口特别是海口人不太喜欢,总觉得他们骨子里有省城人的傲气和霸气。记得有一回,父母带我和哥哥上省城玩,走在解放西的路上,哥哥莫名其妙就被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的一个少年弹了一下后脑勺,当时心里想,海口真的很不喜欢外地人呀,我以后不想来海口了。

建省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场面我没见过,但是也颇有耳闻。淘金热潮过去后,一些人离开了,或收获或失落;一些人留下了,或坚守或不服;一些人过来了,或企盼或憧憬。这样一来,海口变成了一个地道的移民城市,包容了像我这样的千千万万个外乡人,我也慢慢地爱上了这座城。有人说,因为一个人,会爱上一座城,其实因为一段时光、一份往事、一篇文章,也会爱上一座城,更何况,这座城里目前生活着我所爱的全部人。

我和哥哥毕业后都选择了回到离家最近的城市,当年我们都有留在异乡的机会,但是都放弃了,这是很多海南人的特点,父母在,不远行。父母年事已高,退休后就跟着哥哥到海口居住,含饴弄孙,悠然自得。环岛高铁开通了,交通非常便利,父亲周末时会隔三差五回文昌会会老战友老同事,啜上两口小酒,又乐呵呵回到海口。父亲好酒会喝是出了点小名了,而且喝酒不服输不服老,母亲因为担心他的身体经常因为酒事而跟他红脸,看到父亲可怜兮兮渴酒的时候也于心不忍批准他少喝点,他俩也一直在喝与不喝之间斗智斗勇了一辈子。有一次,父亲和老战友聚会喝多了,怎么都找不到回家的路,走着走着干脆在路边的石凳上睡着了,母亲在家盼了半天实在坐不住了,拿着电筒一路寻找。终于在离家不远处找到了鼾睡如泥的父亲。从此以后,父亲逐渐减少了酒量。

高铁通了,路途近了,回娘家的脚步也就更勤了。母亲再也不用坐上半天汽车,胆颤心惊地经过九曲盘山公路,而是坐上动车穿过隧道,经常在节假日回到陵水娘家看看她牵挂的亲人们。顺便采购一批新鲜上等的酸粉食材拿上海口来,等我们都馋了的时候,搞一锅香喷喷的陵水酸粉,让我们大快朵颐一饱口福。老黄家的酸粉手艺真是一绝,二舅妈、母亲、阿梅姨都是手艺传承人,吃过她们亲手调制的酸粉的人都会赞不绝口念念不忘。每当家里搞酸粉时,就是一大家子亲朋好友友相聚的日子,陵水的、文昌的、海口的,甚至四川的都闻讯而来,酸粉和文昌鸡是铁打不动的主菜,融合了陵水和文昌的口味。大家坐着品、站着尝、蹲着吃,老妈把酸粉日搞成了我家特有的公期日,小小的房子里热闹非凡,大家吃的是粉,叙的是情,闻的是浓浓家的味道。

现在我已经步入不惑之年,早也当了孩子的母亲,但是在父亲母亲的眼中,我还是个小姑娘,一个还需要他们悉心照顾的小孩。如果工作繁忙一段时间没过去哥哥家看看父母,他们就会自己坐公车过来看我,每次都大包小包恨不得把哥哥家好吃的给我搬来。

想起去年文昌房子卖掉时,我很伤感,对母亲说我没有老家了,母亲笑着说:“傻瓜,我们在哪儿,家就在哪儿!”是啊,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竟然才懂得。

无论你来自何处,现在何地,将去何方,家人亲人爱人在哪,哪里就是故乡。

后记

父亲由于没有生日,母亲也就不过生日,而把结婚纪念日做为两人共同的生日。谨以此文献给父亲母亲的金婚年,纪念50年风雨携手同行的岁月。

(郑艳 第1稿 海口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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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淘沙

By , 2016年5月17日 2:5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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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旧情怀,新绿追陪。

盈盈一捧不禁风,问落英飘洒何处,千山万水。

来岁紫檀开,记我清杯。

文昌河畔少年丛,紫贝山阳倾笑语,梦萦千回。

谢飞生命的最后时光 (李木)

By , 2016年5月17日 6:58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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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4日,大年初五,人们都还沉浸在春节的欢乐祥和之中,被誉为“长征英雄,海南女杰”的海南籍女红军谢飞静静躺在北京医院特护病房里,白色被单盖住了她原本清秀的脸庞。刚刚度过一百岁又十一天的她,在这天凌晨5点57分驾鹤西去了。

2月25日,原本已经有些回暖的北京突然温度直降并飞起漫天鹅毛大雪。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厅里哀乐低回,谢飞安卧在鲜花丛中,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摆放着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海南省委、省政府赠送的花圈。人们胸佩白花缓缓向前,向这位有着86年党龄的老革命家做最后的告别,也是告别当年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一位女战士。

谢飞生平介绍中写道:谢飞是海南文昌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公安政法教育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公安部咨询委员,原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部长级医疗待遇)。谢飞是参加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是一名优秀的新四军指挥员,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

笔者曾四次采访谢飞,对她坎坷而辉煌的经历肃然起敬,概括出其百年人生的六大亮点:一是13岁在家乡海南读书时就参加革命,14岁入党,是海南早期妇女武装的领导者,并有在海外为党工作的经历;二是爬雪山、过草地,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与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30名女红军一道,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是1935年至1940年期间,经邓颖超牵线成为刘少奇的妻子,在延安用浓浓的母爱温暖着刘少奇与何宝珍烈士的女儿刘爱琴的心灵,在天津、北平等地协助刘少奇完成了重组中共北方局的重任;四是在抗战烽火中率兵打胜仗,成为威震敌胆的新四军指挥员;五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在功劳簿上停滞不前,而是自强不息、笃学不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学专业的研究生,继而成为我国法学教育的开拓者,从一个职业革命家转变为法学专家、政法教育家;六是在“文革”中因刘少奇的冤案被捕入狱5年多,但始终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不做伪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近日笔者电话采访了仍沉浸在悲痛中的谢飞的养子谢冰,更多的了解了谢飞晚年乃至临终前的情况。

谢冰说:母亲为人低调、淡泊名利,生性不喜张扬,从不居功自傲。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她很少在外边“抛头露面”,基本不担任社会兼职,以便腾出时间、精力放在教学和学习上。从1978年被选为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开始,她才相继担任或被聘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理事、公安部咨询委员,1991年被公安部授予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1983年退居二线后,她仍然把自己当作一名女红军,继续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或利用公安部咨询委员的身份,到基层公安机关调研,为公安部领导的决策提供依据;或参加全国政协的各项活动,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与义务;或撰写回忆文章,抢救、整理有关的革命历史资料;或回到海南,关心家乡的发展建设,与当地领导同志共商海南振兴大业,到学校去鼓励孩子们为建设家乡而努力学习,与侨领广泛联谊,动员他们支持海南的发展。

由于年事已高,又历尽磨难,身体渐渐不支, 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谢飞于2000年2月离职休养。2006年9月谢老参加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三位仅存的长征女红军(王泉媛、钟月林、谢飞)相聚北京,到人民大会堂参加邮电部举行的“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专题邮票发行仪式……谢冰说那是母亲晚年最忙碌和辉煌的一个月。此外,谢老就都是在家里或是北戴河休养了。不过每年春节或遇重要纪念日,公安部领导都会到家里看望慰问,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谢飞逝世后,公安部立即上报,当天中午刘云山等中央领导就打来电话表达悼念和慰问亲属。而八宝山灵车接送遗体、告别仪式和骨灰安放等也都给予了很高的规格待遇。

谢冰说,跟许多高龄老人一样,晚年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等病症,记忆力严重丧失,无法与人进行正常交流,但这也只是生命逐渐衰老的过程,身体的主要器官并无大碍。2011年夏天,谢冰跟往年一样陪同母亲到北戴河疗养,年底一家人又搬到了组织上安排的一套居住条件更好的新房。2012年2月3日是谢飞99岁生日,一批爱戴她的新四军老战士筹划着为老人提前庆贺百岁诞辰。没想到2月1日谢老却因常年卧床而褥疮发作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8个月。褥疮治好了,可由于长时间住院又致使身体的多种疾病突然爆发了出来,从此就再也没能离开医院。今年2月3日,公安部有关领导来到北京医院,为谢老的百岁华诞送来了寿桃和生日蛋糕,谢老虽然一直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但还是在家属的帮助下品尝了一下香甜的蛋糕,嘴角还泛起一丝笑意。其实谢老从今年1月下旬起病情就几度恶化,各种身体机能衰竭,肺部感染,连续高烧半个月不退。

