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风昨夜来入梦(四)

By , December 18, 2016 6:36 pm

四、伤逝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的向我召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飘泊。

 

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路是那么的漫长。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飘泊。

 

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

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故乡的云》

作词:由小轩       作曲:谭健常

 

阿飞是1994年到清华上学的。清华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是以新生入学摸底考试的形式给新来的杀一闷棍,下个马威。阿飞上大一时,给新生做集体心理辅导的是一位高高瘦瘦的体育老师。他说:“珍惜生命,不要自杀。从这里活着走出去,就是你的成功。”上大三时,阿飞导师的实验室在中央主楼九楼,阿飞经常在那里熬夜做功课。某天晚上,阿飞清楚地看见一个身影从旁边楼梯间的窗户那里跃出、坠落。第二天早上便听见学校里的种种传闻,同学们都说她是环境系一年级的新生。当年阿飞看到自己新生入学考试成绩时还算镇静,毕竟自己不是通过正规高考被招进来的。然而格格不入的感觉日渐强大,然后是自惭形秽,进而是无地自容,最后恨不得撞墙而死。整整五年,阿飞反反复复地做同一个噩梦。梦里有一条钢索横跨在两座悬崖之间,周围一团墨黑,什么都看不见。阿飞两手空空,战战兢兢地踩着钢丝往前走。夜风正疾,阿飞每踏出一步,脚底下的钢索都在激烈地颤抖。阿飞常常在巨大的恐惧中惊醒,浑身是汗。四周一片虚空,只有浓重的黑夜和彻骨的冰冷,不知是真是幻。从清华毕业多年之后,阿飞依然常常梦起那座园子。在梦里同学们正准备着要参加毕业典礼,阿飞则被老师捉到教室去参加补考。试卷发下来一看,有点像弹塑性力学又有点像复变函数,反正是一道题都不会做。阿飞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恍惚间觉得自己似乎曾经毕业过,但却又不是十分确定。教室墙上的石英钟滴答滴答作响,明明白白地提醒阿飞考试即将结束。阿飞看着桌子上的白卷,依稀中又看到头顶的蚊帐,心中一片茫然。

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阿飞都沉浸在深深的自卑中。这种自卑既来自贫困,又来自周边同学在智商与见识上的双重碾压。因为自卑,阿飞不敢与同学们交往,因为觉得自己不配。记得有一回,阿飞和几位同学到三联广场办点什么事情。一位北京的同学随手在大厅里的钢琴上弹了一曲《两只老虎》,只把阿飞惊得目瞪口呆。也曾经有位女生对来自荒蛮之地的阿飞表示好奇,约阿飞到天文台那里讲了好多故事。然而阿飞害怕别人了解自己,总是小心翼翼地躲着。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往往极度在乎别人的看法,想要显得和别人一样,却又担心被别人看穿,只好追求极致的与众不同。同学们都在专心念书应付考试的时候,阿飞把时间都花在实验室里,结果就是提前一年完成了毕业论文却要费尽心思应付重修和补考。大学的同班同学们,大抵也都认为阿飞是个怪人吧。在清华园里,阿飞极少与同学们一起交流什么,平时大都是和文中的校友们在一起。只有在英语角认识的咪咪让阿飞觉得有足够的安全感,敢于开口说话。咪咪骑着一辆红色的自行车,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针织帽子。她的眼睛总是亮亮的,就像是天上的明月。在认识咪咪之前,阿飞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生日。身份证上那个日期,似乎不是阿飞真正的生日。父亲说当年登记的是农历时间,但是办事人员当作新历给记下来了。所以阿飞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也不记得父亲母亲以及哥哥妹妹的生日。那一年,咪咪按在身份证上标识的那个日子把阿飞带到南门的一间咖啡厅里,请阿飞喝了杯咖啡又吃了块蛋糕。从那以后,咪咪就和阿飞在一起。这二十年来,虽然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是始终不离不弃。

大学五年,除了写论文之外正经做的事情就是考托福、考GRE、申请出国。这些事情都需要钱,但是阿飞不愿跟家里提起。大三那个暑假,阿飞到怀柔一家建材公司做计算机维护,早上坐两个小时的车过去,晚上坐两个小时的车的回来。一个假期下来,凑够了托福和GRE的考试费还有新东方的报名费。到了大五,阿飞没有课了,就到航天桥的一家公司当程序员,早上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过去,晚上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回来。那时出国留学需要先把大学五年的培养费交还给学校,出国的同学们戏称为感谢祖国培养之恩。到公安局申请护照时需要提供交还培养费的收据,不然的话申请不了护照。阿飞拿到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录取通知书时,既没有钱交还学校的培养费,也没有钱买去美国的机票。幸好班上的朱光华同学帮忙,借了一笔钱给阿飞度过难关。这笔钱一直到阿飞硕士毕业一年之后才还给朱光华同学。那个年代留学回国的人还不多,给学校交了培养费从公安局领到护照后还要强制注销户口,大概是国家也没指望这些人出国之后还会回来吧。对于一个中国公民来说,户口几乎是与生老病死同等重要的大事。因此注销户口是一件很令人伤感的事情,仿佛是祖国和你恩断义绝了似的。户口一旦注销,祖国就当是没有你这个人了。

1999年8 月,阿飞与咪咪相继前往美国读研究生。阿飞进入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还是读土木工程;咪咪则进入南加州大学艺术史系,主修古典艺术。阿飞的机票是8 月中旬的,咪咪的机票是8 月底的,所以是咪咪到北京机场给阿飞送行。办理登机牌的时候,西北航空给每位乘客发了张红色的圆形贴纸,贴在外衣胸口处作为标志。办完了登机牌,两人拐到检票厅外面的咖啡厅里小坐。当时离传说中的“世纪末日”已经不远了,两人捧着杯子相视无语,就像是永远都不会再见了一样。西北航空的工作人员担心乘客误点,在咖啡厅里来回巡梭再三催促,阿飞这才依依不舍地前去排队安检。过了安检进入海关通道,四顾茫然,泪水就刷地掉了下来。记得1994年阿飞离开海南到北京上学时,是和鸭子一起乘坐琼州一号轮船从海口渡海前往广州,又从广州搭乘火车到达北京的。在半夜里,阿飞与鸭子站在船头上迎着高高溅起的浪花放声高唱岳飞的《满江红》。那时的阿飞,仿佛是久困的小鸟冲出了樊笼,在满满的意气风发中并不曾有一点乡愁。此时的阿飞,因为心里有了牵挂的人,终于感受到什么叫做离愁别恨了。

香槟和洛杉矶有两个小时的时差。阿飞半夜里做完实验回到宿舍,正好可以给洛杉矶的咪咪打电话。那时阿飞用的是AT&T的长途电话服务,美国国内长途每分钟只要五美分。遥远的距离让人觉得陌生、不安、 甚至是害怕。开始的时候,电话接通了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两个人就没话找话,过了好长时间才能够像在北京一样聊天。再后来,两个人抱着话筒,隔着长长的电话线一起哭。那时阿飞每个月的奖学金是1200美元,房租是250美元,而数额最高的一张电话账单是287美元。每逢假期,阿飞就买一张机票飞往洛杉矶,和咪咪一起住三两天,然后又飞回玉米地。没有过出国留学经历的人,往往对留学生活充满憧憬,而对留学的孤独寂寞一无所知。这种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孤独无助的感觉,远非北京与海南之间的距离所可以比拟。新到美国的留学生们聚会,经常有人念起这样一首打油诗:“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出国忘不了。待到背井离乡时,眼看月亮泪落了。”念完了,还要自嘲地嘿嘿一笑,说:“哈,没这么惨。”

那一年,阿飞混迹在BBS 水木清华站的Beauty版。一伙从没见过面的ID,有的在纽约,有的在伊州,有的在北京,常常在轻快姐姐的庇护下聊天灌水。八月的一天晚上,泽泽分享了她自己写和唱的歌《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几个人天各一方,同时在泽泽歌词的基础上进行扩展,不经意间凑成了一首《四季》。阿飞写的是秋天那一节,略显稚气,却是阿飞那一段时间心情的真实写照。

 

那年的春天/你独自离开/脉脉的情怀/飞扬的无奈

那天的斜阳/温暖的街面/你行色匆匆/淹没人海

晴天的云彩/阴天的雾霭/午后的琴声中/泪流下来

二月的雪下来/八月的雨回来/你长发飘飘离开/你长歌唱尽/停下来

而我只愿/面朝大海/等待/春暖花开

 

那年的夏天/你独自离开/啜泣的眼泪/放弃的无奈

那天的流火/烦闹的街面/我茫然无措/隐迹人海

自由得落寞/孤独得堕落/空守的房间中/泪流下来

曾经的你离开/今天的我回来/任情路绵绵无碍/听情歌无尽/人归来

爱是缠绵/情是辗转/回头/春暖花开

 

那年的秋天/你独自离开/郁闷的情怀/等待的无奈

那天的落叶/死寂的街面/你泪眼朦胧/重回人海

忙碌的快活/悠闲的心碎/开心的电话中/泪流下来

圣诞的雪快来/远方的你回来/愿无怨无悔思念/看晴空无垠/鸟飞来

爱是纠缠/情是错乱/向前/春暖花开

 

那年的冬天/你独自离开/乏累的双肩/堆积的情债

那天的飘雪/尘封的对待/我怆然若失/放逐人海

简单得困惑/宁静的心海/拥挤的站台上/风吹起来

月半的星离开/月圆的风回来/唱青春蹉跎成债/叹情深难尽/心不在

爱是冰融/情是燕来/转身/春暖花开

 

《四季》

第一节:zeze,第二节:lonelyman,第三节:qyjohn,第四节:ccassa

 

2000年圣诞前夕,阿飞从香槟毕业,到洛杉矶与咪咪团聚。阿飞在洛杉矶找了个航天航空行业的软件工程师职位,彻底离开学习了接近七年时间的土木工程专业。在香槟读书的时候,因为阿飞有奖学金,曾一度短暂地放下家庭的窘迫困境,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一段吃得香睡得甜的日子。正式开始工作后,自然要和哥哥一道偿还昔日的债务。阿飞小的时候,父亲母亲几乎是倾全家之力供阿飞读书,一定程度上还牺牲了哥哥和妹妹的学业。阿飞读的是国内最好的大学,出国留学后留在美国工作,俨然已经是村人眼里功成名就的番客了。家里这些陈年旧债,阿飞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多负担一点。阿飞月底发了工资,留下基本的生活费用,先还了当年出国时向朱光华同学借的钱,再慢慢地寄一些给父亲去还家里的陈年旧债。有时考虑不周,未免顾此失彼。直到这个时候,阿飞才切身体会到小时候沉沉地压在父亲母亲心头的重担。

2001年9月,阿飞和同事们到新泽西某军事基地出差。9月11日早上,阿飞和同事们刚刚开始工作,基地大楼里就响起了警报,荷枪实弹的士兵进入实验室宣布实行戒严。过了一小会,实验室里的大屏幕电视被接通,电视里NBC正在播放新闻,出现在屏幕上的是熊熊燃烧的世贸大楼。纽约市离阿飞来访的基地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前一天阿飞还和同事们商量完成工作后一起去参观一下世贸大楼,没想到这时候它竟然烧着了。最让阿飞吃惊的不是那架波音飞机横空撞穿世贸大楼的场景,而是播音员明确无误的一句话:联合航空公司从纽沃国际机场飞往三藩国际机场的93号航班在匹兹堡附近堕毁。阿飞和同事们不约而同地掏出兜里的回程机票,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9 月12日,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纽沃国际机场到三藩国际机场。出于安全考虑,阿飞和同事们被要求留在实验室里看电视,一直到下午两点才获准离开。开车驶出基地大门时,看到一辆卸去炮衣的坦克雄赳赳气昂昂地趴在那里,炮塔顶上站着一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回到酒店,才得知美国全境的飞机停飞,火车票也都卖光了。连续等了四天,依然没有开放领空的迹象,同事们决定从新泽西开车横穿美国大陆返回洛杉矶。开到宾州时,接到公司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说是订到了次日凌晨从俄亥俄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几位同事轮流开车,除了加油的时候就没有停下来过,终于在晚上八点抵达俄亥俄。第二天早早赶到俄亥俄机场,发现持枪巡逻的军人比等待登机的旅客还多。办理登机牌的时候需要背诵社会安全号,过安检的时候所有行李全部打开重新打包,手提电脑必须当场启动检查。终于上了飞机,满舱乘客一路上没有说话的,连发餐吃饭的时候都鸦雀无声。到了夜里九点多,飞机终于安全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所有的乘客都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哭。阿飞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接近半夜十二点。轻轻地敲开家门,咪咪红着眼睛迎过来接去行李,说:“咪咪,吃饭。”

2003年5月,阿飞和咪咪在巴萨蒂娜镇边上的Descanso Gardens结婚。早在清华的时候,阿飞和咪咪就梦想要在一片草坪上举行婚礼。两个人第一次参观Descanso Gardens的时候,就深深地被花园的景色所吸引。那时候阿飞就对咪咪说:咱们就在这里结婚好不好。咪咪笑着说:好。婚礼的的场地,就这么定了下来。婚礼程序中既有传统基督教婚礼的内容,也有阿飞两人自己加进去的元素。虽然阿飞和咪咪都不是基督徒,但是经常参加南加州大学的华人团契活动,与主持婚礼的牧师Albany十分熟悉。Albany原本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资深工程师,在神的感召下进入神学院进修,志在让更多的人听到神的名字。牧师的妻子Yveen给婚礼键盘伴奏。Yveen是一位富有激情的音乐家,不仅弹得一手好钢琴,在吉他上也颇有造诣。还在清华的时候,阿飞和咪咪曾一起想像两只白色的猫咪系着红色的领结在一片绿色的草地上追逐嬉戏。正式定做婚纱和礼服的时候,两人依然选择了白色,不过放弃了红色的领结,因为那看起来实在太像真的猫咪了。婚礼仪式的位置,选择在一处绿树环抱的小草坪上。落日的余辉,柔柔地洒落在嫩绿的草地上,金灿灿的。树底下浓密的花丛里,时不时地有野兔和松鼠探出头来偷偷地看。阿飞和咪咪手拉着手,顺着白色玫瑰花瓣铺就的花径向牧师缓缓走去。通常来说,主礼牧师会引用《以弗所书》第五章中的几条经文来做开始祷告。因为阿飞和咪咪都不是基督徒,便和牧师商定改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中的第四句到第八句经文。这段经文很早就被编成歌曲广为传唱,阿飞和咪咪都很喜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牧师做完祷告,又开始一段长长的训诫,然后两个人互相交换戒指。两只戒指都是在Tiffany的网站上买的。给咪咪的戒指是一只铂金的素圈,带一颗很小很小的小石头;给阿飞的戒指是一只黄金的素圈,不带小石头。交换了戒指,便是激动人心的now you can kiss the bride时刻。阿飞和咪咪轻轻地亲了一个,下面的宾朋都在笑,一高兴又亲了一个。亲完了,两人一起给宾朋们唱起电影Love Story中的主题歌。这是阿飞最喜欢的一首歌,一个人的时候唱,两个人一起的时候也唱。婚礼仪式结束时,宾朋们纷纷打开手里的袋子,将五颜六色的玫瑰花瓣抛洒出来。这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只有远处的树梢上还能看到些许潺潺的金色阳光。傍晚的风缓缓地吹过,头顶上银杏树的枝叶在风中摇曳,沙沙作响。幸福就像这缤纷花雨一样,轻轻地洒落在阿飞和咪咪的身上。