提起母亲最后的日子,谢冰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说整个春节他们夫妻和秘书、护工四人都轮流在医院日夜守护,随时观察母亲身体的点滴变化,看到老人家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各项病态指标居高不下,他坐立不安,心急如焚,暗暗祈祷母亲能像长征途中拖着病体爬过大渡河铁索桥一样再次越过鬼门关。2月13日,谢老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心跳、呼吸和血压都奇迹般平稳了,甚至还微微睁开了眼睛,谢冰赶紧为母亲拍下了这最后的影像。当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庆幸顽强的谢老又闯过一关时,14日凌晨,噩耗传来。当时谢冰正在家里休息,闻讯赶到医院时,晚了2分钟,谢老已经停止了呼吸。这让与母亲相依为命几十年的谢冰难以接受,泪如泉涌,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谢冰还说起了他的另一个遗憾:2010年谢冰退休回到家里专事陪护母亲,他买了一辆小车,母亲一辈子没享过福,虽然有公家的车供她专用,但总想什么时候让母亲也坐上儿子自己买的车到外面逛逛。可是因为谢老身体的原因,直到临终,谢冰这个心愿都没能实现,也永远无法实现了。

与谢冰同样悲痛欲绝的是刘爱琴。1938年,十一岁的刘爱琴到了延安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刘少奇,而这时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是年轻漂亮的继母谢飞。从谢飞身上,刘爱琴第一次感受到了温暖的母爱。“爱琴”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候谢妈妈和父亲一起给起的,她用了一辈子,她说谢妈妈就像她的亲妈妈。谢冰说,刘爱琴与母亲感情很深,上世纪90年代经常一起回海南,平时也多有来往。在为谢老守灵的日子里,刘爱琴哭得很伤心,边哭边念叨着:谢妈妈,你是我的好妈妈!25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在亲属队伍中刘爱琴站在第一个位置。
让谢冰略感欣慰的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里,他为母亲挑选了一个86号的穴位,寓意着母亲86年的革命生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册上,有许许多多的令人仰慕的杰出女英雄,谢飞就是其中颇富传奇色彩的一位。

是啊,一个偏远海岛上的农村女孩,十三岁投身革命,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英勇顽强的红军战士、新四军女干部,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和政法教育的开拓者,成为中共领袖级人物刘少奇的妻子,分手后始终未再婚,也从未有过自己的亲生儿女,……不论从一个女革命者的角度还是从一个普通中国妇女、海南妇女的角度,谢飞都是一部情节曲折、内涵丰富、具有厚重历史与人文价值的大书,值得人们好好阅读。

2013年2月28日 海口,
刊于3月4日海南周刊

四访谢飞 (李木)

By , 2016年5月17日 6:53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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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气度不凡的老太太,她端坐沙发,身后一个硕大的花篮,各种鲜花盛开着。老太太脸色红润,自信而慈祥地笑着,而那满头银发和略显虚幻的眼神似乎在讲述着她所经历的沧桑———这是2003年9月9日我第三次在北京采访谢飞老人时给她拍的一张照片。当时已九十高龄,但仍精神矍烁,身子硬朗,待人热情,语速颇快。如今,又一个十年过去,谢老将迎来她的百岁诞辰。我不禁回想起先后四次采访老人的情景。

一访谢飞  
如数家珍忆长征

1996年10月我出差北京,恰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便萌发了探访谢老的念头,并通过朋友要到了谢老的电话。听说我是从海南来的,老人家很高兴,在电话中详细告诉我路该怎么走,还说要到校门口接我,令我好不感动。她果真接我去了,但由于素不相识,也许就擦肩而过,当我摁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园里一幢陈旧的小楼门铃时,开门的小阿姨只好又把她找回来。

那是一间不大的客厅,一套沙发和一部彩电占据了大半空间。墙上一只大龙虾,让我感受到了家乡大海的气息,而北墙正中端挂着一幅谢老与毛泽东主席握手的大照片,久久吸引住我的目光:年轻的谢飞,一脸的激动与喜悦,毛主席则像

一位仁慈的长者,饶有兴趣地在询问什么……照片摄于1957年,是经过十年浩劫后谢老仅存的一张历史照片,还是从照相馆的档案里找出底片重洗的,谢老当时是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

谢老从15岁便离开家乡,海南话已基本不会说了,但说普通话时还能听出浓厚的乡音。我说:“一听您说话便知是海南人。”她笑道:“我说的是文昌普通话,改不了。”此外,娇小的身材、清瘦的脸庞、高高的颧骨、细细的眉毛,都是家乡留给她的清晰印记。

她说身体还行,就是记忆力差了,但正如老人们常说的“过去的事想忘也忘不掉,现在的事想记却记不住。”

然而,一谈起长征,老人家便眼睛发亮,滔滔不绝。随着她时而激昂、时而义愤、时而深情、时而平静的叙述,我眼前仿佛又一次展开了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看到了一个女红军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她谈左倾路线的危害,谈遵义会议使革命转败为胜,谈毛主席用兵如神,谈张国焘阴谋另立中央,谈她在长征途中与刘少奇结为夫妇,后来又因为恶劣的战争环境而分手……

二访谢飞   
相谈甚欢念家乡

2002年9月,在时隔六年之后,我又一次采访了谢飞老人。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在公安大学南门的一幢新公寓楼上,我终于找到了谢老的新家。这是公安部刚分给谢老的一套面南的新居室,宽敞明亮,阳光飘洒在窗前。进入客厅,我再一次一眼就看见了那幅熟悉的谢老与毛主席在一起的大照片,还有洋溢着家乡大海气息的龙虾标本。

河南籍保姆小王说只有她和奶奶在家,奶奶身体不好,整日睡在床上,不认人,也不记事了。她边说边到卧室将谢老请了出来。

与6年前相比,岁月染霜,谢飞的满头银丝,瘦削的身子留下了更多风霜的印记。北京城里的人还都穿着单衣,她在室内却套上了厚厚的毛衣。兴许是见到家乡来的客人,那天谢老精神很好,谈兴很浓,话音琅琅,颇有底气,还很配合的满足我拍照的要求。近一个小时的相谈甚欢,但也是艰难的。在我的引导下,她说出许多已遗忘多年的海南话时,乐得咯咯笑,如同一位考试得了满分的孩子;她说她从小就很会走路,她这双腿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语带自豪。而想让她具体介绍长征,她却说记不全了,我在诸多询问得不到答案时猛然问了句:“您认识刘少奇吗?”她的回答干脆利落:“当然认识,他是我丈夫”,此外再无更多的回忆。

说起家乡海南,老人格外兴奋,她说自己在家中排行最小,便有了“阿尾”的小名,十四岁入团,不到十五岁入党,还好几次说“他们不敢欺负我,否则我也对他们不客气”“他们敢打我,我也会打他们”,边说边挥起自己布满青筋的拳头,神情颇为激动,紧接着又不好意思地自嘲道:“其实我这么点点大的拳头也打不过人家”。

三访谢飞   
往事如烟风中散

2003年,又是秋高气爽、霜叶似火的九月,趁着在北京开会的间隙,我轻车熟路地第三次来到谢老的家。客厅里多了几张谢老九十大寿时与家人的合影,其中包括儿子(养子)、媳妇、孙女还有刘少奇的大女儿刘爱琴等,像片中的谢老穿一件红色中式棉袄,显得特别精神和喜庆。时值中秋节前夕,公安部刚刚送来了大花篮和慰问品。谢老特别赞赏那花篮,说很少见到这么美丽的花、这么大的花篮,很高兴地以花篮为背景,让我拍照。

我很想详细了解她与刘少奇五年多夫妻生活,以及“文革”中她为刘少奇拒作伪证而被送进牢狱的5年多的艰辛,但年事已高,她已记不起太多。不过看到她身体比过去一年更好了,听着她如老顽童般无忧无虑的谈笑,我又倍感欣慰。对一个饱经磨难的人来说,遗忘也许更有利于她的健康长寿。

四访谢飞  
海南女儿爱海南

2006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当时我所在的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举行“走近琼籍女红军谢飞”活动,动员我省中小学生给红军老奶奶写信,组织各界代表到北京看望慰问谢飞。

国庆节前夕,我随各界代表赴京慰问谢飞老人,也完成了对谢老的第四次采访。虽然已是93岁高龄,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但看到这么多家乡来的客人,谢老还是非常兴奋,一会儿给少先队员回敬队礼,一会儿拉着妇女代表的手连声说“谢谢”,又将刚刚出版的《长征女红军谢飞》一书回赠给大家,并在大家的引导下清晰有力地说出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我是海南人,我爱海南!”在公安大学的校园里,一群身着警服的海南籍学生围坐在谢老身边,用家乡话问候她,唱歌给她听,谢老高兴得手舞足蹈,和着节奏打起了拍子。

这次在北京,谢老已经无法用语言和我们交流,我们主要采访了谢老的家人和曾与谢老一起生活、工作过的老同志。离开北京时,我们收到了一个大信封,里面是谢老在养子帮助下完成的给我省中小学生的回信。信中写道: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7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前夕,很高兴收到同学们给我的信。

……

同学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是新海南的希望。你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红军的革命传统,听党的话,热爱祖国,正直善良,尊敬师长,刻苦学习,勤劳朴实,团结互助,锻炼身体,在各方面健康成长。”

回顾对谢老的四次采访,她的身体是一次不如一次,但我对她的认识和感情则是越来越深。2011年7月我到北京领取金话筒提名奖时,又一次来到了公安大学想探望老人家,可惜那次她到北戴河疗养去了。

2月3日是谢飞百岁诞辰,让我们走近谢飞,向这位“长征英雄,海南女杰”献上我们的敬意和祝福!

(本文刊发于2013年1 月28日的《海南周刊》。)

谢飞:“我的长征走了三万五千里” (李木)

By , 2016年5月17日 6:47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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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壮举之一。在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队伍里,有好几位海南人的身影:张云逸、周士第、庄田、谢飞、符确坚、云广英、林青、何畏……谢飞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健在者。当年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名女战士中,如今在世的唯有她一人。

谢飞,这位有着太多传奇经历的文昌女子,眼下正静静躺在北京的医院里,虽然神智已不太清醒,但来自家乡海南的祝福相信她是能听到的;长征途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一定还在她的心中激荡。笔者曾数次采访谢老,听她讲述长征路上那艰苦卓绝的一幕幕。

走前走后
我的三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严格挑选,21岁的海南姑娘谢飞与其他29名女战士一起随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当时她叫谢琼香,大家亲切地称她“阿香”。

她们三十名女红军大多数被编在干部休养连,与男同志一样行军打仗,与饥饿、寒冷、疾病作斗争。徐特立、董必武、成仿吾、谢觉哉等老同志,贺子珍、邓颖超、邓六金、钟月林等都在他们这个连队。

谢飞曾回忆道:“刚出发几天,我这不争气的脚老闹别扭。从天亮走到天黑,一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沉欲坠,粗硬肿胀,举步维艰。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面,想坐下歇口气,可一歇就跟不上大部队,因此常受到责备。但是我从不泄气,咬着牙与战友们互相鼓励着走。当时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因为当时对待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办法是每人给八块钱,留在老百姓家里。”

当时谢飞的身份是“工作队员”、“政治战士”,工作是“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完成工作任务,只能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找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筋疲力尽领着这几个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大亮,队伍早已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

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一二十里路,一年下来多走的路就相当可观了。此外,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所以谢飞说:“别人的长征是二万五千里,我们的长征,走了三万五千里”。

过大渡河我走得最苦

谢飞回忆说,“最困难的是过雪山过草地,而我呢最困难的是过大渡河。过雪山过草地当然很困难,草地整整走了一个礼拜七天七夜。哎呀,牺牲的多了。草地呢是每天下雨,没一天晴的。每个人只带了五斤粮食,炒熟后就放在口袋里,饿了就拿一点来吃。男战士背的东西更重,一个人都背着三个到五个手榴弹,又是步枪、一捆子弹,背五斤粮食、自己穿的盖的。过草地死的人比较多,半里或者一里路就倒了一个。草地伤亡的人比过雪山伤亡的人多。雪山也走了很长时间,好多座雪山呀。一些牲口都累死了。到后来大渡河那一段呢,我走的是最苦的,我病了。”(选自笔者1996年对谢老的采访录音)

在过大渡河的前几天,谢飞就病了,天天发高烧,嘴唇泛起白泡,浑身无力,头晕目眩。但她咬着牙,拄着拐棍,紧跟着队伍。董必武看见谢飞实在走不动了,就命令她骑上自己的小白马。谢飞勉强骑了两三里地又坚持下马自己走,因为她知道董老已年过半百,而自己毕竟是个年轻姑娘。好不容易来到了泸定桥头,一看,不禁头昏眼花,浑身发冷,双腿颤抖:只见脚下万丈急流,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被急流吞没卷走。而这时候大部队已经过桥,留下照顾她的小战士也是自顾不暇,谢飞凭着惊人的毅力,咬紧牙关,闭上双眼,屁股坐在临时铺的桥板上,双手紧紧抓住铁索,手脚并用,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一百多米的铁索桥,她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艰难地挪了过去。

从牛粪里扒麦粒充饥

谢飞所在的干部休养连虽然是一支由老同志、女同志和伤病员组成的特殊连队,但照样要自己筹粮。在过草地前,粮食异常紧缺,女红军们筹集粮食的任务更重了。这可难坏了连队的指导员李坚真,她每天都带着人去附近的小山村里找粮食。其他同志也是想方设法,一点也不敢懈怠。当时部队宿营在藏区,谢飞、钟月林、钱希均3个人住在一家比较富有的藏民的楼上。由于反动派的宣传,房主人早就跑了,粮食、牲口都不见了踪影。面对着满屋子值钱的家具,女战士们只能以又苦又涩的野菜充饥,有时肚子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一次,谢飞的目光无意间透过楼板的缝隙,看到下面牲口圈的粪堆上有一小堆东西,仔细一瞧,原来是麦粒。钟月林、钱希均凑过来一看,果然是粮食,而且数量不少。但是她们很快失望了,因为麦粒是在一堆牛粪上,已经同牛粪粘到了一起,而且上面有许多蛆虫原来是牲口拉出来的。“可惜太脏了,这叫我们怎么吃啊。”她们打消了下去捡粮食的念头。

这时,一位男同志有事来找,钱希均就把粪堆上的麦粒指给他看。他二话没说就奔下楼去,不一会就捡了一包麦粒。3个姑娘见状,也跑进牲口圈里,几双灵巧的手在臭不可闻的粪堆上扒来扒去,像鸡啄米似地寻找着麦粒,一阵阵臭气熏得她们直皱眉头,可是谁也顾不得了。不长时间,就捡了两三斤。

幸运的姑娘们就像捧着战利品一样捧着沾满牛粪的粮食来到河边,一遍遍冲洗,直到闻不出一丁点儿粪味。她们把洗好的麦粒放到锅里去炒,麦粒渐渐散发出香喷喷的气息,抓几粒一嚼,真是香脆可口。

在茫茫的草地,谢飞她们在口袋里装上几把炒米,饿了就抓几粒放进嘴里嚼,令其他战士羡慕不已。有一位红军指挥员拿出自己一直舍不得用的半块肥皂跟谢飞换炒米吃,谢飞慷慨地抓一把炒米递给他,说:“这么好的肥皂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炒米给你。”当然,她说这是从粪堆里扒出来的粮食。

一个梨
留给老乡12个铜板

1935年4月,中央红军进入云南省境。春色宜人,但酷热的太阳暴晒着,沿途的水也不好喝,又苦又涩。红军指战员苦不堪言,不少人病倒了。

一天黄昏,干部休养连来到云南边境一个小村落。谢飞、钟月林、刘彩香三个女红军,搀扶着病重的吴富莲走进一间低矮的屋子。她们在地面上铺了一层稻草,照顾着吴富莲躺下来。谢飞忍着饥饿,坐到灶前,用稻草烧水洗脚。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每到一地住下来,首先得烧一盆热水烫脚。走了一天,脚肿腿胀,需要用热水烫烫,否则第二天起来,下肢会像木棍一样硬邦邦的走不了路。

谢飞弯下身子扯着身后的稻草,往灶膛里添。突然,咕噜咕噜,从稻草中滚出几个梨。她掀开稻草,露出一个箩筐。“呀,梨,一筐梨!”她兴奋地嚷起来。钟月林、刘彩香闻声围了过来。果然是满满一筐梨,好不诱人。被炎热蒸了一天的女红军,多么想吃呀!可是红军有严格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如果主人在,还可以用钱买几个,偏偏主人躲起来了,又不知道价钱,她们只好遗憾地用稻草把梨筐盖上。

“哎哟……”躺在一角发高烧的吴富莲,轻轻地呻吟着。谢飞又把手伸向了稻草。她提议给吴富莲买一个梨,大家一致赞同,可是给多少钱呢?她们决定往多里给,一个梨留十二个铜板,它是每个战士一天的伙食费,远超出一个梨的价钱。

钟月林、刘彩香把梨切成片,喂给吴富莲吃。吴富莲吃了梨,精神好多了。谢飞给房东留了条子:“老乡,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住在你家。我们有个病号正在发高烧,买了你一个梨,现留下十二个铜板。没有征得你的同意请原谅。”条子和钱搁在梨筐上,盖上稻草,闻着诱人的梨香,她们进入了梦乡。

长征路上结情缘
谢飞生命中唯一的情缘,是与刘少奇结婚。

对刘少奇,谢飞仰慕已久,知道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在江西根据地时也远远地听过刘的报告,真正接触还是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当时还叫阿香的谢飞被推选为代表去找负责后勤的刘少奇,要求给女红军们找一个民夫帮忙背一些东西。刘少奇非常体谅这些担负照顾伤病员、找向导筹粮等重任的姑娘们,答应了她们的请求,双方的交谈也给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工作上的原因,两人又有了更多的接触。刘少奇很喜欢阿香这位性格像男孩子一样的海南姑娘,称赞她性情爽快,做事果断,有一股不怕难不服输的劲头。当时刘少奇的妻子何宝珍已经牺牲一年多。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各方面情况好多了。刘少奇向邓颖超大姐透露了喜欢阿香的心事。邓大姐爽快地找到阿香为他们做媒。于是在瓦窑堡,刘英嫁给了张闻天,钟月林嫁给了宋任穷,22岁的海南姑娘谢琼香嫁给了比她大14岁的刘少奇,改名谢飞。