那时候阿飞和咪咪都很穷。阿飞刚刚工作不久,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还债了;咪咪还是个学生,只有一点微薄的奖学金。定场地、做婚纱、买戒指、宴宾朋、请摄影,两个人花掉了为数不多的全部积蓄。要说阿飞这辈子做过的最浪漫的事,那就是倾尽所有和咪咪举办了这一场婚礼。

 

阿飞和咪咪于2003年9 月回到北京,次年11月在北京生下了大女儿。阿飞一家先是在北京住了六年,又于2009年年底回到文昌。这六年间,自然又发生了许多故事,在此不一一赘述。

在回文昌之前,阿飞其实是做了一些准备的,包括在离罗粉村不远的另外一个村子里租了片坡地种了些经济林木,又在坡上盖了几间小屋居住。阿飞原本的打算,是和咪咪一起在文昌找一所学校当老师,慢慢地等那些经济林木长大。谢晋锯校长得知阿飞的打算,牵线搭桥让阿飞两人和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的莫校长见了一面,算是面试。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的前身是文昌师范学校,阿飞上高中时改名为海南外国语师范学校,最近几年又改成了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阿飞上高三时,曾经短暂地在那里旁听过一段时间。在面试中阿飞提起少时的这段经历,莫校长竟然也还记得。面试中阿飞两人和莫校长聊得甚是投机,莫校长当场拍板让阿飞两人过完年到学校去报到。不过在过年前咪咪怀上了小女儿,阿飞通过电话将此事告诉了莫校长,莫校长遗憾地跟阿飞说: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下个学期两个人都不能来学校报到了。阿飞两人原本都是想为文昌做一些事情的,但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变故只能就此作罢,暂时就住在山坡上种种菜、养养花。

阿飞回来文昌种地,母亲并不欢喜。母亲做了一辈子的穷苦农民,农村生活给了她太多创伤,她对孩子们的期盼就是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用母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乞丐都要离家远远的”。她含辛茹苦支持孩子们读完大学,满心以为孩子们从此就可以远离农村的艰辛了,未曾想阿飞这个“读书最多”的孩子竟然会回家种地。不过最让母亲牵肠挂肚的是阿飞没有儿子,重男轻女的陋习在文昌根深蒂固,父亲和母亲均不能免俗。阿飞有了大女儿之后,母亲就经常提醒阿飞还得再要一个孩子,并且一再说明怀上了就要先去做B超检查,如果是女儿的话就不要了。母亲又说,怀孕了可以把南瓜在火上烤了吃,可以把肚子里的女孩变成男孩。阿飞心里不喜,又不能当面反驳,只能够装聋作哑。用父亲的话来说,母亲是家里最大的功臣,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拉扯大,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不能顶撞的。更何况,在要一个孙子这件事情上,父亲的立场和母亲原本就是一致的。咪咪怀上小女儿的事情,阿飞一直瞒着父母,免得他们逼迫咪咪去做胎儿性别鉴定。那年夏天,怀孕六个月的咪咪得了急性肠胃炎被紧急送往文昌市人民医院。咪咪的病来势凶猛,文昌市人民医院的医生简单地把了个脉就给阿飞开了张病危通知单,要求立即转院到海口治疗。那时咪咪已经命悬一线,阿飞恐怕她经受不起从文昌到海口的一路折腾,苦苦哀求医生就地抢救。医生看阿飞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要求转院,只是反复向阿飞说明后果自负。还好咪咪命大,在医院挂了三天的点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过来,再然后就出院回去山坡上静养了。咪咪住院的那几天,阿飞把大女儿托付给父亲照看,但是对咪咪怀孕和重病的事情一字不提。那年11月,咪咪在海口生下了小女儿。

母亲说:“阿弟啊,你还是要生个儿子。没有儿子是会被人骂断子绝孙的。”

阿飞说:“我不怕,我喜欢女儿们。”

母亲哭了:“你是不怕,难道他们是说你断子绝孙吗?他们说的是我断子绝孙!”

阿飞无言以对。

父亲说:“阿弟啊,你还是要生个儿子。家里总是得有个男丁的。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

阿飞说:“哥哥不是已经有个儿子了吗?”

父亲说:“哥哥的是哥哥的,你的是你的。”

阿飞无言以对。

母亲说:“帮你看园子的那谁,连续生了三个女儿,他妈妈就逼着他离婚了。他离了婚又娶了个老婆,果然就生了个儿子。”

阿飞说:“我真的不想再要一个孩子了。”

母亲说:“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难道你就不为我想一想吗?他们天天都在说,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断子绝孙了吗!”

阿飞无言以对。

父亲说:“要不,你在外面生一个,我们帮你养着。”

阿飞明白父亲的意思,只是不能相信这样的话语出自父亲之口。父亲母亲想来必定是理直气壮的,他们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累总算把阿飞培养成了一个出人头地的名牌大学生,又怎么能够忍受“断子绝孙”这样的流言蜚语呢? 然而阿飞又无力与父亲母亲争辩,一想起年少时父亲母亲的种种艰辛,阿飞就犹如五内俱焚,心里满满的都是对父亲母亲的愧疚,更何况是父亲母亲主动提起。除了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其他之外,阿飞还得感激父亲母亲跟阿飞提起这个话题时都是用海南话说的。咪咪听不懂海南话,而这样的事情是阿飞断然不能够跟她提起的。事实上,除了树洞,这样的事情无论跟谁都是不能提起的。

 

在阿飞的心中,曾经有过一个田园梦,只是这个梦很短暂。因为选址不善的缘故,阿飞种下的那些经济林木,大部分都毁于2010年10月的那场大洪水。在那场洪灾中,文昌全境多处村庄被淹,文城镇两度遭受灭顶之灾,会文镇赤纸水库决口。洪灾过后,房屋宅舍夷为平地,田地果园一片狼藉。乡民们尚未走出由这一场灾难引起的震撼、悲痛与愤怒,秋菊县令已经迫不及待地派出宣传车在各个乡镇沿街播放自己“像文昌人民的妈妈一样”领导文昌民众“全面夺取了防汛救灾胜利”,听到的乡民都笑称文昌人从此多了个后娘。那段时间里,阿飞参加了部分文中校友组织的一次赈灾活动,组织一个车队从海口购买了一批大米、香肠、鸡蛋和食用油送往县北受灾严重的某个村庄。半路上经过同样受灾严重的的另一村庄,路边满是残桓断壁。几位村民从倒塌的房屋里出来,向阿飞说明村口的这段土路是他们刚刚修好的,要想从这里过路,就得留下一些粮油分给他们。因为这批物资是由文中校友捐款购买,事先已经拟好了明确的赈灾对象和物资数量,阿飞无法擅自挪用,只能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苦苦劝说良久,阿飞车队这边又有两位身强力壮的司机下来“圆场”,几位村民这才给车队让路放行。车队走过这座村庄,阿飞一边开车,一边想起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这两句,不由得黯然泪落。南村群童“公然抱茅”,或许是出于年幼无知;而若不是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这几位村民又何至于为了些许大米、香肠、鸡蛋和食用油而撕破脸面 “对面为盗贼”呢?

洪灾期间,阿飞走访了文昌多处受灾严重的村庄进行实地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题为《三个年头,两场洪灾,一点反思》的文章发表在天涯社区。文章发出之后,引起了诸多文昌同乡的热烈讨论,也引起了文昌市委的关注。有位熟识的老师给阿飞打来电话,说是市委到处跟文中的老师们询问阿飞的联系方式,但是大家都推说不认识不知道。最后还是潭牛镇委找到阿飞年近七十的父亲要来了阿飞的电话号码,通过电话约阿飞到市委去做一次交流,阿飞欣然答应。到了市委,坐在桌子对面的是不武县令和双红县令,后娘县令倒不在场。因为是第一次见面,阿飞和县令们都相当客气。不武县令夸奖阿飞热爱家乡调研踏实文采飞扬文章中虽然有一些数据与事实略有出入但是不影响结论,又嘱咐阿飞与双红县令对接将来继续为家乡发展出谋献策。双红县令是个大陆人,开完会后请阿飞在市委边上的一个馆子里吃了碗面条,又给阿飞留了他的手机号码以便联系。后来阿飞又萌生了一些关于文昌河小流域治理的想法,想要约双红县令探讨一番,拨打双红县令留下的手机号码一直都没有人接,发过去的短信也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田园之梦被洪水冲垮之后,阿飞又返回自己熟悉的信息技术行业工作。阿飞的雇主在北京,允许阿飞从海南远程上班,但是需要频繁飞往全国各地出差。为了方便大女儿上学,阿飞又在海口租了一间房子,一家人平时住在海口,周末开车返回文昌。当时阿飞在一些特定领域已经小有名气,被几个不同的厅局聘请为信息化专家,参加一些省级信息化项目的评议工作,也因此结识了一些在不同厅局工作的同行。有一回,同行们在海边举办一次非正式的聚会,阿飞也去参加。有位在安全部门工作的同行,与阿飞虽然认识但是并不熟悉,邀请阿飞一起去踩踩沙滩。等离人群远了些,同行笑着对阿飞说:“阿飞哥,打电话的时候,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阿飞一愣,随即就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笑着点头向同行表示感谢,两人又转身走回聚会的地方。

是的,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父亲母亲催促阿飞要个儿子的事情,阿飞从未向别人提起过。阿飞一家住在海口的时候,某天深夜一队荷枪的警察以缉毒的名义搜查了阿飞在山坡上的房屋这件事情,阿飞也从未向别人提起过。

那几年,阿飞活得好累。阿飞常常梦见自己黑夜里在山林间奔跑,身后好些个黑衣人在追赶。黑衣人越追越近,阿飞急中生智,扇动双臂就飞了起来。阿飞其实不太会飞,扇动双臂的时候颇为吃力,尤其是需要拐弯或者是绕过树枝的时候更是费劲。然而黑衣人也会飞,嗖嗖地跟在阿飞的身后紧追不舍。阿飞越飞越快,越飞越高,掠过树梢,掠过教堂尖尖的屋顶,飞向摩天大楼顶上那些许微弱的星光。黑衣人追得近了,阿飞却飞得累了,沉重的双臂再也扇不动了。阿飞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着漆黑一片的地面坠去,又在漆黑一片的夜里浑身是汗地醒来。

这样荒唐透顶的梦,当然也是不能说的。

更不能说的,还有阿飞对大女儿长年累月的打骂。起因似乎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譬如作业没完成、吃饭没洗手、睡前没刷牙,阿飞立即就暴跳如雷,非打即骂。深究起来,其实是阿飞自己心里的压力的烦闷无法排遣,只是将火气发泄到无辜的女儿身上。在外人面前,阿飞看似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在女儿面前,阿飞实是一位张牙舞爪的恶魔。人们常说,一个人的教养如何,并不在于他如何对待外人,而是他如何对待家人。从这一点来说,阿飞虽然是读了些书,却完全没有学到做人的道理,完完全全就是个野蛮人。阿飞并非不知打骂孩子不对,而是明知不对却又无法制止自己。知错而不能改,是阿飞最大的痛苦,越是痛苦,就越是绝望,越是绝望,就越是易怒。在外人面前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在自己家里做一个十恶不赦的凶煞,在父母家里做一个装聋作哑的外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飞就犹如一只与自己搏斗的困兽。在阿飞的世界里只有一片灰暗,看不到任何光亮,看不到任何希望,看不到任何出口。几乎是每一天,阿飞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早上睁开眼睛,阿飞就问自己,今天是勇敢地死去,还是坚强地活着。唯一让阿飞割舍不下的,就是孩子们还小。就是这么一丁点尚存的良知,让阿飞在无边的黑暗中强忍眼泪,踉跄前行。

2013年7 月,阿飞一家和岳父岳母 一同到云南去度假。在丽江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全家大小同时食物中毒,上吐下泻。阿飞不由得想起了2010年那个夏天,想起了在文昌市人民医院从医生手里接过来的那张病危通知单。那天晚上,阿飞在酒店里给向公司发出了申请离职的邮件。回到海南,阿飞立即开始办理申请出国手续。等到11月,悉尼大学给阿飞发来了录取通知书。阿飞一家在文昌过了最后一个年,扔下全部家当,匆匆忙忙地经由新加坡飞往悉尼。

 

这些年来,阿飞一路不停地向前奔跑。乍看起来,似乎是逃离一种环境,实际上是逃离阿飞自己内心的自卑、愧疚、无助还有恐惧。

然而一个人又怎么能逃离自己?

阿飞梦见自己站在一艘铁船上,船舱里还坐着妻子和孩子。夜正黑,犹如墨汁一般浓稠。风正疾,仿佛刀子一般冰冷。雨正猛,就像洪水冲破堤坝。大浪一个紧接一个,狠狠地拍打在船上。整个船身都在颤颤悠悠地震动,吱吱嘎嘎的声响回旋在船舱里。铁船就这么颠簸着前进着,时而前倾,时而后仰,时而左翻,时而右覆。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跨越了多大空间。浓墨转淡,风浪转小,在天际线的尽头,影影绰绰地勾勒出一片陆地的轮廓。阿飞走上船头,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陆地在风浪里沉浮。陆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再也不会掉落到海平面以下了。风雨越来越小,船身似乎也平稳了些。近了,近了,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又等了许久,铁船缓缓地靠了岸。阿飞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一个箭步跳上码头,然后转过身去招呼妻子和孩子。就在这时,一阵滔天巨浪卷了过来。铁船被巨浪挟裹着,在浪尖颤抖着,突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阿飞梦见和父亲一起坐在村里新盖的正厅里。父亲看着阿飞,苍老的目光里满满都是怜爱。父亲说:“在三个孩子里面,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啊。你还年轻,还可以再娶一个老婆,还可以再生一个男孩。”

阿飞梦见和哥哥妹妹一同坐在饭桌前,母亲从厨房端来了香喷喷的饭菜。阿飞一边吃,一边与哥哥妹妹轻轻地谈笑着。这一辈子,阿飞都没有和哥哥妹妹说过这么多话。然而一种不安的情绪慢慢地发芽、成长、壮大。突然间阿飞觉得心口一沉,一种巨大的恐惧爬上心头 —— 为什么我还在这里,难道是我还没离开?阿飞挣扎着睁开眼睛,心里空空的,冷冷的,余悸未定。床头有些许朦胧的亮光,阿飞明确地知道光源就是坎贝尔街上的那盏路灯。阿飞安慰自己:是的,我在这里。然而阿飞的心里仍有疑惑:为什么,我又在那里?