这段婚姻维持了5年,而在“文革”中谢飞为此饱受了5年的牢狱之苦。她没有再婚,也从未生育,与养子一起生活,直到今天。

谢飞年谱

1913年2月3日出生于海南文昌湖山,原名谢琼香。
1926年考入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琼台师范前身)。
1927年2月加入共青团,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
1928年在香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
1929年夏在新加坡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机关。
1932年2月回国在福州、厦门中心市委从事机要文秘工作。
1934年初调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是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30名女红军之一。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在瓦窑堡与刘少奇结婚,改名谢飞。
1936年1月至1937年先后在中共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北平、太原等地协助刘少奇工作。
1937年12月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两年。
1938年与刘少奇前妻所生儿女刘允斌、刘爱琴共同生活了近一年。
1939年4月至1944年,先后到中共鄂豫皖区党委、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担任过区党委委员、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兼江南社副社长、党训班主任、地委委员、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兼新四军浙东纵队余上特务营(独立营)政委等职。
1945年,身为浙江省余上(余姚与上虞两个县)县委书记兼特务营政委的谢飞领导600名指战员先后与日伪军作战数十次,屡打胜仗,被群众亲切称为“谢团长”。
抗战胜利后任华东局妇委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华东局驻大连办事处处长、东北局特委会委员、东北纺织工业部职工学校校长。
1949年4月到北京,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
1950年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一边参加夜大学习,两年读完夜大全部课程。
1953年考取人大法律系研究生,主修法理、宪法和国际法等课程。
1956年研究生毕业,次年2月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
1968年3月,因刘少奇“问题”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但她坚持真理,宁死不屈。
197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被释放,结束了5年多的牢狱之灾,不久下放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劳动。
粉碎“四人帮”之后,于1979年12月复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后改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
1980年任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后任中国法学会理事。
1983年至1993年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退居二线,任公安部咨询委员至今。
2000年9月离休。

(李木整理)

(本文刊发于2013年1 月28日的《海南周刊》。)

海南女杰谢飞:经霜红叶火样红 (李木)

By , 2016年5月17日 6:38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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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元旦一过,我就赶忙给北京的谢飞家人打电话,询问谢老近况,去年2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曾为99岁的谢老举办生日庆贺会,谢老因病住院未能到场,今年2月3日是老人家的百岁诞辰。谢老的儿媳妇刘思南告诉我:这一年来谢老一直住院,今年的百岁诞辰恐怕也只能在医院里过了。

由于15岁就离开家乡,谢老的主要革命经历不在海南,再加上其他复杂的原因,海南的父老乡亲对这位出自侨乡文昌而今仍健在的杰出女性了解不多,成为一个遗憾。像谢飞这样有80多年党龄的人在全国已经很少了,而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战士如今在世的仅她一人了。

这位“长征英雄,海南女杰”的百岁人生,实在是一部传奇。

十四岁入党
小琼香敢和男生比高低

海南岛,风光旖旎,地灵人杰,孕育了一批又一批名留青史的英雄人物。谢飞,便是其中一个。谢飞,1913年2月3日出生在海南岛文昌茶园村,原名谢琼香,小名么尾。“么尾”在海南话里指家里最小的孩子,因为她上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

谢飞从小活泼好动,5岁就帮家里干活,放牛割草;她性格倔强好强,爬椰子树、荡秋千、站在牛背上过桥,她敢于和男孩子比高低。

1921年,8岁的谢飞上学了,全校二百多名学生,她是唯一的女生。后来她随三哥谢冠洲到海口读书。在众多兄弟姐妹中,谢飞受三哥影响最大,这位曾担任农民自卫军连长、乡苏维埃主席、中共文昌县委委员的三哥,是谢飞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以至到了晚年,每次返乡,谢飞都要到三哥的坟前看看,嘴里常喃喃自语:“三哥,小妹来看你了”。

1926年,13岁的谢飞以优异成绩考上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也就是今天的琼台师专。在初中部,她是年龄最小的女生,但她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妇女解放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1927年2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谢飞才十四岁。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笼罩海南。谢飞与三哥谢冠洲等回到乡村,创办妇女识字班,组织农军,宣传和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她当上了区妇委书记。1928年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谢飞转移到了当时广东省委所在地香港。从此,谢飞离开了家乡,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北方局小红楼
见证谢飞与刘少奇爱情

离开海南后,谢飞先后在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福州、厦门等地从事地下党组织的保卫工作。1934年被调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10月便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谢飞与战友们用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到达陕北后,22岁的海南姑娘谢飞,迎来了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婚姻。对丈夫刘少奇,谢飞说,早在马来亚时就听到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到中央苏区后,听过刘少奇作报告;长征途中,两人才真正接触,互生爱慕之情。在邓颖超等人的操持下,他们在陕北古镇瓦窑堡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毛泽东、周恩来和李维汉等十多位中央领导前来道贺。谢飞这个名字就是那时改的,不过人们还是习惯地叫她“阿香”。

新婚不久,谢飞夫妇便根据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乔装打扮,辗转到了天津。当时刘少奇是中共北方局书记,领导着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理万机。妻子谢飞则身兼数职:任北方局机要秘书,协助刘少奇工作,保管党的机要文件;当家庭主妇,照顾刘少奇的生活,保护刘少奇的安全;当交通联络员,与有关人员秘密接头,传送情报文件。

有人说,在天津的这近一年,是刘少奇与谢飞作为夫妻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因此,位于天津市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那座中共北方局的红色小楼应该是他们爱情的重要纪念地。中共北方局的出色工作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赞扬,为刘少奇的革命生涯写下了光辉一页,而作为他的战友和妻子,谢飞在这其中也功不可没。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刘少奇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时叛变革命,要谢飞作伪证。当时谢飞与刘少奇分手已20多年,作为夫妻他们缘分已尽,但在原则问题上岂能颠倒黑白!她的回答始终都是:刘少奇同志没有被捕,更没有叛变革命。为此,谢飞经受了5年多的牢狱之苦。

浓浓母爱
心疼我的“谢妈妈”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谢飞夫妇回到了延安。长期的革命实践,使谢飞深知理论的重要、学习的重要。在延安的一年多,谢飞先从中央党校毕业,又成了马列学院的第一期学员。这期间,她以自己无私的母爱温暖着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的心。

刘爱琴是刘少奇与前妻何宝珍烈士的女儿,从小被寄养在别人家,受尽磨难。1938年5月,11岁的她来到延安,这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刘少奇,并从继母谢飞身上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

“有一天是礼拜六,她(谢飞)就到爸爸(刘少奇)那去了。爸爸告诉我说这是你谢妈妈,你的新妈妈。我心里想这个是我的新妈妈,那好啊。我觉得她端庄秀丽,她的确年轻时候特别漂亮。我看到她以后,没有什么陌生感,感到很亲切。她对我很好,每次去学校接我,跟我一起生活,跟我一起睡觉。有一次我在学校生病了,她来看我,当时我病了好长时间,发烧,不想吃饭。她把小米熬成粥,端来喂我吃。我说不想吃,我是南方人,没吃过小米。她说你就舔一舔,我舔一舔好像也挺好,完了她就喂我。她照顾我照顾得好,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我刚从武汉到延安的时候,身体很不好。我爸爸就说让她(谢飞)带我去检查一下身体。她带着我去看大夫,检查完身体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毛病,但是长得个子小,营养不良,大夫说肚子里有虫子,需要打虫。头一天吃了打虫的药,我说我想上厕所,她就领着我去了,一看我拉了一堆虫子,哎哟,她说真是的,你看孩子,你这样怎么长身体啊,把她可惜的,就是很心疼我。”(选自作者2006年对时年79岁的刘少奇长女刘爱琴的采访录音)

屡打胜仗
“我们的谢团长”

1939年初,从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的谢飞,穿上新四军军装,奔赴抗日前线。先后在中共中原局、鄂豫皖区党委、路西省委工作。

1940年秋天,谢飞肩负刘少奇重托,渡过长江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送急信。完成任务后,形势进一步恶化,长江被敌人封锁,她无法返回江北。从此她与刘少奇天各一方,失去联系,5年的夫妻也无疾而终。从此谢飞没有再婚,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

当年,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与刘少奇同志分手后,深明大义的谢飞将个人情感压在心底,以更加充沛的热情投入工作。在苏南地区,她开办党员干部培训班,自己筹备教材,写教案,亲自上课,用延安精神武装干部群众。她任党领导的江南社副社长,亲自在《大众报》上写评论,鼓舞人民起来与敌人斗争。

“谢飞同志啊,在我们浙东纵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女英雄。她把延安的精神带到我们浙东来。她当党训班主任的时候,把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三个方面都详详细细的讲给大家听”(选自2006年对时年84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林晖的采访录音)

她担任中共余上县委书记兼特务营政委,身穿新四军制服,腰挎驳壳枪,英姿飒爽,率领战士冲锋陷阵,打击日寇伪军。在谢飞的领导下,特务营屡打胜仗,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地方抗日武装中实力最强的部队,当地老百姓都自豪地称谢飞为“我们的谢团长”

“打仗呢,她也是很出色的,特别是她担任余上大队政委的时候,在一次作战中把顽军一个大队全部消灭了。这个大队的副队长说,我真没想到会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上”,林晖说。

拒作伪证   
摧不毁的正义精神

1949年10月1日,谢飞和她的战友们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她亲

眼看到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看到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美好理想变成了现实。为了这一天,谢飞有十几位亲人先后被反动派杀害,在海南老家的房子也被敌人烧了三次。

谢飞是一位革命功臣,但是没有官位意识,她依然保持一名红军战士的优秀品质,她热爱学习,喜欢实干。她深知要建设新中国,光靠战争时期的经验是不行的,要学习新的知识。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她一面担任专修科主任,一面上夜大,刻苦学习文化。1952年,她39岁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四年后毕业,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负责教学工作。除了审查教学大纲,她还亲自写讲稿,给学生上课,带学生外出考察学习,成了一名懂业务的领导干部。

“因为她在法律方面造诣比较深,她就搞法律教育,一直是这样的,自己写讲稿,自己收集材料,有同志问她,我也问过她:要不要秘书同志帮你写?她说‘不需要不需要,我自己来’,她从来不用秘书。讲法律课的时候,她深入到学员当中,与学员交流,听听学员在讨论当中领会了多少,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所以在教学这一方面,她受到学员的欢迎。不愧是我们第一代的法学教育的开拓者。”(选自笔者2006年对时年78岁的原中央政法干校办公室主任黄连荣的采访录音)

1957年1月1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员,毛泽东拉着谢飞的手,亲切地与之交谈,新华社记者侯波按动照相机快门,摄下这历史瞬间,这张照片至今挂在谢老家中客厅。

这之后的十余年间,谢飞默默耕耘在政法公安教育战线上,甘愿做一名含辛茹苦的园丁,直到1968年一场“人祸”降临在她头上。谢冰是谢飞的养子,他回忆起那一幕:“在1968年3月13日深夜,她突然被抓走。12日晚上我还专门去看过她,她还在办公室里看书呢,一切都很正常。才过了一天,13日深夜,家里就我一个人,半夜我就听到那门当当当地敲,一看,冲上来十几个穿军装的人,亮了证件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跟我宣布:你母亲已经被拘留审查。他跟我说的比较含糊,大概意思就是奉命搜查,结果就在我们家翻箱倒柜,最后一个军人拿着一张人民日报问我:为什么还存这个东西?我一看那张报纸,原来上面有刘少奇主席的像。那个时期,国家主席经常是头版头条,这很正常,而且那可能是1965年的一张报纸。他就认为这好像是个天大的罪证。从3月13日晚上之后,一切消息就全部断了,我呢昼夜之间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

有人统计过,“文革”中,因刘少奇冤案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二万多起,作为曾是刘少奇同志夫人的谢飞是其中最大受害者之一。她与刘少奇夫妻5年,“文革”中为此被关进监牢达五年多。尽管在牢中受尽折磨,但她仍始终拒绝为所谓的刘少奇被捕叛变作伪证,她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谢冰回忆,“应该是在1973年初,我和几个亲属到秦城监狱看她。几年没见,苍老多了,又瘦,穿得破破烂烂的,说话声音很小。这几年我们都不知道她在几个监狱,换了几个地方,提审她多少次。后来了解到,她被提审两百多次,面对面的斗争,坚持真理,相信正义。综观母亲这一生,她小时候很好强,战争年代很坚强,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顽强。正因为好强、坚强、顽强,所以她的意志并没有被摧毁。”

1977年,著名画家、新四军老战士赖少其创作了一幅陈毅咏红梅诗的画,赠予谢飞,意喻她腊梅般的坚韧品德,不做违心事,不说违心的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谢飞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恢复人身自由;1978年彻底平反恢复组织生活;1979年重新回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岗位上。当时已66岁的她再一次将个人恩怨得失抛至脑后,继续在自己热爱的法律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直到1984年退居二线。

海南女儿
一生钟爱海南

谢飞是海南人,她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谢飞多次回到海南,或考察调研,或探亲访友,或参加海南举行的重大活动:1987年纪念琼崖纵队成立60周年大会、1988年海南建省的挂牌仪式、1993在海口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上,都留下了谢飞的身影。1997年,84岁的谢飞在文昌老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谢老的侄孙谢源潭回忆说:“1997年春节回来,她在家乡住了两夜,与大家聊天,谈生产啊生活啊,非常高兴。”邻居谢渊群用海南话介绍:“1997年回来过两夜,看琼剧,吃文昌鸡,与我们全家照相,说话是半咸淡半咸淡,也讲海南话也讲普通话,跟我爸他们说个不停,爱吃三层肉,啥都吃,特别爱吃鸡屁股,叫人切了个大大的鸡屁股吃。”

作为海南的女儿,谢飞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发展,时常为海南的发展出力,希望把海南建设得更加美丽。1996年,笔者采访谢飞时,她满怀深情地说道:“海南啊建设好是有希望的,而且可以说是大有希望的。海南有23年红旗不倒的光荣历史。所以我们年轻这一代要继承革命的传统,不管多少困难都要想办法来解决,何况现在胜利几十年,解放几十年了。一个不大的岛上,人口才几百万,希望海南人民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一切事业。特别是青少年,因为我是海南人嘛,希望他们好好学习,一定要从小就有爱国的思想,将来长大了要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祝海南的各方面的发展更好更快,我预祝海南各种事业都兴旺发达!”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谢飞再度忙碌起来:参加纪念活动,与老战友聚会,接待来访者;介绍她坎坷人生的书《长征女红军谢飞》由宋平题写书名,长征出版社出版。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组织家乡少先队员给她写信、派代表到北京慰问她,为她拍摄专题片,老人家非常高兴。当时已是93岁高龄的她,虽然记忆力和语言表达已衰退,但精神很好,面对镜头大声说出了“我是海南人”“我爱海南”等话语,还托养子谢冰代笔给我省少先队员写了一封回信,亲笔签字。

如今,这位传奇百岁老人、这位“长征英雄,海南女杰”,正在北京安享晚年!

(本文刊发于2013年1 月28日的《海南周刊》。)

美发情缘 (林子齐)

By , 2016年5月13日 10:04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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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雨绵延,天寒地冻,大街小巷格外泥泞,平日喧嚣的街道变得冷清,只有久违的冬装展示着各自的妖娆,零星的鞭炮声仿佛让人听到春的脚步。严寒无法阻挡美对人们的诱惑,理发生意照样出现节前的红火。“发之道”更是一片繁忙景象。店里五个师傅都专注于梳、剪、剃、烫,小工们也穿梭忙碌,不停地洗头、上色、吹干、搓揉……

我傍晚六点陪家里人来美发……喝完茶,打完乒乓球,八点多才折回店里,满以为可以回家了。没想到掌门人小高师傅说还得一个多钟头,我开始发晕!动感十足的摇滚音乐、刺鼻的染发剂和浮游的毛发尘埃让人窒息,加上里面座无虚席,我只好退出门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今天可真冷!老师,您请坐呀!刚完工的小李搓着双手从理发店里走出来,见我站着,就招呼我在门口外的椅子上坐下。

修长的小李看起来像个年轻的明星,七匹狼米黄大衣,苹果牌牛仔裤,老人头桔黄皮鞋,飘逸的灰色围巾和前卫的BOB头,让他浑身挥洒着男性的刚毅、行业的时尚和诸多的文化元素。寒喧后,我们一起坐下。

两眼对视,发现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深邃的眼睛里似乎藏着许多无奈,我顿时没有了陪人逛街、大扫除与打球后的累,忘了即将在寒风中受无聊等待的煎熬。

帅哥,很累吗?