阿飞梦见自己在做梦。梦里有一间四面通透的草棚,草棚正中是一张低矮的木床,看起来有些岁月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家当。些许亮光从草棚外面透射进来,看着像是白天。外面似乎下着小雨,感觉微冷。阿飞睡在木床上,昏昏沉沉,浑浑噩噩。在梦里的梦里,阿飞躺坐在海边的一张竹椅上。依然是白天,风很大,似乎也下着雨,很冷很冷。竹椅也有些许岁月了,阿飞稍微动一动,竹椅便颤悠悠地咯吱咯吱作响。竹椅很硬很硌,躺在上面并不舒服。然而阿飞实在太累,躺下去便不想起来。风仍在吹,雨仍在下。阿飞的身体变得僵硬,意识变得模糊,内心变得冰冷。阿飞的心里感觉些许疑惑,也许,这是又要睡着了吧?旷野里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嚎叫,一丝恐惧骤然涌上心头。阿飞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但是浑身无力,丝毫动弹不得,就像被一只巨大的手死死按在椅子里。阿飞被心底巨大的惊恐吓醒,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真的醒了,还是只是在梦里醒了。

每一场梦,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旅程。

这种经历,与米兰.昆德拉在《无知》一书中的描写是何等的相似:

“这种可怕的噩梦在伊莱娜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她感到自己同时还要饱受不可抑制的思乡之情的煎熬,有着另一番体验,那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明明在白天,她脑海中却常常闪现故乡的景色。不,那不是梦,不是那种长久不断,有感觉、有意识的梦,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一些景色在脑海中一闪,突然,出乎意料,随即又飞快消失。有时,她正在和上司交谈,突然,像划过一道闪电,她看见田野中出现一条小路。有时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一条布拉格绿地中的小径也会突然浮现在她眼前,转瞬即逝。整个白天,这些景象闪闪灭灭,在她的脑中浮现,缓解她对那失去的波西米亚的思念。

同一个潜意识导演在白天给她送来故土的景色,那是一个个幸福的片段,而在晚上则给她安排了回归故土的恐怖经历。白天闪现的是被抛弃的故土的美丽,夜晚则是回归故土的恐惧。白天向她展现的是她失去的天堂,而夜晚则是她逃离的地狱。”

 

后记

 

写下这些文字,不是为了怀念,而是为了放下。

很久很久以前阿飞就说过,文字总是唯美的,因为要给别人看到的缘故。在写作的时候,作者总是选择性地记忆或者遗忘,放大或者缩小,创造或者篡改。展现给别人看的,无非是作者希望给别人看的,愿意给别人看的,或者是敢于给别人看的。通过文字,可以看到作者的所见、所思、所感,但是不要指望看到所谓的真相。一切文字,都隐含了作者的视角,被作者的经历和情感所过滤,经由作者有意或者无意的整理和再加工,最后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同一个事件,经由不同作者的陈述,呈现给读者的记录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些不同的观点没有对错,只是作者彼时彼刻的主观感受不同而已。而事件一旦发生,无论记录如何完备,真相总是无法被还原或者重建的。

鉴于此,请允许阿飞在结束这篇长文之前借用元好问的一首《雁丘词》为阿飞此时此刻的心境做一个注脚。

 

《雁丘词》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阿飞

2016年12月于

悉尼

椰风昨夜来入梦(三)

By , December 17, 2016 6:34 pm

三、童年

 

亲爱的爸爸,给我一个窗口,给我留一片还没有污染的天空。

在层层的重重的铁窗后,让我望一望草地上绿色的自由。

亲爱的妈妈,给我哭闹的时间,让我迟一些才学会标准的笑脸。

也许你可以先给我一点空间,让我喜欢自己,才接受文明的训练。

亲爱的老师,不要那么紧张,不是所有的歌曲,都要规矩的唱。

一切的ABC 可以慢慢的学。不要教我争先,让我从容一点。

亲爱的世界,给我一个黑板,让我快乐的画一幅自己的向往。

其实你不该教会我太多黑白,让我长大后不会对着黑色无奈。

 

《请让我慢慢成长》

作词:梁文福                            作曲:梁文福

 

阿飞上中学时,一个叫做红唇族的少女乐队在青少年当中颇为流行。梁文福作词作曲的这首《请让我慢慢成长》,是红唇族乐队1988年的成名之作。

阿飞小的时候,农村里并没有什么幼儿园,孩子们都是直接从小学开始读书的。哥哥比阿飞年长两岁,但是和阿飞同班并且同桌,因为父亲觉得这样更方便一点。阿飞兄妹三人都是在高炉坡念完小学的。虽然这不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但是家里没有钱让孩子们去读潭牛一小。高炉坡的校长也说本校老师让孩子到其他学校去上学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因为父亲在高炉坡当民办教师,兄妹三人都不用交学费和杂费,每个学期只要买课本就可以了。在法律层面上,中国大陆于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明文规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条款;在操作层面上,据说这一项政策在农村地区一直到2007年才得到全面实施。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孩子的学杂费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阿飞上小学时,一个孩子每个学期的学杂费大概是二十多块钱,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阿飞兄妹三个如果不在高炉坡上学的话,父亲每年需要把他一半的工资都花在孩子的学杂费上。与阿飞同龄的孩子,有一小半没有念完小学就下地干活了。他们的父母,有的确实拿不出孩子的学杂费,有的则是觉得孩子读书没什么用还浪费钱。读完小学的孩子们,只有一部分能够领到某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家长们看到孩子的录取通知书,脸色往往是阴晴不定的。他们知道大多数孩子会在初中结束前彻底地失去对书本的兴趣,从而使所有的教育投资变成真正的泡沫。那些没有领到录取通知书的孩子们则是幸运的。他们会从家长那里拿到一张前往海口、深圳或者珠海的车票或者船票。在那里他们会成为绒布玩具厂的缝纫工,家用电器厂的电焊工,或者是建筑公司的搅拌工。他们知道那些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在不久以后终将加入他们的行列,而那时他们已经多挣了两三年的钱了。阿飞有一位要好的小学同学,没有读完初一便辍学到深圳布吉一家组装家用变压器的工厂打工。1988年前后,他一个月的薪水有一百多块钱,相当于父亲大半年的工资。

唯一能够让家长满心欢喜的那张通知书必定是从文昌中学来的。这种事情,在高炉坡小学要好多年才有一次。到文昌中学读书的孩子,通常都能够念完初中。如果他们特别努力的话,可以继续读高中。这时人们都说他们一条腿已经跨进了大学的门槛,以后就是端国家铁饭碗的知识分子了。在学校里学历最高待遇最低工资最少的父亲没有动过让阿飞兄妹早早辍学打工的念头。母亲也坚决地支持阿飞兄妹三人要继续读书 -不仅仅读小学,而是读中学甚至是读大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阿飞最早学到的格言之一。从孩子们开始记事起,父亲就经常提起清华北大,那是父亲年轻时最为神往的地方。经历了多年的磨难之后,父亲充满无奈地将接力棒传到阿飞兄妹的手中。父亲说清华北大就像是凌晨时分的启明星,在无边的黑暗中闪耀着圣洁的光辉。清华北大就仿佛是鲤鱼跳龙门中的最后一道坎,只要跳过去就再也不是普通人了。父亲对阿飞兄妹的管教,比学校对普通学生的要求严厉得多。譬如说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不会因为做错了作业而挨打,只要按时交上去就可以了。阿飞则不行,每做错一道题都要挨打一下。那时候阿飞和哥哥同班并且同桌,每天都做相同的作业。每天晚上,父亲都要检查兄弟两个的作业。父亲检查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同时拿两个作业本进行比较,看看有没有答案不一样的。要是找到答案不一样的题目,两个人都要重做一遍,作业本上答错了的那个要用树枝抽打一下手心。要是两个人都做错了,就要一起挨打。因为害怕挨打,阿飞每天放学以后就搬一个小凳子坐在家门口的芒果树下写作业。作业写完了,总要反复检查一遍又一遍才把作业本放下。学校里所有的老师都说阿飞最爱学习了今后一定会有出息。父亲听了这话,总是美滋滋地露出很满足的神态。阿飞不喜欢听别人夸他,就一声不响地走到屋里看书去了。

阿飞其实并不十分喜欢上学。课本里有许多阿飞所不能够理解的事物。譬如说小学课本里面的这一句:“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行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排成个人字。” 秋天里其实一点都不凉,那时节太阳正毒、野果正红、野花正艳,男孩们天天都光着上身在野地里跑。有一年11月里,镇上组织各小学进行歌咏比赛,有两个小朋友因为中暑而摔倒在地上。阿飞也从来没有见过大雁。村子里正厅墙壁上的两窝燕子每每到了夏天收稻子的时候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到冬天过年的时候才拖家带口地回来。课本上还说大年三十要吃饺子正月十五要吃元宵,就是没说饺子和元宵都长什么样子。对于阿飞来说,平日里最好的食物莫过于一碗白璧无瑕不带番薯的米饭。过年的时候,母亲会杀一只文昌鸡。整鸡清水煮了白切,鸡汤用来煮饭。鸡汤煮出来的米饭略带黄色,出炉前拍两掰大蒜放在米饭顶上,那真是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哥哥上课时总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规规矩矩的,下课后也不怎么跟同学们打闹。阿飞不行,上课的时候总是坐不住,不是低头看蚂蚁搬家就是把手伸进抽屉里玩弄刚刚捉来的蚂蚱和蟋蟀。阿飞做小动作时,同桌的哥哥总是狠狠地瞪着他。阿飞不服,又狠狠地瞪回去。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兄弟两个在课堂上打成一团,然后被老师双双轰出教室。闹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兄弟两个被老师揪着耳朵拎到父亲那里告状。愤怒的父亲把阿飞兄弟两个暴打了一顿,从口袋里拿出所有的钱摔在两人的面前大声嚷道:“你们俩给我滚!就当是我没生过你们!”中午的时候,兄弟两个都没有饭吃。哥哥在父亲睡午觉的时候悄悄地离开了家。阿飞饿极了,便爬到家门口的芒果树上摘了两个青芒果。下得树来,又舍不得吃,便放在碗里等哥哥回来。下午的时候,哥哥带着野果回来了,兄弟两个就坐在一起吃芒果和野果。

学校里的老师们大都很凶。每个老师上课时都带着棍子或者藤条,打断了还要让学生赔一个。教师节到了,学校会组织学生制作教鞭送给老师。教鞭的材质,一般是浸过水的红藤,或者是剥了皮的树枝。等到上三年级的时候,阿飞已经不怎么害怕老师们了。他们的惩罚无非就是晒太阳、站墙角、打手心、踢小腿、扇耳光啥的,并且一般都不会打得很重。听说有一年某个学校有位学生被老师打断了腿,家长拿着扁担冲到学校将当事老师打断了腰。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校长更倾向于把犯错学生的家长请到学校来沟通。沟通的内容或者是孩子没有完成作业,或者是偷了同学的一块橡皮,最后必定要加上“养不教父之过”这一句。农村人在读书人的面前本来就抬不起头,又觉得孩子让自己在全校师生面前丢尽脸面,自然是抓起棍子劈头盖面地将孩子暴打一顿。校长看到大功告成,又赶紧出来劝阻。大抵就是说做家长的怎么可以这样呢,孩子再不对也不应该打得这么狠呀,赶紧赶紧的不要打了吧。当家长的挣回了面子,偏偏要显示出家规甚严的样子,往往要再多打几下才肯罢手。而这最后几下,才是打得最狠的。高炉坡小学有一位学生,就是被他父亲最后一扁担打断了腿的。

孩子们也有使用教鞭的机会。农村的孩子们,上午放学后先回去各自村子去吃午饭,要赶在中午十二点之前回到学校睡午觉。班上每天设一个值日生,负责监督其他同学睡午觉的情况,并且向老师报告不良分子。那时候两个孩子共用一张课桌,一条板凳。睡午觉时,一个睡在课桌上,一个睡在板凳上。轮到哪一个孩子值日的时候,他就会精心准备一根小棍子早早来到教室等着。哪位孩子来晚了,给一棍子;哪位孩子睁开眼睛了,给一棍子;哪位孩子不小心从课桌或者板凳上摔下来了,也给一棍子。挨了打的孩子,自然会怀恨在心。轮到他做值日生的时候,也要早早地准备一根厉害的棍子来,伺机将上一回的仇给报了。

从四年级开始,孩子们晚上也要到学校来上晚自习。那时学校虽然已经有了电,但是供电并不正常。每个孩子都要自备煤油灯或者蜡烛,家里穷的孩子就拿海棠果的果核串起来当灯点。海棠果点起来冒很浓的黑烟,一堂晚自习下来整个脸都被熏黑了。晚自习结束后已经很晚了,孩子们就住在学校宿舍里。男生的宿舍,其实就是教室里的一个角落。女生单独有一个宿舍,但是也不甚牢靠。孩子们当中流传着一些恐怖的故事。在森林里住着一群衣着奇怪的人,晚上能够看见飘忽不定的灯火。他们打扮成乞丐的样子沿村打探,专门拐骗落单的孩子。孩子要是被他们捉到了,身上的某些器官就会被割下来卖掉。大人都嘱咐孩子们要成群结队地去玩,如果掉队了要大声叫喊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位置。还有传言说我们国家的小孩子太多了,需要用打针的方法来处理掉一部分。要是挨了这一针,过个几天就会死掉。这些传言让孩子们极为害怕,到了打预防针的时候都跑到高炉坡上两座铁墩子那里躲起来。哪怕是被那伙神秘的人捉走,也比打了针马上死掉强许多。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更让男孩子们害怕的是一位戴着夜光表的男老师,打起人来很厉害。他年轻高个,阿飞班上几位女同学常常议论他。课间休息时,他在宿舍里打开录音机播放琼瑶的小说《窗外》,引得女同学们纷纷蹲在他的窗下听。有一位女同学,午休时间甚至就睡在他的宿舍里。有好几回,女生们私下议论说半夜里有男人推门进入女生宿舍乱摸。因为天黑和害怕,她们看不清入侵者的面容,却真切地认出那只绿莹莹的夜光表。这件事情校长和其他老师都知道,但是又都装作不知道。有一回,阿飞和班里一位女生坐在教室的屋顶上聊天。那位老师正好从下面走过,这位女生就朝他撒沙子吐口水。阿飞问起源由,女生便哭了起来。她说某天那老师到她家里去做家访,老师走了之后她就拿了条绳子要上吊,幸好她父亲从地里回到家里把她救了下来。那时阿飞年少,并不明白这位女生的哭诉。一直到很大以后忽然想起,才隐约明白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就算是明白了又有什么用呢?