昨晚干到凌晨四点,今天又从早八点忙到现在,我得休息了。说完,他不由自主地叹息起来。

月工资多少?我直接了当,因为许多人干活觉得累是因为工钱少。

提成30%,老板管吃管住,老板每天补贴四块钱吃饭,六人住一房间。这个月是年关,收入可观,但生意太好了,我们吃、睡都无定时,有时中午饭都顾不上吃。不过,我从小就喜欢书画艺术,我爱这一行,其实我们年轻人累一点也无所谓。

理发与书画艺术有关吗?得知对方喜欢书画艺术后,我一下来劲,不经意间问了这愚蠢的问题。

那当然。林老师,您也知道现在理发不叫理发,已改称美发了。与传统的理发相比,它有更丰富的内含,以前剪短或烫弯就行了,当今,完整的美发包括头发的造型成款、护色、保湿、维弹等。美发要让客人感到安全、舒适、享受和美。塑造健康的美是我们当代高端发型设计师工作的主题,我认为美就是艺术。

你说得太好了!你平时绘图吗?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的美发设计师说起本行来就眉飞色舞,令人刮目相看,也更引起我的好奇。

有。美发是多维艺术。发型与发色要与客人的脸型、相貌、身材、肤色、性格、服饰相得益彰,讲究协调美与综合效果。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客人的职业、年龄、原有发状和消费水平。所以,我们只能给客人提供初步的效果图或模特的相片,美发个性很强,不得照本宣科,得因人而异。

你刚才提到服饰,具体指什么?我愿闻其详。

除衣服款式和色彩外,还包括鞋子、帽子、项链、耳环、胸针、别饰、发卡、头花、围巾、包包……你可能也注意到我今天的这身打扮,刘海、上衣、皮鞋都是黄色的,短发、牛仔裤加上我修长身材是否有一种协调的阳刚美和年青人的朝气?

小李以自己为模特,一边比划,一边继续诠释着美发与服饰的关系。现在珠三角、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的省区出现一种边缘化的个性美发业务,美发设计师除美发外还陪客人上街购买服饰,并计时付款。

这真是闻所未闻。与陪美女上街轻松购物相比,你们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实在太辛苦了。我感叹道。

我期待着有朝一日,我们海南的美发设计师也能预约客户,每天都有计划地接待那么几个客户,这样,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忙乱了。小李深有感触地说。

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发设计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但小李你注意到没有?还在两三年前满街都是彩色缤纷的彩发,特别是那些半老徐娘都喜欢把自己头发染得花花绿绿的,为何今年没有了,而是多了许多披头散发的?

这您也注意到了。简单地说,有三个因素。即:流行、健康、成熟。美发源远流长。据说埃及是世界上发明烫发最早的地方。远古时代,埃及妇女把头发卷在木棒上,涂上含有大量硼砂的碱性泥,在日光下晒干,然后把泥洗掉,头发便出现美丽的涡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国美容师马鲁耶鲁在巴黎发明了用火钳子烫发的技术。此后,美发业就一发不可收拾,色彩也变得特别重要。而在我们海南,美肤、美发、美体、美甲等美容产业大面积流行还是近几年的事。两三年前,红、黄、金、绿、白等都有人染,色彩斑斓成为时尚,许多女同胞觉得花花绿绿很新鲜,都跟风呗。后来,个别媒体说染发危害健康,给美发业造成重创。经过这两年的沉寂,思考,选择,美发已步入成熟的消费时期,不少人对美有了更现实的理解,有了更高的要求,学会了理性消费,健康美发。原色或者说黑色、深色成为今年流行的主色,这让我们看到了色彩的回归。同时, 不绑、不扎的自然散发看起来随意与自在,不显老气,却别有几分妩媚,前不久在成年女性中流行开来。BOB头干练、阳光,是今年5月才传入我省的,主要在年青人中流行。

刚才你提到原始的烫发设备有碱性泥、火钳什么的,现在烫发都用什么工具与设备?你们里面那个圆圆的装置是什么来的?

现在的烫发设备与技术日新月异。今年初我在广州学艺,有机会参观了广交会的美发系列产品展销,其设备与相关系列产品让人眼花缭乱,有些也叫不上名,有些我也给忘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韩国秀尔美容美发有限公司的系列产品。韩国这家公司的产品丰富,技术水平比较先进,并且绝大多数的产品是在我国生产的,只有技术是他们的。参观后,我感触很深。小李似有所思地停了一下,又继续说。现在烫发大多都离不开电,我们里面那台是陶瓷烫发设备。近年来,烫发技术推陈出新,美发界不断变化烫发技术,从冷烫、热烫、陶瓷烫到数码烫。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方式往往烫出不同的效果。比如:空气柔情烫、陶瓷加能烫、狮子烫、烟花烫、吸管烫、筷子烫、麻辣烫……

小李,你别说了!你一口气介绍讲了十多种烫,我都听得有点发烫了。

“林老师,您夫人要不要加拾块钱的水疗?”我们谈的正欢,年轻漂亮的老板娘忽然从店里探出头来问道。“加!”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水疗”, 只是怕她打断我们的交流,就不加思索地应承。

你这些天花乱坠发型款式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你说多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东。你心中理想的发型设计师是怎样?

我成为资深的美发设计师。现在有些大城市的A级发型设计师已脱离了美发第一线,他们主要给连锁店的员工进行上岗培训、行业策划、新发型设计及其推广。到广州后我才知道我们美发产业有这样高雅的高收入群体,令我羡慕不已!

小李,凭你的智慧与对艺术的执着,我相信你一定如你所愿,成为美发设计师九段。

“哎—— 快买单呀,加水疗230块。”听到陌生的温柔,我赶忙回首,只见披头散发的她兀地站在我的眼前,并伴着几分满足与羞涩,我一阵晕眩。

小李看了看手机。啊,已经十一点了!以后,我们再聊吧,该回去吃饭了!

“十个理发师九个瘦,小李你要注意身体,新春愉快!”我紧握小李冰冷的手,激动地向他致谢与道别。

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的理发店。那是我们小镇信息的发布中心,孩儿的我常常被里面的精采所陶醉。也想起,有些妈妈以椰子壳为模具,给儿子理的“傻瓜头”。在寒风中领略时尚,追忆往事,一股暖意涌上我的心头……

2008年2 月13日

林子齐,1964年生于文昌重兴。1987年,华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在文昌中学任教17年。2004年,调海口市任中学历史教研员至今。30个春秋,始终默默地耕耘于历史教研这块田地,并享受着。除本职工作外,始终怀抱诗心,感恩生活,静观人间百态,激动处,也会如实写下所看所闻所想。

远去的爷爷 (符敦健)

By , 2016年5月13日 7:04 上午

那天清晨我在省外某城市的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接到我爸的电话,说爷爷走了,是在昨天夜里走的。我一下子怔住了,爷爷不是一直都活得好好的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前几天不是还在老家的乡亲们面前舒筋活骨展示健康活力,象小孩子一样吵嚷著要去出席我那做房地产开发商的四叔新开工的房地产项目开工典礼的吗?难道真的是应了那句“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古话,近几年经常把“人死如灯灭,死去万事休”掛在嘴上的爷爷事前竟然毫无征兆地在睡梦中无疾而终了。我是他排行第一的长孙,无论如何都要回老家送爷爷人生的最后一程,於是我马上收拾简单的行李打的到飞机场,购买了当天下午的飞机票回老家奔丧。当我下了飞机,打的回到老家所在的城市,再坐上过海的小渡船以及被家里人派来接我的小车载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掌灯时分了。我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赤著双脚走进老祖屋的厅堂,看到在门口的空地上已经坐满陆续从外地赶回来守灵的家人和亲戚了。我跨过黑盐木门槛走进逢年过节祭拜祖先的厅堂,爷爷已经穿着浅蓝色的壽衣直挺挺地躺在厅堂的正中央冰冷的水泥地板上,手指头已经发白,额头上压着一叠冥币,头顶上方点着两盏驱赶蚊子的煤油灯。在昏暗和摇曳不定的灯光里,我看到他那位悬掛在墙壁上镜框里没有血缘关系的,穿着双排对开褂子衣服,双颊深陷的光头祖父正在用炯炯有神的眼光注视著他。

爷爷在上福园村这块“吉祥的土地”上活了84个春秋,据说以前曾有跑江湖的算命先生跟他说过,在84岁这一年的某天深夜若有人呼喊他的名字,他记得绝对不能答应,否则会有致命的危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或者是传说中的“恶鬼”在深夜呼喊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答应过,总之他是在84岁这一年离开人世的。他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被抱养到这块陌生土地的时候才是几个月大的婴儿,当时全国正处於大革命失败和低潮期,他那位从事革命工作的老爸正在被敌人追杀,为避免被敌人“斩草除根”,只得把年幼的他秘密赠送给专门给国共两党修理枪支,在国共两党都很吃得开的有很大影响力的“乡绅”挚友领养,他老爸只身带着几岁大的哥哥在这位挚友的帮助下从海上逃亡到泰国。由于其养父家里没有男丁,只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养女,我爷爷便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这份家产,他本不姓符,是林家人的后代,就这样随了养父的姓,姓了符,但我知道私底下他还有林姓的名字,尽管他很少跟人家提起,也很少使用这个林姓名字。

他在上福园村落地生根和开枝散叶的几十年里,由于传统观念等方面的缘故,他同堂的兄弟们当时对他不是很友好,甚至长期在敌视他,总在想方设法(比如诱惑和威逼他举家搬到另外的地方生活等)把他挤出上福园村,幸好当时得到主持正义的族长等父老乡亲的同情和我那泼辣能干的奶奶在硬顶,才没有被人为开除“村籍”。按说他应该还有地方可去的,在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他完全可以回到他的出生地,邻近十几公里的溪西村生活,那里还有他的亲生老妈一个人在生活。但他终究没有这样做,只是在数十年后让他第三个儿子带着媳妇过去继承那边的家产。这个问题现在想起来很有趣,可惜我从来没有跟他聊过这个话题。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很少跟別人提起他的出生地溪西村,除了偶尔在清明节去那里祭拜他的亲生老妈外,他逢年过节也从不“脚踏两只祖宗船”到那里祭拜林家的先人,或许他的心里面有一道很深很深的伤痕吧,那种在几个月大的婴儿期就被父母遗弃的滋味应该是很不好受的,无论这样的遗弃行为是父母主动的还是被迫的。

据说在数十年前,有一次他在老祖屋的厅堂里面祭拜祖先的时候,在给神龛上的列祖列宗牌位“上香”这个祭拜环节,被他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堂兄从八仙桌上硬生生地给揪了下来,“严重”不同意他这个“外来人”给符家的祖先们上香,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到我父辈和我们年轻这一代,这个同堂大家族里面的成员们都相处得比较融洽,都能以礼相待,兄弟和婶嫂之间很少因为鸡毛蒜皮等小事而吵得“鸡飞狗叫”,特別是遇到事关整个家族的大事的时候(比如在原址上拆掉重盖已经有百年“屋龄”的老祖屋等),都是大家聚在一起商量著办理。

爷爷的那位在泰国曼谷工作和生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回家探亲和有书信往来过的亲生老爸,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在爷爷年近古稀之年被出生地溪西村里的曼谷乡亲回家探亲时顺便把他从泰国带回来“落叶归根”的,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见到他的亲生老爸。当时他的老爸已经将近九十高龄,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除了认得从泰国曼谷随身带回来的几大本厚厚的书籍外,在认人记事方面已经有心无力了,当然对他这个站在面前的小儿子也不例外,他的老爸已经完全不记得以前的那些事了。而他的亲生老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过世了,据说他老妈曾经对我妈这位大孙媳妇说过,希望我妈和我爸结婚以后能搬回去溪西村那里生活。我完全想像不出来,一位年近古稀的儿子平生第一次跟一位年近九十高龄的患了严重老年痴呆症的,拄著拐杖的陌生父亲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应该绝对不是百感交集那么简单吧!在这位跟我有血缘关系的慈祥的曾祖父从泰国归来的时候,我曾去溪西村探望过他,第一次跟他握手,感觉他的大手温和而柔软。他看起来像是个读书人,尽管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身上那股文人的优雅气质。

而那位比我爷爷大几岁的亲生大哥则是自从当年随父逃亡后到泰国曼谷后一辈子都没有回来过溪西村,据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他的大哥曾有意回到老家走走看看和认祖归宗的,因为证件方面出了问题只好不了了之,最后就在曼谷过了世,他们哥儿俩就这样一辈子从小到死的时候都没有见过面。倒是他的大嫂曾经两次带着全家二十几号人马回来跟我们认识和团聚过,他大哥的子孙辈基本上都是在泰国出生和长期在泰国曼谷生活,大多数家庭成员已经不会说家乡话了,有时候我们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不得不借助英语这种国际语言来进行“泰华”双方亲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当时他大哥的两个儿子也已经四十岁出头了,都还没有结婚,几位女儿和女婿则是携儿带女一家子回来的。在我的记忆里,自十年前回来探亲的那一次全家大团聚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这到底是经济方面还是彼此双方的感情生疏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不过据说他们经常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从泰国曼谷寄钱回来给我那继承林家财产的三叔祭拜祖先和资助我三叔翻新林家的老祖屋。偶尔也会拜托到泰国曼谷探亲的村里乡亲带点钱物回来给我三叔以经济方面的支持。我三叔一家自从他结婚后一直都在溪西村生活,他姓林,但也有个符姓名字,两个不同姓的名字视不同情况和场合交替使用。溪西村里的人都知道,他还有三个兄弟,尽管他的父亲和其他兄弟很少回到溪西村,而他的三个兄弟和侄子侄女们都已经没有姓林的名字了。

爷爷是在他49岁那年提前从省城的外贸系统退休回到老家农村的上福园村生活的,当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由我家最小的四叔接他的班,那时他的另外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已经参军到解放军部队的“革命大熔炉”里面锻炼去了。从提前退休算起到离开人世间,他在上福园村整整生活了35个年头。他早期是地处山区某县的国营农场的职工,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安排在工会从事抄抄写写方面的工作,后来由于他老实肯干,工作勤奋踏实,表现出色被“贵人”赏识并调到省城的外贸公司工作。他所在的公司是经营土产畜产进出口业务的,作为一线的业务人员,他当时经常需要出差到下面市县的乡镇收购相关的出口加工产品。我耳闻到的其中一个故事是说他曾经好几次回到家乡收购狗狗等产品,因为工作忙都没有顺便回家探望我奶奶和他那4个年幼的嗷嗷待哺的儿子,只是会按时寄钱回来养家糊口。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有点不近人情,被他的儿子们引为笑谈。但据我多年对爷爷的接触和瞭解,爷爷是个原则性很强和对工作很认真负责的人,这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还有一件事是说当年我爷爷曾在无意中捡到了百元的钜款,在那个主要使用元、角、分币的年代,百元已经是“钜款”级別了。在没有人在场和没有被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归还给某公司的出纳人员,他那拾金不昧的事蹟被所在单位树立为好人好事的典型,还被上级主管部门和当地的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好一阵子呢。这种“不做昧著良心的事,不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的精神就是我爷爷传下来的优良家风。

我爷爷在晚年经常提到的一件事是说在我们村子东边住着一位他当年的同事,这位老同事以前也是下面市县国营农场的职工,他是在我爷爷的帮助和在领导面前美言下才得以调到省城的公司工作的,尤其是在他老婆到省城探亲的时候,我爷爷还热情大方地让出自己的单身宿舍给他们夫妻暂住几天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城市里找个地方住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不知道是不是人走茶凉等世俗方面的原因,他跟我爷爷的关系竟然形同路人,即使他每次回农村老家从我家门口的村路经过,也从来不到我家探望过我爷爷。於是这位当年的老同事成为我爷爷眼里鲁迅笔下要棒打的“落水狗”典型,我爷爷经常跟我唠叨起这件事并跟我探讨待人处事的道理。究竟我爷爷跟他有过多深的交情和有过什么样的恩怨呢?我是局外人,当然不是很瞭解。但在我爷爷过世安葬下土的那一天,我和家人都注意到没有出现他这位曾经的老同事兼村里老乡的身影。

从省城的外贸单位退休后回到上福园村生活了35年的爷爷是村里远近闻名的文人,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他古稀之年以前,都会在春节前夕写好大量的对联“商品”到市场上销售,销路和口碑都很不错。在耳濡目染下,我当时也背熟了很多副吉祥对联的内容,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有一幅对联叫做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呢。我还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一个春节前夕,那一年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是一名小“红领巾”,整天都在哼唱著“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革命歌曲。有一天跟他在镇上集市卖对联,地点就在镇里国营理发店过道旁边的墙壁上,他用塑胶绳子和铁夹子悬挂着一条条鲜红色对联,地面上也摆满了一大堆对联,另外作为“人工对联”的配套产品,他也顺便销售一些福壽仙翁图和吉祥如意图之类的印刷品。在中午时分,刚好有一对邻村的熟人带着小孩来找他聊天,“对人客气”和有点迂腐的他就让我自己一个人看着对联摊子,他带着那对父子一起去饭店吃午饭了。他回来后就让我自己回家跟父母吃饭,我爸当时从部队转业到老家所在镇里的派出所当指导员,住的地方离集市不远。不带帮自己看摊做生意的孙子吃饭,请那些只是点头式泛泛之交的熟人去吃饭,这件事当时让我幼小的心灵“受伤”了一段时间,我父母也在私底下抱怨他好一阵子呢。爷爷不但对外人“客气”,对自己的家人也很客气,记得在他八十出头的时候,腿脚已经很不利索了,有一次在患病期上洗手间,腿软得站不起来,我们在场照顾他的子孙们想帮他擦屁股,他硬是让我们帮他关了洗手间的木门,自己挣扎著扶著墙壁站起来擦屁股,他一点都不想“麻烦”和“连累”我们的“客气”做法让我觉得很意外!他在睡梦中突然无疾而终,好像也算是一种不想“麻烦”和“连累” 儿孙们的“正常表现”吧。