 

小时候阿飞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捉鱼。那时候家里穷,只有过年过节时才杀一只鸡,难得有机会吃到肉。捉鱼本身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又能够明显改善饭碗的魅力值,因此阿飞和哥哥都很喜欢。

那时候农村的地里到处都是四通八达的水沟。小沟汇合成为大沟,大沟又汇合成更大的沟一直通往上游的水库。潭牛镇的上游是东路水库,也是大跃进的时候开挖的,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建成。到了播种和插秧的季节,东路水库总要开闸往下游放水,大鱼小鱼便顺着水流到了地里。阿飞喜欢在开闸放水的时候坐在田埂上看水。那清澈的水潺潺地从上游急冲而下,偶尔在小石头或者是小桥墩处花一样地绽开一个小漩涡。平日里长在水面以上的各种小花小草快乐地在水底下摇曳着庆祝这等候多时的甘霖。还有成群结队的小蝌蚪们摇着短短的的小尾巴迎着水势往上游寻找它们的家。每到这个季节,阿飞和哥哥都会用竹子扎成漏斗形状的鱼笱迎着水流放在沟里。从上游冲下来的鱼常常一头扎进鱼笱里面动弹不得,这样晚上就可以吃到鲜美的煎鱼或者鱼汤。不过眼睛瞪着这些水沟的不仅仅是阿飞兄弟,还有村里众多的大人小孩。在开闸放水的季节,主要的沟渠里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个或大或小或新或旧的鱼笱。所有人都争着将自己的鱼笱往上游放。游下来的鱼只有那么多,一条鱼也不能够同时钻进两个鱼笱。放在上游的鱼笱,捉到鱼的几率当然更大一些;口子较大的鱼笱,捉到鱼的几率也更大一些。为了给自家的鱼笱争一个较好的位置,阿飞兄弟没少跟村里别的孩子打架。有一些脾气比较大的孩子,甚至会偷偷地把别人家的鱼笱偷走或者扔掉。还住在村子里的时候,阿飞经常会在自家的鱼笱附近砍柴,这样就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守住自家的鱼笱。砍柴累了, 阿飞就坐在田埂上把双脚泡在水里。凉凉的水轻柔地打着旋儿从脚底流过,时不时还会有些小树叶什么的撞到脚上,拐了个弯儿继续漂向下游。多年以后阿飞站在远在大洋彼岸的异国沙滩上,细细的的沙子顺着潮水慢慢地从脚底下漏走,从脚心传来阵阵带着冰凉的微痒的感觉。这时阿飞就会想起故乡那些长满了小花小草的沟渠,想起那些在稻田上空飞翔的翠鸟、白鹭和燕子,想起那些绿树环绕的村庄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

开闸放水的时间总是很短很短。每次开闸,通常只延续两个星期左右,等村民们结束播种和插秧之后便停止了。失去源头的沟渠在烈日的暴晒下日渐干枯起来,最后只剩下桥头和山塘等较深的地方还有水。那些有幸通过重重鱼笼的小鱼小虾们就分散在这些窄小的安身立命之地里慢慢长大。每天傍晚,各家的小孩都要牵着自家的牛到这些地方来饮水。大多数的牛在饮水的时候都要顺带方便一下,因此水草和鱼虾并不缺少什么养分。阿飞每次牵着牛来饮水,都不会忘记看看小鱼小虾的长势。好不容易等到有巴掌那么大的鲫鱼露出水面了,便和哥哥一起拿着水桶、锄头和簸箕来捉。捉鱼时先要挖来土块将小水塘的两头堵住,又用水桶把塘里的水掏到外边的水沟里,最后只剩下塘底的烂泥和喘着重气噼啪乱跳小鱼小虾。高炉坡小学的边上就是通往省城的公路,公路的两旁都是稻田。公路底下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很小的涵洞让水流通过,村里人把这些涵洞叫做公路沟。公路沟的蓄水量比村里的桥头更大一些,里面的鱼虾也更多一些,因此也是阿飞兄弟喜欢光顾的好地方。公路沟一般都很窄也很矮,只容一个小孩全身趴在泥里慢慢地爬过去,同时用簸箕把鱼虾往涵洞的另一头轰去。在一片漆黑的涵洞里,只能隐隐地看见另外一头有些许白光。头顶上方时不时传来汽车的轰鸣,这时身边的每一块石头都颤动摇晃起来。阿飞常常害怕涵洞要是塌下来可就出不去了,当然这样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每次淘干一个公路沟,兄弟俩个就像泥猴子一般欢喜地抬着鱼筐回家。在死水里长大的鱼儿有很重的腥气,不管怎么做都很难去掉。母亲不是很喜欢吃,但是父亲和三个孩子都吃得很香。

小的时候总觉得一年好长,一年里的日子总数远远大于所有的桥洞和山塘的总和。所有的桥洞和山塘都掏过之后,就得等下一次开闸放水才会有新的鱼虾可捉。在大旱的季节里,饮牛也得拉到水井边上去打水来喝。这时阿飞兄弟只好把眼光投向学校边上的野地和树林,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野果和小动物。阿飞吃过蚂蚱,吃过蟋蟀,还有在树上结网的蜘蛛和跑得飞快的蜥蜴。有一种浑身碧绿的大蚂蚱,肥壮的大腿有两个手指头那么长,在炭火上烤了以后脆脆的,带着一种很奇特的香气。在烤蜘蛛之前要从屁股那里把蜘蛛肚子里的蛛丝尽数抽出来,不然的话会很难吃。阿飞最喜欢吃的是一种浑身通红的蜥蜴,村里人都管它叫雷公马。据说被雷公马咬了会很疼,并且要等到天上打雷才会松口。阿飞被雷公马咬过一两次,确实挺狠挺疼,不过还是能够挣脱的。雷公马长着四条短短的小腿,有一双很灵敏的耳朵,一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就飞快地跑到树上躲起来。如果实在是跑不掉了,就会恶狠狠地扑过来咬人。阿飞捉雷公马时都会准备一条长长的树枝,看见雷公马就远远地抽过去。经过多次演练阿飞这一招已经熟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般来说都会一击即中。捉到雷公马后,就用铅笔刀割去脑袋,刨开肚子掏去内脏,还要把皮剥掉。在溪水里把肉洗干净了,用盐揉一揉然后放在炭火上烤,不多时便可以闻见扑鼻的香气。阿飞从来不敢把雷公马带回家来吃,只能偷偷摸摸地在树林里吃完了再回家。母亲认为雷公马是天上的神物,吃了是会挨雷劈的。母亲喜欢吃大一点的小动物,例如小松鼠什么的。阿飞家里有一只铁丝做的小笼子,里面有个小钩子可以挂点食物来引诱小动物。当诱饵被拖动时,笼子的门就会自动关上。阿飞用这个法子抓到过很多小动物,最多的是松鼠、老鼠和小鸟,它们最后都香喷喷的上了阿飞家的餐桌。只有一回,阿飞从笼子里面掏出一只鹅黄色的小松鼠来,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可怜兮兮的看着阿飞。一刹那间阿飞只觉得心里一软,打开笼门将小松鼠放了。

胆子大的孩子们甚至会捉蛇来吃,镇上也有捕蛇的专门捉蛇来卖。阿飞割猪草的时候,在学校边上的树林里见过很多蛇,有黄色的鸡蛋蛇,三角脑袋的眼镜蛇,不知道哪边是头哪边是尾的双头蛇,还有一两米长的小蟒蛇。阿飞从来都不捉蛇,蛇也从来没有伤害过阿飞。有一回,阿飞一个人从高炉坡小学走回罗粉村,一条蛇咬在阿飞的裤管上跟着阿飞走了好远的路,阿飞却对此一无所知。一位骑着自行车的路人从阿飞的身边经过,吓得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也吓跑了阿飞身后的蛇。还有一回,阿飞和同学们在学校操场的树林里捉迷藏。阿飞在一棵小树的顶上坐了很长时间,下来时赫然发现屁股底下就是一条晶莹碧绿的竹叶青。阿飞上五年级时,一群来自乐东的种植专业户租下了学校周围的农田种甘蔗。有一天他们在地里捉到了一条大蛇,邀请阿飞一家过来同吃。杀蛇的时候,阿飞就站在旁边看着。人们把蛇吊在树干上,拿刀子活活划开蛇的肚皮,然后从尾巴上吸食蛇血。阿飞不由得想起了自家床底下的那条蛇,仿佛看见那双黯然失色的眼睛无助地望着自己,仿佛看见那蛇在炙热的火焰里张嘴嘶叫。阿飞不然看那蛇翻滚挣扎的样子,一个人悄悄地走开了……

在野地里捉到的蚂蚱、蜘蛛、雷公马、松鼠、老鼠和小鸟,都比家里养的鸡鸭还有镇上卖的猪肉牛肉更好吃。阿飞把这归结于野地里的动物更喜欢运动的缘故,并且逐渐总结出一条规律认为热爱锻炼的肉更好吃。上小学时,阿飞家里没有钱吃不起猪肉牛肉,但是能够经常吃到比猪肉牛肉更好吃的小东西,因此并不觉得菜盘子有多贫瘠。长大以后阿飞终于有钱买肉吃了,却经常在琳琅满目的菜市场里怀念小时候的那只笼子。

 

小时候大人们对阿飞的评价是“爱学习”,对哥哥的评价则是“很能干”。说阿飞爱学习,阿飞向来不以为然。说哥哥很能干,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阿飞属龙,哥哥属虎,妹妹属马。父亲常常跟邻人夸口说家里虽穷,却是藏龙卧虎之地,将来总有发达的一天。小的时候,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跟阿飞兄弟讲一个故事。一位穷人家的孩子,靠捡铁路边掉下的煤渣卖钱,一直走到北京上了大学,最后做了大官衣锦还乡。父亲对于孩子们的期盼,总结起来就是上大学、当大官、挣大钱。阿飞兄弟早早学到的,却是捡破烂这一法宝。那时兄弟两个每人都有一个自制的手推车。其实就是一个简陋的木头架子,底下钉着一根木棍,上面嵌着一只碗口大小的轮子。每天做完功课,兄弟俩就一起推着车到处寻找可以买钱的废品。学校边上有两所农用机械修理厂,小的那个是镇里的,叫潭牛站;大的那个是县上的,叫县站。兄弟俩从潭牛站和县站源源不断地将破铜烂铁废旧零件还有瓷片和酒瓶运回家来。镇上和邻近村子的垃圾场,也是兄弟俩经常光顾的地方。捡回来的破烂,分门别类在墙根那里放起来,等收废品的摇着铃铛敲着破锣找上门来,就一古脑都卖出去。那时一斤熟铁可以卖一分钱,生铁两分,铝材和铅锡五分。最不值钱的是瓷片,十公斤只卖一分钱,修公路时嵌在对开两条车道之间做分割线。最值钱的是铜材,但是最难找到。红铜一毛五,黄铜可以卖到两毛钱。东西虽贱,捡得多了也能换不少钱。上五年级时,兄弟俩每个月都有一两毛钱的收入。修理厂生意兴旺时,甚至能够挣到一块多钱。阿飞和哥哥想过淹没在荒草里面的那两堆大铁屎。这么大个的墩子,每块少说也有好几万斤吧,要是能卖掉可就发财了。但是这两块铁墩子谁也搬不动,也抠不下碎片来。等阿飞上完大学,这两块铁墩子还是静静地蹲在那里。阿飞曾经天真地认为它们作为高炉坡的标志会一直留在那里,直到天荒地老。但是这两年那里突然平地里起了几间屋子。两块铁墩子从此就不知所终,大抵是被推土机给埋到地底下了吧。如今阿飞只记得那个收破烂的骑着一辆很旧的自行车,拖着沙哑的嗓子在破锣声中慢悠悠地唱念:“金银铜铁锡喽~~~~酒瓶子罐头喽~~~”

废电池不能卖钱,阿飞从来不捡,但是哥哥会捡。哥哥把废电池一节一节接起来,用旧报纸裹紧,从五金商店里买来小灯泡接上,可以当手电筒使。后来哥哥发现木头比报纸更结实,就用薄木板钉了一只可以放六只电池的盒子。晚上走路时用这个自制的盒子灯照明,比别人的手电筒要亮许多。夏天的夜晚,稻田蛙声一片。同学们都说青蛙特傻,亮晃晃的手电一照便呆在那里不动了,可以拿个装着网兜的竹竿远远伸过去整个罩住。哥哥做的盒子灯比别人的灯更亮。他们的灯都只能放两节电池,而哥哥的灯可以放六节电池。很多同学都央求哥哥帮他们做一个盒子灯。阿飞很想跟同学们一起去捉青蛙,也经常怂恿哥哥帮同学们做灯。海南本地的青蛙是虎皮蛙,很好吃,在菜市场的价钱比黄铜还要高。父亲从来不让阿飞晚上跟同学们出去捉青蛙,说是稻田里有很多蛇,并且晚上还要做功课。阿飞不怕蛇,但是怕父亲手里的棍子和扫把,所以一直没有去捉过青蛙。

兄弟两个刚刚上学时,学校买了一只小闹钟,放在五年级的教室里。闹钟表面嵌着一片圆圆的玻璃,玻璃底下有一些数字和三条小铁片。上了发条后,从闹钟里面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玻璃底下的三条小铁片还会慢慢地转。更神奇的是闹钟有时候会突然叮铃作响,又跳又闹,直到有人按下顶上的一个按钮才会停止。五年级的教室外面竖着一根木头柱子。柱子有点弯,顶上吊着一只大铁轮子。闹钟叫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拿着一条铁棍子出来当当当地敲大铁轮子,这样全校都知道上课或者下课的时间到了。那时父亲是五年级的班主任,每隔一个晚上就要到教室那里守着学生们上晚自习。阿飞兄弟也经常跟着去教室玩。哥哥对闹钟的兴趣很大,常常抱着翻来覆去地看,却总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一个周末,终于按捺不住的哥哥让阿飞在教室门口放风,自个将闹钟藏在衣服底下带回家去拆开来看。闹钟拆开后,有一大堆螺丝和曲棍。哥哥被这么多零件弄晕了头,无论如何都拼不出一个能转的闹钟来。父亲看见被五马分尸的闹钟,当场就被吓傻了。一只闹钟值很多钱,家里实在赔不起。更严重的是如果学校知道阿飞兄弟偷了闹钟,恐怕父亲的民办教师职位也很难保住。经过一番考虑,父亲把闹钟扔到宿舍后面那个废弃的沼气池里,并且嘱咐兄弟俩谁也不许跟别人提起。闹钟丢失的事情,在学校里是一件大事。校长找了很多学生问话,也让人到处去找,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又买了一只闹钟,还放在五年级的教室里。这一回,兄弟两个再也不敢碰那只闹钟了。

上三年级的时候,哥哥就会修理收音机了。在此之前,家里那台破收音机不止一次被折腾得死去活来。镇上有个修理家用电器的小铺子,主人是个职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哥哥一有空就跑到那里去请教,有时也能帮忙修点什么东西。哥哥为人老实厚道嘴甜还勤快,因此很得店主人的喜欢。他手把手教会哥哥修理录音机,还把一些不太值钱的零件送给哥哥。哥哥用卖破烂得来的钱买了一整套修理电器的工具。同学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都会带到学校来让哥哥修。没法修好的电器,同学们就送给哥哥取零件使。哥哥从这些破烂电器里凑出一台没有壳的录音机来。父亲母亲看见后高兴得眉开眼笑,说哥哥这么小就有了一技之长今后一定会有出息。四年级的时候,哥哥订阅了家用电器杂志又买了很多画满了电路图的书,有空的时候就坐下来入神地看。他和开铺子的那位叔叔谈起电器来,一套一套的全是阿飞听不懂的词。玩过两年电器后,哥哥积累了很多工具、零件、还有电路板。这些都是他的最珍爱的宝贝。他自己做了一个木头箱子把这些宝贝放在里面,有空的时候就一件一件拿出来看,擦擦油污,吹吹尘土。记得有一个雨天,阿飞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跟哥哥吵架。阿飞拿着石头追着哥哥要打,没追上便跑回家来,从哥哥的箱子里拿了三块电路板扔到雨里。哥哥冒着被石头打到的危险冲回来捡起电路板,哭了。每每想起这件事情,阿飞的心里便对哥哥充满了内疚。阿飞上高中时,每每对着三个以上的电阻发愁时就会想起哥哥书上那些有数千个零件的电路图,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找水龙头冲脑袋去。