他是乡村有名气的书法家,他练习和书写毛笔字的习惯一直陪伴他到耄耋之年,那时候他的手开始有点自然发抖,已经把握不住和控制不了“耍”了一辈子的几两重的小毛笔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废旧的报纸上练习写毛笔字。除了春节时候书写对联到集市上销售外,他还乐意和热心给方圆十里闻名而来的乡亲们书写结婚用的专用喜联。人家给他的一点小酬劳,他还不好意思收下来呢。虽说他是书法艺术领域的行家里手,但他从来不勉强儿孙辈跟他学习毛笔字书法,他也没有刻意指点过我怎么写好毛笔字。我只是偶尔在他写字的时候帮他研过墨和压住红纸而已,他那一大盒大小不一的十几枝毛笔我从来没有碰过。可能是由于隔代遗传和潜移默化的因素,我的性格和脾气跟他比较相似,我平时也喜欢读书看报,特別是我在上高中时也开始喜欢写毛笔字,直到现在我还在潜心钻研书法艺术,还坚持不懈地在一大堆废旧的报纸上泼墨挥毫。可惜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我的毛笔字书法水準还是上不了对联的大众“台面”,只是偶尔创作几幅书法作品掛在自己的臥室里面自娱自乐罢了。

在海南刮台风发大水的季节里,爷爷能用自己种植的竹子编制鱼笼在村里的农田排水沟捕鱼。我在小时候就用过他制作的鱼笼在田间水沟里捕获过罗非鱼和塘虱等淡水鱼,在他花甲之年的时候,我和堂弟曾跟他一起到附近的农田水塘撒网捕鱼,那时候农村的排水沟纵横交错,河流也没有被工业污染,捕获的鱼虽然不大,但鱼肉和鱼汤都洋溢著浓浓的香气。捕鱼是我在童年时代的一大乐趣,也是我当时感受到的最简单的幸福。爷爷是个勤劳的人,经常在村子里外椰林中穿行,拾捡起枯萎了掉下的椰子树叶以及劈木柴以供我奶奶烧饭用,还在属于自己的那些土地上栽种了几十棵青椰和红椰等椰子树和香蕉等水果树,尤其是经常在椰子树根部焚烧垃圾和落叶给椰子树“施肥”。这几块农村的土地和不足一百棵的椰子树就是他留给4个儿子的全部财产了。他在农村几十年的退休生活经常做的几件事是读书看报写毛笔字,我记得他曾让我帮他购买过《幼学琼林》和《 古文观止》等书籍,还有就是砍柴烧火,挖坑种植椰子树苗,甚至在农田里种菜,听说他有一年种植的苦瓜大丰收,还让我奶奶挑到集市上销售呢。。作为附近乡村极少数比较有文化的“读书人”,他的心里一直都是寂寞和孤独的,这从他留存下来的那几大本用毛笔字书写的纸质已经发黄的日记本里面可以感觉得到,那里面记下来的全都是他对数十年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些大小事以及对事件中涉及的相关人员的看法和评论。

正所谓是“谈笑无鸿儒,往来有白丁”。他的老伴也就是我的奶奶是典型的文盲,一辈子的老文盲。她是在我爷爷的前妻嫌家里穷得叮当响,而我爷爷在上福园村的养父母中年早丧又势单力孤,饱受堂兄嫂们的无理欺淩而离家出走的时候,主动找上门结亲的。我奶奶的名字起得也很没有“文字含量”,她在家里排行第四,所以就取名为“妚四”,在海南话方言里面就是表示排行第四的意思,再也没有別的文字含义了,再加上她的本姓陈就是她的完整名字了。对于过期的废旧报纸,我爷爷和奶奶的用途不一样,我爷爷是用来练写毛笔字,而我奶奶则是用来做炉灶柴火的“火引”,也就是通过报纸这样的易燃物来生火做饭。我奶奶一辈子都住在农村,煮饭、炒菜和煲汤用的都是烧木柴和干枯的椰子树叶做燃料的柴火灶。

我奶奶是个泼辣能干的农村妇女,她早年当过我们村里生产队的队长,是村里数得上号的“女强人”。我爷爷常年在城市里工作,4个儿子基本上都是她一个人在拉扯大的。尽管我爷爷和奶奶吵了一辈子架,他们还是白头偕了老。我爷爷一辈子很少骂人很少跟人家红过脸,是村里出名的老好人。唯一的例外就是跟我奶奶过不去,或者说是我奶奶的强硬性格一辈子跟他都过不去,我爷爷经常处於我奶奶的“领导”和“指挥”之下,在双方的长期较量和精彩博弈中,由于我奶奶的“口才”好,能言善辩,有高超的骂人水準,经常出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局面,我爷爷这样的“乡村秀才”经常处於下风,几乎每一次吵架的结果往往都是以我爷爷被奶奶激怒得斯文扫地骂起农村的粗话和对我奶奶进行“非理性人身威胁”而告终,当然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在我爷爷喝多了一点小酒活血后)也会出现轻微的“肌体冲突”。

我爷爷生性善良忠厚,在日常生活中热情大方,坦诚待人和乐于助人,而我奶奶则是泼辣能干,其日常语言都很富有 “攻击性”和天生具有能来事的“农村政治家”头脑,我们农村老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跟村里乡亲闹的很多“麻烦事”和不愉快的事基本都是我奶奶一个人惹来的,她这一辈子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家庭麻烦制造者”。就是这样的“黄金夫妻档”,让我们这个爷爷被抱养过来而繁衍起来的有近20人的大家庭走过了艰难困苦期,也早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出人头地”的乡村理想,我这一代人就有五位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一位堂妹还以全省第八名考进了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现在在美国著名的亚马逊公司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我奶奶的泼辣性格和能干的强硬作风,我们家在这个叫做上福园村的地方根本站不住脚,生存不下来,甚至随时都可能被相关的利益方轰走。而如果没有爷爷的知书达理,与人为善和言传身教,我们家也可能发展不起来。这过去的84年时光,我们一家子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生存和兴旺起来的。

在他过世后的次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鬼节”那天,我在回家过节的时候,特地在老祖屋的厅堂里面跟阴间使用的冥币、纸衣服等一起焚烧了自己作为省级作家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椰风海韵醉游人》给他看看,籍此机会向他汇报汇报。我不知道他在阴间地界是否能收到这本书,是否还能看懂人世间的白纸黑字?总之我一直都没有收到他的“阴间来信”和晚上他给我的“托梦”,这也是我唯一一本通过烧的方式“送”到阴间亲朋好友的一本书,希望他看完后能为我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他过世的第三年,按照我们当地民间的风俗习惯,要请民间的“通灵师”为亡灵举办“上殿”的仪式,也就是把他逝去的魂灵招引到祖龛上面的列祖列宗牌位里面去,我爷爷在经过这个仪式以后,也就“成功”地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名“先人”了。有意思和有点可笑的是,由于“抱养”等特殊的历史原因,胆小谨慎的他曾跟我爸这个大儿子提过,他担心自己死后可能有“人为的阻力”和封建残余意识让他有这个林家血统的后代上不了这个符姓的“祖殿”。在“上殿”的通灵仪式完成后,我们一家人跟这位“通灵师”一起吃饭,席间作陪的有作为国家处级公务员退休干部的二叔和靠经营房地产开发生意发达起来的亿万富翁四叔等人。这民间的“通灵师”也是村子附近知根知底的老熟人,閒聊间,他不经意地脱口说出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说我爷爷虽然一辈子都是个无权无势的清贫文人,但他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我想这可能是邻里乡亲对我爷爷做出的最高评价,这也是对我爷爷正直人格的最高肯定,我对这句话感到很自豪!

远去的爷爷,用他那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乐观奋斗的精神走完他坎坷不平的离奇曲折人生。我记得他以前曾依依不舍地对即将奔赴外地工作的我说过,父母在,不远游。可惜在多年以后,当我即将回到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时候,他却意外地离开了人世。现在我只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来到老祖屋的厅堂里面跟悬掛在墙壁上镜框里面两鬓斑白穿着西装打着鲜红领带的爷爷见面和心灵对话了。这张画像是他在世的时候自己找人画的彩色画像,画得很传神很逼真,有栩栩如生的效果,看起来好像是照片拍出来的一样,他现在就跟他那眼神犀利的光头祖父一起被掛在祖屋厅堂的墙壁上。当我追忆起他的前尘往事的时候,留给我的是一份深深的怀念,以及红色纸张上面的大气潇洒的黑色毛笔字。这手漂亮的毛笔字已经被我们家制作成红色的塑胶对联牌子,永久地被钉在老祖屋的厅堂里以代替每年春节张贴一次的“印刷体对联”。

【作者简介】符敦健,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暨南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有《活着就得面对压力》、《鼓浪屿女孩》、《租个女友回家过年》、《“不打不相识”》、《我的印尼舍友》、《“丑女”的生存价值》、《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口水董事长》、《我被大奖撞了一下腰》、《“牛”保安》、《品味男人》、《总有一天等到你》、《住三天的老祖屋》、《朋友》等100多篇散文、诗歌和新闻时评作品共30万字发表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广州日报》、《佛山日报》、《潍坊晚报》、《南岛晚报》、《南国都市报》、《国际旅游岛商报》、《海口日报》、《侨乡文昌》、《中国保险报》、《特区文摘》、《散文百家》、《椰城》、《天池》、《五指山》、《三亚文艺》、《儋州文艺》、《昌江文艺》、《金江文艺》、《文昌文艺》、《洋浦湾》、《龙沐湾》等报刊,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椰风海韵醉游人》(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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