说起收音机,就不能不提起海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故事会节目。节目是用海南话播出的,每天傍晚五点半开始到六点结束。节目主持人名叫谢忠,文昌东阁人。故事会的内容以长篇历史评书为主,每个故事都要连续播送大半年才收尾。阿飞听的第一个故事是《说岳全传》,然后是《杨家将》、《穆桂英挂帅》、《薛仁贵征东》、还有《薛刚反唐》。后来也播一些比较现代的作品,都是跟海南有点关系的,例如《红色娘子军》和《我们的东海岸》。最早的时候,整个学校只有教导老师有一台收音机。快到五点时,小孩子们就聚集在教导的窗下催促着开收音机。那时候海南电台还不是全天播音的,晚上的节目要到五点才开始。播音中断的那段时间,用海南话来说就是没台。教导长得有点胖但是很和气。要是孩子们来得早了,他就慢声慢气地说不要着急现在还没台呢。孩子们总会说开了吧开了吧说不准今天会早点放呢。最后往往是教导无可奈何地开了收音机,让孩子们在滋滋的电流声中等待。到了四点五十分,收音机里响起序曲,然后是嘀嘀嘀嘀的整点报时,接下来是新闻和广告。那时候的广告都特别老实。播音员会首先提醒说“海南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广告节目”才开始播放广告。不象现在的电视剧,看着看着广告就突然蹦出来了,让人特莫名其妙。广告结束之后是一段浑重的编钟音乐,然后是谢忠那熟悉的声音:“海南人民广播电台,故~事~会~。”所有的孩子都静了下来,坐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听。这时候如果哪家的父母找过来叫回家吃饭是绝对不会走人的,因为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节目结束后,孩子们就分成两拨拿着棍子竹竿开始练兵。一拨是岳飞这边的,一拨是金兀术那边的,一直要打到太阳落山才汗淋淋地回家。偶尔也有早收兵的时候,因为在打斗中免不了有些孩子会哭。这时候大家就纷纷扔掉棍子竹竿躲回家去,准备好屁股提心吊胆地等对方家长找上门来告状。阿飞在经常打仗的孩子们当中算是大的,也不怎么爱哭,所以经常是别的家长恼羞成怒地找到家里来。这时父亲总是忙着向人家赔礼道歉,母亲则随便抓起个树枝就朝阿飞腿上抽去。对方家长总要等到阿飞在那里呱呱乱叫的时候才说:“算了算了,别打了。小孩子打架总是这样的,他又不是故意的。”母亲停下手来,他还要和父亲母亲寒暄几句才心满意足地离去。母亲把人家送到门口,然后气急败坏地回过头来跟阿飞说:“你呀,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懂事呢?”

 

父亲从不掩饰他对孩子们学业的期盼。阿飞兄弟捡破烂挣到零花钱固然让他欢喜,但是更让他欢喜的是看见孩子们在读书。在他的想象里,孩子们要先上文昌中学,然后再上清华北大。有一年,村里有个孩子考上了上海交大,一时成为整个村子的新闻。父亲跟孩子们提起这事时说某某读书成绩很好,但是只考上了上海交大。简简单单一个“只”字,不知道让阿飞心惊胆跳了多少年。阿飞小的时候,父亲多次用海南话对孩子们唱起李白的《下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用普通话读起来并不押韵,但是用海南话唱起来很有韵味。阿飞小时候学习古诗,所有的老师都是用半咸半淡的普通话读的。父亲的海南话唱法,阿飞在其他地方没有听到过。李白被贬夜郎途中忽闻大赦,大喜所望,写下来这一首千古绝唱。唐诗宋词何止汗牛充栋,阿飞不知道父亲为何对这一首《下江陵》情有独钟。也许,他是想象自己也有东山再起的一天;也许,他是想象孩子们考上大学远走高飞的情形。然而读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高炉坡小学,连语文课都是用海南话教的,枯燥乏味而且晦涩难懂。阿飞并不喜欢读书,也因此挨了不少棍棒。这种情况一直到阿飞四年级时才有所改变,不是因为害怕挨打,却是因为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侠客行》。那是某个周末下午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借回来的。书是大开本的,挺厚,看起来像一本杂志。封面上画着一对拿着刀剑的青年男女,英姿勃发。那天正好没有小朋友上门来玩,阿飞便搬了个椅子坐在门口的芒果树下,开始翻看书里的插图。不知不觉就到了晚饭时间,母亲过来叫阿飞吃晚饭,阿飞说什么也不肯放下手里的书。《侠客行》也许不是金庸最精彩的作品,却是阿飞读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大粽子和史婆婆一干人等上了碧螺岛后便到了书的最后一页。阿飞当然知道镇上书摊那里有这本书的中集和下集,但是封底上那个数字让阿飞一直都没敢向父亲开口恳求。书摊老板虽然和气,但是热情得让阿飞望而生畏。阿飞翻开书刚看两行,他就笑眯眯地走过来问是不是想买,阿飞只好夹着尾巴落荒而逃。学校里其他老师和同学也有看武侠小说的。可是问起《侠客行》时都说是没有,阿飞只好怅怅作罢。

在苦苦追寻《侠客行》下半部分的同时,阿飞又陆陆续续地看了另外一些书。家里旧架子上仅有的几本破书首先被阿飞扫荡一空。没了封皮的《说岳全传》,冯玉祥的《我的生活》,还有扉页上赫然写着“毒草”两字的《黑网录》。唯一没碰的一本,是被螽虫蛀穿了好多个洞的《古诗词选注》。依稀记得那是上海古籍的版本,繁体,不过是横排。翻开书的第一页,就是李白的“平林漠漠烟如织”。这也许是阿飞家里最古老的一本书了。暗黄色的纸张看起来十分脆弱,好像微微一碰就要变成粉末似的。上面的字笔画很多, 没有几个是阿飞认得的。后来父亲又挤出一点钱买了《八仙东游记》,全套的《西游记》,但是再也没有武侠小说了。家里没有好看的书了,阿飞便走家串户到处借。从村里张姓人家那里借得《封神演义》,从放收音机的教导那里借得《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还有南志村一位同学的《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白马啸西风》和《越女剑》。五年级的时候,阿飞在水清村一位同学家里发现了大量的历史评书,从此便成了他家里的常客。那时阿飞刚刚学会骑自行车,从高炉坡到水清村要经过一段田埂,阿飞好几次都栽到路边的稻田里。那阵子阿飞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那个同学家里去一趟,就这样把《杨家将》、《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水浒传》等等评书故事都连蹦带跳地看了一遍。不过阿飞读书是不求甚解外加不长记性型的。碰到不认得的字,猜也不猜就蹦了过去;碰到比较难理解的章节,干脆直接翻页。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时,内容也就忘了大半。过了一段时间,便只记得书名。再过一段时间,干脆连书名也不记得了。只是别人提起的时候,才依稀记得自己似乎曾经读过。若要仔细考察书里的内容,便全然云里雾里了。在小时候读过的这么多书里,阿飞唯一能够清楚地记得的是《越女剑》的结尾:“两千年来人们都知道,‘西子捧心’是人间最美丽的形象。”

阿飞和哥哥于1987年读完五年级,同时拿到了文昌侨中的录取通知书。侨中在县里排名第二,比潭牛镇上的文西中学要好许多。但是父亲心有不甘,让兄弟两人都复读了一遍五年级。这一回阿飞考上了文昌中学,哥哥考上的依然是侨中。侨中和文中都在县城,需要住校。阿飞家里穷,实在无力支持两个孩子都在县城读书。父亲母亲犹豫好久,最终决定让阿飞到县城上文中,哥哥则就近上文西中学。小妹小学毕业时。也被侨中录取。由于同样的原因,她也只能就近上文西中学。阿飞并不比哥哥和妹妹聪明,只是在小升初考试中比他们运气稍好而已。因为这么几分之差,家庭里所有的资源都被集中起来支持阿飞,哥哥和妹妹却在父亲母亲的百般无奈中被牺牲掉了。类似的事情,在当时的农村家庭里数不胜数。然而仅仅支持阿飞一个也很不容易。有一个周末,阿飞实在没有钱了,便乘车回家问父亲要钱。那时母亲到大致坡结算彩票去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阿飞知道父亲没有钱,一直不敢开口。父亲知道阿飞为什么回家来,但是他手头没有钱,也不敢跟阿飞说话。一直等到傍晚,阿飞该回学校上晚自习了,母亲依然没有回来。父亲哆嗦着从口袋里找出皱巴巴的两毛钱来,把阿飞送上了回县城的公共汽车。第二天,母亲找大致坡的舅舅借了点钱,赶到学校给阿飞送来。因为没有钱,阿飞常常梦见自己捡到钱。在梦里,钱以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方式涌现在阿飞的眼前。有时是在垃圾堆里,先是偶然发现了一张零的,接着又发现了好多张整的。有时是在山洞里,搬开一块石头发现底下藏着钱,连续搬开好多块石头都有。有时是在门口的泥地里,不知道怎地就挖到了硬币,继续挖下去竟然有好多。硬币金光闪闪的,不像人们平时常用的硬币,大概是外国的金币或者是古代的金币吧。每次从梦中醒来,阿飞都觉得无比的羞耻。这样的事情要是和别人说起,一定是会被笑话的。俗话说“想钱想疯了”,不过也就是这样吧。

哥哥懂事,他知道父亲母亲心里的苦。哥哥跟父亲说:“弟弟能够读书,我还是不上学了吧。我可以去打工挣钱,供弟弟上学。”父亲心里犹豫不决,便去问哥哥的班主任韩昌元老师。韩昌元老师说:“我觉得大哥行呢。你要是还能够担起来,那就担着吧。”父亲又跟母亲商量。母亲说:“不管家里多穷,都要想办法供孩子们把书读完。他们能够读到哪里,我们就供到哪里。”妹妹在旁边听见,就说:“阿哥读到哪里,我也要读到哪里。”父亲母亲喜欢妹妹有志气,也一口答应了下来。但是哥哥始终心事重重,不知怎么跟文西的一位校长有了矛盾。初三那年,县里举办物理学科的竞赛,哥哥也报名了,但是那位校长竟然不让他参加。考试在文中隔壁的第三小学举行,哥哥提前一天赶到县城,住在文中的学生宿舍里。第二天一早,那位校长执意不让哥哥参加考试。哥哥心里满是委屈,一个人跑到外面街道去了。阿飞到处寻找哥哥,但是哪里都找不到。眼看着考试时间就要到了,只好回去三小参加考试。试卷发了下来,第一道题就是好多个电阻。阿飞想起哥哥还不知道在哪里,不由得泪水就滴落到试卷上去了。考试的时候,各个学校的校长都在考场外面等候。监考的老师跑去告诉潘正结校长,说:“你们学校有个学生没有做题,就坐在那里哭呢。”潘正结校长不知怎地了解到了事情的缘由,在考场外面把文西那位校长劈头盖面骂了一顿。

对于阿飞来说,上文昌中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母亲的困境是一座大山,哥哥妹妹的委屈是另一座大山。阿飞甚至觉得考上文昌中学是一件罪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父亲母亲也许会轻松一点吧,哥哥妹妹也许会少点委屈吧。这种负罪感在阿飞成绩不好的时候尤为严重。刚刚上中学时,阿飞觉得很难跟上老师的进度。譬如说语文课,阿飞小学时候的语文课是用海南话教的。上了初一,阿飞连课文都不会念,但是在县城上小学的同学们都会。初一那年,期末考试成绩下来后,阿飞都不敢把学生手册带回家。初二那年,阿飞在班里认了一位干姐姐,叫做阿惠。惠姐耐心地教会阿飞拼音,帮助阿飞慢慢地找回了信心。后来阿飞仿佛是突然间开了窍,学习成绩竟然越来越好了。但是由于那种与生俱来的强烈的自卑,阿飞并不善于与同学交往。不是躲在厚重外壳底下顾影自怜,便是强作潇洒装做游戏人生。开始的时候,阿飞还把许多心事写到日记里。然而藏在抽屉里的日记竟然被同学偷看和传阅,于是日记也变得不甚可靠了。阿飞心里苦闷,却又无处诉说,与身边的同学们更是格格不入。阿飞长大以后,问起昔日同窗对自己少年时的印象,同窗们都说阿飞是个怪人。关于中学年代的斑斑劣迹,阿飞另著有题为《阿飞拾贝》的短文两篇,刊在文昌中学建校一百周年的文集上,在此不一一赘述。

那个时候文昌各地游手好闲的混混很多。镇上的混混称为市丁,县上的混混称为县丁。县丁类似于现在的地方性黑社会团伙,成员大都是十几岁的小青年。平日里县丁们到处敲诈勒,白吃白喝,索要保护费。阿飞上中学时,最著名的县丁之一是双木县令家的公子。双木公子年少时带着喽罗们在饭店里吃饱喝足,总是大大方方地告诉老板把账记在县令大人的名下。公子成人以后,又借往日县令大人的裙带给自己置了些田地,不动声色地当起地主来。潭牛镇升谷坡挨着宝芳水库的滩涂有一大片广袤的鱼塘,这里面有许多就是双木公子的产业。当时县丁们有的还在上学,有的已经不在学校,并且有不同的帮派。不在学校的那些,经常回到学校来勒索年纪较小的同学。还在学校的那些,仗着不在学校的那些撑腰,也经常欺负别的同学。阿飞班上也有同学和县丁们有些往来,经常在教室或者宿舍里寻衅滋事。那时候阿飞身单体弱,不时被人勒索或是遭到抢劫,偶尔还要承受皮肉之苦。有一回几个同学晚自习的时候在教室后面打闹,阿飞说了他们几句,立即就有一把椅子腿朝阿飞掷了过来。阿飞害怕之极,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哭诉,第二天鼓起勇气走到教导处随便塞到一位老师手里。接到信的是翁绍锐老师,高中时候教阿飞那个班的化学,当时阿飞并不认识。翁老师把阿飞叫到自己家里,好生安慰了一番。其实安慰也不管用,老师们总不能天天在教室和宿舍里守着。初一的时候阿飞班上有六十多人,接连不断地还有新的同学插班进来。到初三时,全班一共有一百多人。这么大一个班,打架斗殴的事情,三天两头总是会有的。

县丁的危害并不仅仅是敲诈勒索与打架斗殴。阿飞上初中时,传闻教物理的某位老师不知为何惹恼了一位县丁,竟然被县丁提着菜刀在学校里追杀。这老师急中生智,直奔同样教物理的潘正怀老师家里跑去。潘正怀老师学过武术,推开门来一脚就把持刀的县丁踹倒在地。与潘正怀老师同龄的老校友们都说潘老师少年时也曾是摘椰子的高手,即使到了海南师范也是鼎鼎有名的。这些故事过于久远,阿飞当然并不亲见。阿飞上中学时,潘正怀老师是文中护校队的核心,经常带着其他老师和体育班的同学们在校园里巡逻。许多同学仰慕潘正怀老师的功夫,也私底下拜他为师学习搏击,以怀哥相称。到文中骚扰的县丁听说怀哥的队伍来了,往往都闻风而逃。现在潘正怀老师成了文中的校长,却不再提起当年的威武神勇。即使是如此防范,时不时还是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阿飞有一位初中同学,高中的时候在侨中读书。一天晚上他被人从宿舍里叫出来,一枪打死在校园正中的亭子里。阿飞高中时,两个帮派之间发生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械斗,文中也有一些同学卷入其中。械斗惊动了县里的防暴大队,荷枪实弹的防暴队员紧急赶到现场进行干预。有位防暴队员拿着枪顶着一位同学的胸口大声喝令:“不许动!”这位同学心里害怕,拔腿想跑,被防暴队员当场一枪射杀。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有位名为黑仔的通缉犯曾一度藏匿在文中的学生宿舍里。他每天胁迫同学们给他打饭回来吃,还给同学们展示他带来的枪支和手榴弹。黑仔是一个黑社会团伙的头目,身兼数桩命案,罪行累累。1993年夏天,县里组织了接近200名公安干警对其进行围捕,在东郊镇南坡村将黑仔及其同伙击毙。

阿飞的中学生活,一直与如上所述之诡异氛围若即若离。身体的单薄瘦弱提醒他需要某种保护,学业的日益进步阻止他堕落成为一名县丁,而家庭的困苦窘迫又暗示他学习再好也不过是徒增父亲母亲的负担而已。在这种重重的矛盾与纠结当中,阿飞与隔壁班上几个被边缘化的同学成了很奇怪的朋友。他们是同学眼里的异类,但是阿飞愿意跟他们一起玩。在县城里有他们的恩仇,阿飞从不搅和到里面去。碰到打架斗殴的事情,他们也绝不会叫上阿飞 — 阿飞毕竟过于瘦小,真的打起架来恐怕只会帮倒忙。阿飞所做的,无非就是吃饭时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考试的时候帮忙给他们丢个小纸团,或者是给谁谁谁代笔表示一下对某某某女同学的仰慕之情。这种若隐若明的庇护关系十分有效,至少阿飞在班上再也不挨揍了。高中时候的某次会考,阿飞被分配到侨中考场。阿飞的邻桌是一位略带市丁气质的考生,不知道是哪个学校来的。他听说阿飞是文中的学生,硬让阿飞把答案给他抄写,不然的话便要打断阿飞的狗腿。中午阿飞回去文中吃午饭,顺便和同伴们说起此事。下午再来到侨中考场,上午还不可一世的邻桌竟然毕恭毕敬地向阿飞赔礼道歉起来。这么多年来,阿飞从没问起那天是谁去摆平了那个邻桌。这样的事情,问起来未免就太显生疏了。许多中学同学回忆起中学生活,都说是读书的时候交往很窄,只认得自己班上的同学。阿飞倒是在这些朋友的带领下认识了许多原本没有交集的人。譬如说当面询问阿飞是否认识阿飞的W君,又譬如说县委书记家的千金X君。X 君高中时候与阿飞同班,是个很懂事的姑娘,大家都很喜欢她。阿飞第一次喝啤酒,就是初三那年在X君家里吃饭时她父亲随手递过来的一罐蓝带,苦极了。直到如今,阿飞还记得那天X君母亲做的一锅莲藕炖排骨,真的很好吃。

初中毕业那年,阿飞决定报考中专。如果读中专的话,三年以后就会有一份国家分配的工作。如果上高中的话,还要继续花家里好多钱。要是考不上大学的话,这些钱可就全白花了。那时候中专比高中更难考,但是以阿飞的成绩来看,被录取大概是没有问题的。阿飞甚至想好了要考某某民航学院,听说是毕业后会分到机场去修飞机。那时候阿飞只在书上见过飞机的图片,一想起如此帅气的工作就不由得心向神往。父亲母亲虽然希望阿飞上高中考清华北大,但是并不反对阿飞的决定。经济上的压力明摆在那里,考上中专毕业后有份好工作,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出路了。但是班主任吕烈森老师觉得让阿飞考中专有点可惜。他向学校申请免除阿飞高中三年的学杂费,并以此为条件说服父亲母亲让阿飞考高中。父亲心里欢喜学校如此照顾阿飞,又想起在文西委屈了三年的哥哥。他向吕烈森老师说起哥哥的情况,明确表达了想让兄弟两人一起上高中的愿望。吕烈森老师将父亲的想法转达给潘正结校长。潘校长被父亲母亲支持孩子读书的决心所打动,一口答应把阿飞兄弟都收了下来。一心想为家庭分忧解难的阿飞坚持要考中专,结果吕烈森老师扣下阿飞的中考志愿表,自己填上“文昌中学”四个字交了上去。阿飞虽然知道吕老师对自己抱有很大的期望,却又觉得自己象一只被鞭子抽打的陀螺那样任人掌控,心里一度愤愤难平。 半年以后,吕老师在下车时不慎摔倒在地,脑部溢血,竟然就此英年早逝。当时正值假期,阿飞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恩师往昔的淳淳教诲涌上心头,不由得悲从中起,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从阿飞开始记事起,父亲就不断提起清华北大,并且反复强调。等到阿飞上高中时,父亲说的次数倒是少了,但是清华北大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阿飞潜意识的一部分。其实阿飞更想读个中文或者新闻啥的写点文章挣个稿费,但又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非上清华北大不可。至于为什么要上清华北大,或者是上清华北大做什么,全然不在阿飞的考虑之列。如果不是做到最好,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阿飞并不记得有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却清清楚楚地把它刻在心底,并时时为之感到惶恐不安。然而清华北大在海南的招生名额极少,以阿飞当年的成绩来看,其实完全没有希望考上清华或者北大。阿飞研究了历年海南省参加数理化奥赛全国决赛的名单,发现物理决赛的最后一名也可以被北大破格录取。于是阿飞独辟蹊径,决定放弃高考,参加奥赛。这样的选择差不多就是赌博,因为除了物理之外阿飞基本上无暇顾及其他课程的内容。不过阿飞的运气很好,在当年物理奥赛的全国决赛中得了二等奖。有了这样的成绩,可以在清华、北大、复旦、科大等院校中任意挑选。只是有的院校不能挑选专业,有的院校可以挑选专业。阿飞得知考试结果后,第一个跑到复旦的招生老师那里,成功地拿到了新闻系的录取名额。但是阿飞没有来得及和复旦签下招生协议,陪同阿飞在长沙参加决赛的邢诒雄老师就把阿飞拉到清华的招生老师那里,最终与清华签下了招生协议,被录取进入土木工程系 。阿飞少年时期独立意识的两次萌芽,一次是报考中专,一次是想上复旦,都在阿飞的半推半就中烟消云散了。

阿飞被清华免试录取后,父亲又去与潘正结校长商量小妹上学的事情。潘校长知道父亲对孩子们的期盼,一口答应让小妹转学到文中。小妹背着行李来文中报到时,文西的校长却不同意让小妹转出。他的意思是小妹在文西的成绩很好,希望小妹留在文西参加中考,得个高分也为文西争点光彩。潘校长虽然想要小妹到文中来,但又怕伤了与同行的和气,一时犹豫不决。已经到了县城的小妹不知如何是好,阿飞只好请童君帮忙,让小妹暂时住在童君家里。阿飞的班主任陈仕仁得知此事,亲自跑到文西去和那边的校长协商。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说服文西的校长同意让小妹转学到文中。转学的事情协商一致之后,陈仕仁老师又与潘校长商量,将小妹安排到条件较好的实验班去。哥哥和小妹到文中上学的事情,表面上看似乎是得益于阿飞中学时候的成绩。他们在文中时,也经常被老师和同学称为“阿飞的哥哥”或是“阿飞的妹妹”。哥哥和妹妹都不比阿飞笨,读书的用功程度也不比阿飞少,他们只是在小升初考试中比阿飞运气稍差罢了。对于任何一个独立而自尊的少年来说,生活在另外一个人的阴影之下都是一件令人窒息的事情。这样的压力虽然与阿飞的负罪感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并不见得哥哥和妹妹就比阿飞要好受些。中学毕业后,哥哥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小妹考上北京邮电大学。父亲母亲一贫如洗,却咬紧牙关支持兄妹三人读完大学,在潭牛镇上也是一桩美谈。回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阿飞深深地明白父亲母亲的坚韧与文中对教育的重视才是这一宝贵经历背后的原始动力。自己所取得的一丁点成绩,虽然与自己的特立独行有些许关系,但也不过是一系列必然当中的偶然而已。

抛开个人顽固甚至变态的自尊与自卑不谈,文中也是阿飞感受到最多温暖和关爱的地方。严师如吕烈森老师,时时提醒阿飞唯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诤友如严文妙老师,从不掩饰一位姐姐对弟弟妹妹的温柔与宽容。类似的恩师,在阿飞六年的中学历程中数不胜数。在同龄人中,既有令阿飞高山仰止的鸭子老鼠,也有让阿飞心怀仰慕的童君L君 。离开文中之后,阿飞又分别在多个国家的多所著名院校生活与学习过。没有哪个校园让阿飞觉得如此怀念,没有哪群同学让阿飞觉得如此亲切。这些温馨的记忆,阿飞在题为《阿飞拾贝》的两篇小文中曾略举一二。今年五月,文中的印度紫檀再次盛开,昔时同窗都争相分享校园里花雨飘洒落英遮地的美丽景象。阿飞远在千里之外,看到这些美伦美奂的照片也犹如身临其境。在感慨万千中,阿飞乃试做《浪淘沙》一首,聊表对文中的眷恋之情。

 

《浪淘沙.紫檀花开》

 

金玉旧情怀,新绿追陪。

盈盈一捧不禁风,问落英飘洒何处,千山万水。

来岁紫檀开,记我清杯。

文昌河畔少年丛,紫贝山阳倾笑语,梦萦千回。

椰风昨夜来入梦(二)

By , December 16, 2016 6:33 pm

二、母亲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

吻干我那脸上的泪花,温暖我那幼小的心。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

遥望家乡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

我那可爱的小燕子,可回了家门。

女儿有个小小心愿,小小心愿。

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

吻干她那帜热的泪珠,安抚她那孤独的心。

女儿的吻,纯洁的吻,愿妈妈得欢欣。

 

《妈妈的吻》

作词:王付林          作曲:谷建芬

 

与阿飞同一年代的孩子,可能都记得程琳演唱的这首《妈妈的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就教。每天放学之前,每个班都要排着队唱一首歌再解散,依稀记得就这首歌唱得最多。然而阿飞不记得父亲或者母亲的吻,印象中连拥抱也没有过。也许是父亲母亲太忙太累,他们并不善于表达对儿女的感情。

父亲是个老实人,这是阿飞对父亲最直接的评价,但是母亲不这么认为。母亲认为父亲是个“读书古”或者是“先生古”。“古”在海南话里面表示呆,而且隐隐约约地有那么一点不中用的意思。在母亲的眼光里,父亲不但没见识而且没胆识,是永远都成不了事的那种人,只能一辈子当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民办教师。小时候阿飞经常听母亲对父亲说:“当初嫁给你, 就是图你读过一点书。本来以为你会知书达理懂世面,谁知道你的书都白读了。”有时候母亲也会对阿飞说:“阿弟,你要好好读书,不要长大了象你爸一样做个先生古。”从母亲的话里阿飞推理出读书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书都白读了则会变成一件坏事。可是书为什么会白读呢,难道打断的扫帚都是不算数的么?

母亲出生在印尼。外公姓邢,祖籍琼山县大致坡镇潭冲村。1935年,太爷爷和太奶奶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外公是家里的长子,按照国民党“两丁抽一”的政策,他必须参军入伍。外公不愿当兵打仗,为躲避战火只身远下南洋。他先是到了新加坡,辗转到马来西亚帮人割橡胶为生。1942年日军占领了新加坡,为了报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日军对当地的华人进行了史称“肃清大屠杀”的系统性种族清洗。在这次种族清洗中,所有海南人都被视为共产主义者而被宣布为“不受欢迎分子”,成为日军围捕屠杀的对象。在此期间,外公乘船逃离马来西亚前往印尼,船行至巴厘岛附近遭到袭击。外公从船上跌落海中,在惊涛骇浪中拼尽全身气力游到岸边,上岸时全身上下仅剩一条内裤。当时在巴厘岛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海南同乡会,外公通过同乡会找到了一份送货的差事。过了些年,外公手头略有积蓄,便自己开了一间杂货店,铺面卖点东西,铺后做点饼干。在此期间,外公与外婆结婚,生儿育女,日子倒也过得有声有色。1960年风云突变,印尼当局开始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不允许华人在乡镇从事商业活动。外公在印尼的事业受阻,打算返回新加坡谋生,但是新加坡拒绝接纳数量如此巨大的印尼华侨。在万般无奈中,外公从报纸上读到国内形势一片大好,遂于1961年带领一家大小返回海南原籍。那一年,阿飞的母亲刚刚6 岁。

潭冲村在大致坡镇星群乡,地处偏僻,不通公路。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可以让手扶拖拉机通行。去外公外婆家得先坐公共汽车到大致坡,然后顺着土路慢慢走过去。海南话里用铺表示距离,十里一铺,从大致坡到潭冲村大概有两铺路。靠近大致坡镇的那段是白色的沙土,路边是绿油油的稻田和菜地。土路的边上,每隔一定距离有一小块白色的界石,巴掌大小。走上二十分钟左右,路的左侧平地里冒出几块白色巨石。土路在巨石处拐了一个小弯,村里人称作大石角。在一大片葱葱郁郁的稻田里,那几块石头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石头缝里有几棵长不大的小树,在柔和的风里轻轻地摇啊摇。过大石角继续往前走二十分钟,有一个丁字路口,那是蛟塘圩。到了这里,离外公外婆家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从蛟塘圩开始,路面变成了红色的粘土,行列分明的经济林取代了稻田和菜地。树木以橡胶为主,也有一些野生的榕树夹杂其中。偶尔有一些大片的荒地,挨挨挤挤地长满了种类繁多的小灌木,有高有低。阿飞能够叫出名来的基本上都能吃,譬如诺尼、茅莓、刺葵什么的。诺尼又称山棯,是一种桃金娘科植物,小灌木,大的能长两米多高。暑假期间果子成熟,指头大小,熟透了表皮呈紫黑色,很甜。诺尼多籽且难消化,吃多了是会便秘的。文昌有一段谚语,就是说诺尼的:“八月十五中秋期,仔欲吃饼爸没钱。哭的哭,啼的啼,爸带去坡摘诺尼。”许多文昌同乡很喜欢这段谚语,觉得父亲带着孩子在野地里摘诺尼的场景十分温馨,他们可能没有过八月十五在野地里摘诺尼的经验。文昌还有另外一段谚语也是说诺尼的,只是知道的人不多:“六月六,熟落丢。”这一段谚语说的是诺尼到了六月初六便熟透了,开始掉落在地上。就是极为晚熟的诺尼,到了农历七月底也该掉光了。“八月十五中秋期”这段谚语,说的其实是中秋节里贫苦的父子在野地里寻找诺尼充饥,但却遍寻不着的那种悲哀。茅莓是一种覆盆子,藤蔓上长着好多尖利的倒刺,村里人也叫拦路虎。茅莓的果子有黄的也有红的,但是以红色居多,微甜又带点涩。刺葵在海南话里叫嘎发朗,是一种相对矮小的棕榈科植物,也叫小椰枣或者小海枣。有大嘎发朗和小嘎发朗两种,大嘎发朗叶柄显黄色,小嘎发朗叶柄显绿色。嘎发朗叶刺坚硬,花儿像一只白色的扫把,嫩花的柄能吃。果子长出来后蓬蓬的好大一捧,没有成熟时和叶柄同样颜色,成熟后都是黑的。果子里面有好大一个核,只有薄薄的一层皮能吃。这一段红土路很长,走到头晕脑胀时,母亲就会允许孩子们停下来休息一小会,到野地里摘点果子吃。又走上一个小时左右,到一小墟,叫做草禄。这里有一所破败的小学,两间杂货店,一座露天电影院,还有一间茶店。如果是过年过节,母亲会在这里买一挂鞭炮。草禄墟离潭冲村已经不远了,经常可以遇见母亲的熟人。如果对方骑自行车,母亲就会央求他捎孩子们一程,她自己慢慢走路。偶尔也碰见开拖拉机的,这时一家大小都可以坐到货箱里面,省点脚力。从草禄墟再走两三里地,过一座石桥,看到橡胶林里间种着些许菠萝,路边朝气蓬勃地长着许多山姜。路突然间拐了个九十度的大弯,拐弯处有一棵横着长的大榕树,这就是外公外婆家的村口了。

外公外婆家的土地和阿飞家的土地很不一样。阿飞家那里是白色的沙土,很干净;外公外婆家那里是红色的粘土,经常弄得阿飞衣服上到处都是,很难洗。到了下雨天,鞋子上沾满了厚重的泥巴,在石头上用力刮都刮不掉,走起路来死沉死沉的。人们都说红土贫瘠,就是最好的水稻种到这里来也颗粒无收。橡胶和木薯是主要的作物,其次是间种在橡胶树底下的菠萝和山姜。阿飞喜欢那一望无际的橡胶林,浓密的树荫抵挡得住夏天里最毒辣的太阳。过了中秋,树梢上的叶片由绿转红,慢慢地枯黄了,随着山风在树林间飞舞。到了过年,树干上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落叶,走在上面沙沙做响。圆滚滚的橡胶树籽掉得满地都是,有点像北方的栗子,但是表面是花的。用小刀在树籽的壳上挖一个开口,小心仔细地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可以当哨子来吹。

小时候阿飞经常跟着外婆和舅舅们去割胶和收胶乳,也帮着摇动胶车压制胶片。割胶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头上戴一盏胶灯就往胶林里跑。到了胶林,把倒扣的胶碗摆正,拿起胶刀在树干上划掉一层树皮。胶乳从新开的切口那里涌出来,顺着一个导流片滴到胶杯里。在漆黑一片的夜里,只有盏盏微弱的胶灯在树丛里摇晃。各种不知名的虫子在草丛里和叶底下蜇鸣,等人走得近了又惊慌失措地骤然打住。胶林里有许多茅草,细长的叶子边上长着白森森的锯齿。被茅草划破是常有的事,最要命的是叶子上的露水顺着伤口渗到皮肉里,又疼又痒。外婆并不喜欢阿飞早早跑到胶林去,说是那里有蛇,恐怕会被咬着。不过阿飞不怕,他从小就知道蛇儿是不会伤害他的。等到所有的胶树都割完了,往往天已大亮。清凉的晨风吹过胶林,树上的枝叶在头顶上互相抚挲发出沙沙的声响。早起的松鼠和小鸟欢快地在枝桠上追逐和歌唱,牛奶般的胶乳嘀嗒嘀嗒地流到胶杯里。金黄色的阳光先是照亮了空中的云彩,然后是树顶上最高的些许枝桠,又慢慢地从树梢的夹缝里洒落下来,温柔地抚摩着地上的落叶和草丛。那一瞬间,茅草叶子上的露珠反射出璀璨的光芒,就连那长满倒刺的拦路虎都一下子变得娇柔可爱起来。到这时候,早起割胶的人们才可以回家吃点早饭。

吃完早饭,又得赶紧回去胶林里收胶乳。不然的话胶乳会凝固在胶杯里,只能够挖出来当废胶卖了。收胶乳的时候要一手拎着一只水桶,另一手拿一把小刮子。走到一棵胶树前面,把水桶放在地上,将胶乳从胶杯倒进桶里。把胶杯倒扣挂回树上之前,还要顺手把粘在胶杯壁上的最后几滴胶乳刮进桶里。橡胶的产量极低,一棵成年橡胶树每天产出的胶乳不过小半个胶杯几十毫升而已,因此每一滴胶乳都很珍贵。小孩子有时候手抖,不小心打翻胶杯把胶乳洒在地上,必定会被大人骂个半死。因为村里的土地被挖成了水库,每户人家分到的地块就很小。一户普通人家,地头上只够种个三五十棵橡胶树,每天收得小半桶胶乳。胶乳收回家来,加入醋精搅拌静置一个小时左右,便凝结成了豆腐胶。豆腐胶还得放到胶车上反复碾轧,最后变成薄薄的一张,就是胶片了。隔三差五地有一些说普通话的人骑着自行车到村里来收胶片。大人们都说胶片卖到城里去就会变成水桶和车轮。

潭冲村的边上就是凤潭水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全国上下掀起了一阵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的热潮。凤潭水库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周围许多村子的人们都在水库工地上干过活。水库从1958年开始动工,一直到1976年主坝才建成。阿飞小的时候,每逢暑假寒假都会到外公外婆家住一段时间。外公外婆住的房子紧挨着水库,出门走十几步路就可以下水了。后来回想起来,大概是屋子修得比水库还要早,修水库的时候屋子被划到库区里面去了。那是一栋农村里面很普通的砖头房子。因为年代比较古老的原因,墙面和屋顶的瓦片都是黑的,碰上台风天气还会漏点雨。阿飞喜欢屋前屋后的几丛金镶玉。金黄色的竹竿上透出一丝淡淡的绿。风吹过的时候,竹子的枝桠互相撞击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从竹子的缝隙里,能够看见水库水面上的粼粼波光。在夏天里,外婆会把饭桌搬到竹子底下来吃晚饭。落日的余辉随意地挥洒在竹子上,从水边传来阵阵波涛轻轻拍打在浅滩上的声音,外婆家的大黄狗懒慵慵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住在水库边上的人家有鱼吃。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渔网,经常能够捉到大鱼,很好吃。外公还有一条用六根麻竹拼起来的竹排。到了黄昏时刻,外公就撑着竹排把阿飞带到水库里洗澡。那时候阿飞还没有学会游泳,外公就把阿飞从竹排上扔进水里。当阿飞哭着喊着钻出水面时,外公一竹竿又把阿飞按了下去。在外公的教授下,阿飞很快就学会了狗刨。从此以后,外婆便放心地将家里的大水牛交给阿飞照料。那是阿飞见过的最聪明的大水牛,因为它会自己寻找最鲜嫩的草皮。阿飞早上起来解开牛绳拉着老牛往东走,老牛摇摇头赖着不动。阿飞想要硬拉时,反倒被老牛拉往相反的方向。后来阿飞学乖了,解开绳子爬到牛背上任凭它自个儿走去。村子后面是水库的一个窄小分叉,水相对较浅,离岸不远处有一个小岛,老牛经常会游水到岛上去吃草。说这里水浅,也只是相对于老牛而言,对于只会狗刨的阿飞来说还是挺深的。村里的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放牛。身边还有年龄更大的同伴时,阿飞也曾经尝试着游到小岛上去。一开始踩着泥巴下水,慢慢地水就到了腰间,然后是脖子,然后就得狗刨了。刨上几分钟就停下来试探一下,看看踮着脚尖能不能够着底下的泥巴。如果没够着的话,坚持再刨一小会,基本上就可以踩到实地了。有些时候水大,阿飞看着湍急的流水有点害怕,干脆让老牛独自游过去吃草,自己在岸边远远看着。

外公外婆也有十个孩子,八男两女。在海南话里,比母亲大的舅父也叫做伯父,比母亲小的舅舅还是叫做舅舅。阿飞有四个伯父,四个舅舅。二伯父和三伯父的印象比较模糊。他们两个长得实在是太象,阿飞总是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哪个。阿飞跟几个舅舅更熟一些,因为他们经常带阿飞去玩。早些时候,大舅舅是镇里放电影的。草禄墟露天电影院守门的都认识阿飞。阿飞看电影不但不用买票,还可以坐在放映机的边上看那机器吱吱嘎嘎地转。后来大舅舅在大致坡镇上开了一个店面修理摩托车,放电影的工作就传给了三舅舅。过了些时候,三舅舅也跟着大舅舅修摩托车去了,放映机就传到了小舅舅的手里。再后来,放映机传到了其他人的手里,而大致坡上一共有三家修摩托车的店面,并且都姓邢。因为同业竞争的关系,兄弟之间偶有睚眦,严重时竟然到了动刀动枪的程度。阿飞作为外人,对具体的细节并不明了。只是看到这些同样心疼爱护自己的亲人相互争斗,甚是伤感。

在外公外婆家阿飞最喜欢的是二伯母。二伯母是定安人。海南素有“定安娘子文昌郎”的说法,可见定安姑娘的容貌非凡。二伯母就长得相当好看,说话的声音柔柔的好听得很。二伯母年轻的时候是唱琼剧的,曾经在一个很有名的县级琼剧团当过花旦。阿飞小时候,二伯母的琼剧团曾经到高炉坡小学来演出。小学里有一个排球场大小的土台,剧团就在这个土台子上唱戏。土台子的周围用白布围成一圈,进去看戏是要收门票的。阿飞对琼剧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母亲很喜欢听,心情好了还会唱两段,想来是受了二伯母的影响吧。那时阿飞比较感兴趣的是戏台上一种需要打气才能够点起来的大纱灯。纱灯底下是一个很大的煤油罐子,点的是一片小袋子形状的纱布,点亮起来呼呼做响,照得周围跟白天一样。不过阿飞一直都没有想明白这纱灯究竟是怎么点起来的。阿飞上高中时,琼剧慢慢的没什么人看了。又过了几年,二伯母所在的琼剧团被解散了。二伯母失去了舞台,便和二伯父在草禄墟开了间小茶馆做包子油条的买卖。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小女孩,脸圆圆的眼睛水汪汪的特别招人喜爱,从小就会咿呀咿呀地跟着二伯母唱戏。二伯母给她起名叫艺涯,想来是为了纪念那段从艺的生活吧。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家里的米罐是空的。大伯母在她家灶尾上煮了一碗白米饭端来给母亲吃,父亲就这样把母亲迎过了门。

阿飞上一辈的人们回忆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不约而同的只有一个字:苦。这种苦可以用两个当时流行的口号来形容。一个口号是“日干三刻,夜加一班”,形容人们的劳动时间之长;另一个口号是“大批大斗促大干”,就是说漏工的人是要遭到批斗的。这样辛苦的劳动,得到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报酬。在文昌的农村里,一个劳动日可以挣九分钱。父亲母亲两个劳动力,月底能够分到九斤谷子,碾成大米也就五斤左右。番薯是大部分人家的主粮。做饭时把番薯切碎了放到锅里煮,然后抓一把大米放进去加点饭味。有孩子的人家就做一个布袋,那一点点米要放到布袋里,煮出来的米粒留给孩子们吃。番薯和芋头舍不得削皮,放在簸箕里拿到村头的水沟里用脚踩一踩,去掉泥土就放到锅里煮了。基本上没有菜,吃饭的时候配一点辣椒、虾酱、或者是盐炒椰子条。村里人相争骂架,最恶毒的诅咒之一就是祝你们家吃一辈子的虾酱。

母亲是个倔强的人。父亲赤贫如洗,常被村人看低。母亲嫁过来后,也跟着受了不少白眼。有一回,母亲肚子疼痛无法出工。村里的队长斥责她说:“你这么懒,难道要别人养着你吗?”这一句话,让母亲愤愤不平了一辈子。自从大哥出生,母亲就背着大哥下地干活。阿飞和小妹出生后,母亲身上的负担更重。父亲说那时候除了给孩子们洗澡做饭,其它的事情全都依靠母亲。母亲带着三个娃娃上工,经常被人取笑。偶尔也有好心的乡邻过来抚慰,母亲就说:“自己的孩子自己背,不管多苦都能够熬过来。”那时家里食物不够,母亲放工之后还要走三四公里的路到潭牛镇那边的地里去寻找食物。刚刚收获并且平整过的番薯地,偶尔会有些嫩芽拱出土来。看见这些嫩芽,就知道底下还有些许漏网的细小块茎,村里人叫做番薯拱。母亲把番薯拱挖出来,带回家里煮给孩子们吃。母亲挖番薯拱的时候阿飞还小,并不记得十分真切。但是村里的乡邻们现在都还记得。他们看见阿飞兄妹,都说你们几个是吃番薯拱长大的。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庭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母亲在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之前便违反了这个政策,因此受到了执政者严厉的惩罚。母亲被捉去做绝育手术的具体时间,阿飞记得不甚清楚。只记得有一辆面包车开到学校来把母亲带走,过了好多天才送了回来。当时村里一些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设法东躲西藏,然而母亲却无处可躲。因为她若是躲了,父亲就会失去民办教师的工作。其实躲也没有用,那些曾经到处藏匿的女人们,后来也都一个个被捉走做了手术。类似的遭遇,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发生在数以亿计的女人身上。生育作为人天然具有的权利,被一场号称为国为民的社会实验所悍然剥夺。国家机器的冰冷铁轮,以崇高的名义从人民的血肉之躯上轰然碾过。而人们先是恐惧、进而绝望,进而麻木,然后是习以为常,最后竟然言之有理了。

同样是八十年代初期,农村开始实行分田到户,每户人家只需照顾分到自己名下的地了。父亲母亲在村里分得两幅水田,种了水稻。海南日照充足,气温较高,一年可以种两季水稻。在文昌一带,早造通常是立冬播种,冬至插秧,小满收获;晚造通常是芒种播种,小暑插秧,霜降收获。在播种之前,水田得使唤耕牛犁深耙平。耕地是非常费力的工作,通常都是母亲来做。稻种要用温水浸泡透,然后捂在袋子里催芽,等表面长出白色的短小根须才能播种。种子播下去了,要提防鸟雀来吃。在此期间得用塑料薄膜覆盖苗床,又在田头插上竹枝绑上破塑料袋惊吓鸟雀。这些细活,一般也是母亲来做。到了插秧和割稻的时候,全家大小都要到地里去帮忙,年幼的小妹也不例外。海南的稻田里有很多蚂蝗,藏在浑浊的泥水里悄没声息地叮在腿上吸血。家里没有水鞋,每次下地插秧割稻都被咬得鲜血淋漓。水稻收割之后,得抓紧时间打下稻谷晾晒,不然的话谷子就会发芽。打谷车和扬谷车是村里公用的,数量很少。全村上下同时收割,村人不免相互争抢。为了早点拿到这些打谷车,母亲经常和村里人吵架,吵得很凶。有一年实在抢不到打谷车,焦急的母亲就带着孩子们拿着稻捆在地上又踩又摔,一点一点地把稻谷摔下来。新收的稻谷,要在太阳底下晒干。村头有一个公用的晒谷场,每家分得一小幅。晒谷场边上还有一个仓库,每家分得一个小角落。不过粮食千万不能放在这个仓库,只能放点稻草柴火之类。人们早上把稻谷挑到晒谷场去铺开来晒,傍晚又要聚拢收回家去。家里若是有没上学的小孩或者没下地的老人,就派一个人守在晒谷场那里轰鸟雀。其实防鸟雀倒在其次,主要还是提防别人不小心把自己家的稻谷也收了去。如此往复好多个星期,稻谷才能彻底干透。晒干的稻谷,要先拿去镇上的粮站交公粮和购粮。交完公粮和购粮,剩下的稻谷就不多了,经常不够一家子吃一年的。要是遇到年景不好,倒欠政府公粮和购粮的时候也是有的。

全家搬到高炉坡小学去住之后,母亲在学校边上开垦了几亩荒地,根据时令种点蔬菜、地瓜和花生。到阿飞上小学时,家里基本上能够吃饱番薯饭了。荒地是坡地,没有蚂蝗,让阿飞觉得安全许多。母亲耕地的时候,阿飞就跟在母亲身后。新翻出来的泥土软软的,散发着一种奇特的香味。用脚轻轻一踩,泥土就塌了下去,脚心那里痒痒的,有一种莫名的舒服。家里的牛是一头黄牛,母的,非常和善。早上阿飞兄妹三个轮流着把牛拉出去吃草,傍晚也是轮流着把牛拉回来过夜。母亲也曾经训练阿飞使唤黄牛耕地。然而犁头实在太重,阿飞扶着犁头却跟不上黄牛的脚步,耕出来的线条又浅又歪。后来母亲便让阿飞拉着牛绳走在牛的前面。母亲在后面叫“嗦”就该拉着牛往前,母亲叫“叻”便带着牛左拐,母亲叫“巍”便带着牛右拐,母亲叫“嗷”便拉着牛停下。一开始阿飞记不住每个叫声的含义,然而大黄牛聪明得很,阿飞有点犹豫时便一脑袋把阿飞往正确的方向顶。这样走了两三趟之后,阿飞也就像牛一样记住了。走上七八个来回,母亲和黄牛都累了。母亲坐在田埂上喝水,阿飞便拉着黄牛到附近的小沟里喝水。黄牛喝水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睛,偶尔还竖起耳朵抖一抖,一幅悠闲惬意的样子。阿飞时常轻轻地拍拍黄牛的脑袋,用手慢慢地梳理它肚子上的皮毛,或者是揪下爬在牛尾巴上吸血的牛虱捏死。黄牛知道阿飞很喜欢它。阿飞抚摸它的时候,它就慢慢地转过头来歪着脑袋温和地看着阿飞,或者用牛脑袋轻轻顶一顶阿飞的肚皮,或者将牛尾巴轻轻地甩过阿飞的脸。阿飞从黄牛头上那两旺清凉的春水中想到,牛原来也是通人性的,只要你对它好,它也会对你好咧。

农闲季节里,母亲就到外婆家那边的采石场干活。阿飞在假期里住在外婆家,曾经到采石场那里去给母亲送饭。潭冲村周边并无山丘,巨石产于地表的红土里。采石者在地上挖出大坑,露出巨石。又用凿子在石头上凿出一排整齐的小洞,里面填进雷管炸药。采石者躲到远处的大坑里遥控引爆雷管。一阵晴天霹雳般的巨响过后,空气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硫磺气味,巨石便沿事先设计的线条裂开。男人们用斧凿将炸下来的大石削成整齐的石砖,女人们则用锤子将剩下的不规则石料砸成碎石。母亲常常是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带着锤子出去,太阳落山之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她的手掌上到处都是鼓鼓的血泡,而虎口那里的裂纹则一直都没有愈合过。那段时间里外婆对母亲有颇多不满,甚至偶尔忘记让阿飞到采石场去给母亲送午饭。母亲对此也习以为常。她嘱咐阿飞说:“要是外婆让你给我送饭的话,你稍微给我带一点点吃的就可以了。要是她没让你送也就算了,我可以在外面买点吃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阿飞对母亲的话信以为真。但是在外婆那里呆久了,阿飞便慢慢地发现采石场周围并没有卖东西的地方,而母亲经常是饿着肚子在那里砸一整天的碎石。从此阿飞经常呆在厨房里帮外婆烧火洗菜,有时也挑起水桶到水井去替外婆挑水。等饭菜作好了,便自己装一点点在饭盒里给母亲送去。那时候阿飞个子只比水桶高一点点,力气也很有限,每次装在桶里的水,不过高过桶底一个巴掌左右。从水井走到外婆的厨房挺远,路上还有两个比阿飞还高的坎。阿飞一路上摇摇晃晃的,总是要洒掉好多水。外婆家的水缸很大,将挑回来的水往缸里一倒,就好像根本就没有添过水一样。阿飞要来回忙活好多趟,才能勉强看见里面有小半缸水。外婆看见阿飞在厨房里帮忙卖力得很,逐渐地就不像以往那般健忘了,但是私下里还是向伯父和舅舅们说了好多抱怨母亲的话。有一回阿飞听见外婆跟舅舅们说:“阿秋(母亲的小名)已经嫁出去这么久了。要是回来看看我,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可是她要在这里干活挣钱,总该给我交房租和伙食费吧。”阿飞在送饭的时候把偷听来的话说给母亲听。母亲涨红了脸,好久都说不出话来。那天下午,母亲把算好的食宿费交给外婆,然后带着阿飞回到父亲的学校。

为了给孩子们筹措学费,母亲又开始养起了母猪。家里一共有两头母猪,一头粗壮,一头瘦弱。粗壮的那头是先养的,家里叫它猪老大;瘦弱的那头是后养的,家里叫它猪老二。学校里不好盖猪圈,母亲就用绳子在猪脖子上绕一个圈,然后系在父亲宿舍旁边的小树林里。不过再粗的绳子也有被磨断的时候,获得自由的母猪忙不迭地奔向邻村的田地里头乱拱,吃个肚子滚圆才恋恋不舍地回来。还由不得母亲把母猪重新绑好,便有村人循迹骂上门来。母亲虽然理亏,受了辱骂还是忍不住要还嘴。两个人就站在那里对骂,一直到日落西山才各自回家做饭。虽然两头母猪屡屡给母亲惹祸,母亲可一点都不亏待它们。每每忙完了地里的农活,母亲就去树林里割猪草。猪草要切碎了和米糠拌在一起煮熟,然后加入豆渣饼泡软,等到凉下来了再喂给猪吃。两头母猪被母亲照顾得很好,每年都能够各下两窝猪仔。虽然猪老大和猪老二都是黑猪,但是猪仔清一色都是白的,这让阿飞觉得非常惊奇。大概是母猪品种不同的原因,猪老大家的猪仔生下来就比猪老二家的猪仔大好多,但是都红扑扑的惹人喜欢。猪老大通常要比猪老二多下两三只猪仔。有一回猪老大和猪老二同时生娃,猪老大家的仔子太多,总有一只小仔子抢不到奶头,只好把它抱到猪老二那边去吃奶。猪老二对此毫不在意,好像抱过来的那只就是它自家的娃似的。小猪们长到一个多星期时,就可以吃猪菜和米糠了。为了让猪仔们赶紧长大,母亲还让阿飞兄妹到草丛里捉蜗牛回来煮了给猪仔们吃。学校周围到处是及腰的杂草,在潮湿的草根那里爬满了肥大的蜗牛,兄妹三个每天都能够捡回好大一袋子来。捉回来的蜗牛集中养在一个大缸里,每天拿出一些来放在锅里煮。蜗牛煮熟了要把壳去掉,里面的肉挑出来伴在猪食里,小猪们咂咂作响地吃得欢天喜地。猪仔们长到三四个星期时嘴巴上就很有力气了,经常把家门口拱得到处都坑坑洼洼的。虽然两头母猪都是系在树下的,但是猪仔们可没法系。它们常成群结队跑到野地里去挖蚯蚓吃。到了喂食的时候,母亲就拿出一个饭盆来当当当地敲。这是家里召唤猪仔们回家吃饭的暗号。猪仔们听到饭盆敲响的声音,就哭着喊着从田野里飞奔回来,嗷嗷叫地围着猪槽团团打转,等待将要到来的美餐。吃饱喝足后,它们就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打鼾,小肚皮还颤悠悠地此起彼伏。 夏天里猪仔们怕热,阿飞经常从水井挑水回来劈头盖脸地给它们冲凉,因此它们通常都很干净。阿飞有空时喜欢抱着猪仔们玩。它们乖乖地呆在阿飞的怀里不哭也不闹,一双黑眼睛看着阿飞咕嘟咕嘟的转。时间长了,猪仔们都不怕人,喜欢和人玩耍。家里来了客人,都夸猪仔们可爱,都喜欢抱起来摸一摸,或者是拍一拍脑袋。母亲养大的猪仔,在镇上的猪客那里是出了名的。猪仔们长到一个月左右, 就会有猪客上门来预定。等它们长到两个多月,猪客就把它们装到笼子里运到镇上,赶集的村民都惊叹于它们的生气与肥壮。它们终将会被卖到不同的农民家里,会得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待遇。

潭牛镇上有个牛客,名叫老九。牛客不仅管杀牛和卖牛肉,还管养牛。母亲跟老九商量,把老九辖下的二十几条水牛都拉到家里代养。母亲不要工钱,只要每个月到老九那里切一点牛肉。其实母亲看中的不是牛肉,而是牛粪。牛粪是极好的肥料,周围种甘蔗和西瓜的大户都要买牛粪下到地里。母亲在宿舍门口的小树林里清理出一块地方存放牛粪。每天早上,母亲踏着露水把牛群牵到田野里吃草。傍晚时分,母亲又把牛群从田野里牵回来过夜。稍微有点空闲,母亲就挑着一对簸箕跟着牛群走,把一堆又一堆的牛粪收到簸箕里挑回家来。每天晚上母亲精疲力尽地回到家的时候总是又脏又臭。但是母亲并不在乎,她总是微微地笑着说:“今天的运气不错,有好几头牛都多拉粪了,整整多捡了一簸箕呢。”母亲从来不让孩子们帮忙捡牛屎,说是脏。慢慢的,母亲代养的牛多了,也叫阿飞兄妹帮忙早上把牛群牵出去,晚上再把牛群牵回来。母亲经常嘱咐阿飞兄妹要给牛找好草场,这样牛会长得肥壮,拉的牛粪也会更多。后来母亲养成了挑着簸箕出门的习惯,路上看见无主的牛粪就捡起来。有时母亲刚把一坨牛粪扒拉到簸箕里,路边蹦出个村妇来硬说那坨牛粪是她先看见的。两个人就站在路边放声大骂,争夺一坨无主牛粪的所有权。那几年里,学校周边有好几家人抢着捡牛粪卖肥料。有些人往捡回来的牛粪里面掺土和稻草,这样能够多卖一点点钱。母亲不这样做,她说做生意首先要老实,不然的话客人都会跑掉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开着拖拉机人到家里来买母亲的牛粪。他们都说母亲捡的牛粪最为正宗,价钱也要比给别家的好一点点。

阿飞上初中时,祖籍文昌的新加坡华人白秀华与海南省政府直接控制的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合作,将博彩行业引入海南。世界各地的博彩行业,大都以随机性抽奖以示公平公正。白小姐的彩票与众不同。她不仅明示抽奖结果是受控出现的,又以“新加坡白秀华法师”为名发布隐晦的诗句,暗示即将出现的中奖号码。每期开奖结果出来,竟然与坊间流传的诗句颇有相通之处。本地的报纸和广播也不遗余力地为白小姐的彩票宣传,似乎一个人只要不是太笨并且稍有运气就会一夜暴富。在种种明示与暗示之下,整个海南社会都为彩票事业而疯狂,历时二十余年而不衰。由省信贷投资公司发售的彩票,叫做公彩。也有一些私人老板用公彩的开奖结果自设奖池发售自己的彩票,叫做私彩。私彩自然是非法的,但是奖金额度比公彩高,给零售者的返点也要高一些。用普通人的话来说,就是公彩太黑,还是私彩老板大方一点。在大致坡的大舅舅托人帮母亲争取到了一个零售彩票的名额。从此,母亲每天都早早赶到潭牛镇上,找一个人流较多的位置,支起一张小桌子卖彩票。那时候潭牛镇上卖彩票的人很多。为了争夺位置,母亲常常与其它卖彩票的发生冲突,当街骂架。和大部分彩票零售者一样,母亲既卖公彩也卖私彩。工商执法来查的时候,把公彩放在桌子上面卖;工商执法走了之后,把私彩放在桌子上卖。其实工商执法也不是不知道,只是通常并不追究。其实他们下班之后也买彩票,并且都是买私彩。就是靠着母亲卖彩票得来的微薄收入,阿飞兄妹三个才得以读完中学和大学。

 

父亲退休时,学校收回了分给父亲的宿舍。父亲母亲两个人辛苦劳累了几十年,不但没有攒下一点立锥之地,反倒是镇上信用社的账户里还有一些旧债。父亲母亲没了居所,只好搬回到村里去。爷爷传下来的那间小屋已经年久失修,屋顶还被台风刮下的树枝砸了个洞。父亲母亲把这间老屋稍作修缮,住在里面。因为地方实在太小,父亲母亲忍痛处理掉了在高炉坡小学用了二十多年一些家具和其它旧物。父亲母亲搬家时,阿飞尚在美国,没有亲历。等阿飞再次回到文昌时,小时候读过的书和写下的日记都荡然无存,只剩下几本相册和集邮册子。父亲母亲搬回村子时的种种狼狈,可见一斑。镇上信用社的贷款,是在阿飞兄妹三人工作多年以后才还清的。到2007年底,兄妹三人又合力在文昌买了一套单元房。直到这时,父亲母亲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地方居住。

阿飞上小学时,母亲闲暇时常常和马路对面的一位大婶聊天。两个人都叹气说自己是三两命。阿飞那时虽然年少,也隐隐约约懂得就是命苦的意思。母亲年轻的时候,饱尝了被人蔑视和欺辱的滋味。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母亲用她的委屈、坚韧、彪悍、泼辣奋力支撑起这个家庭。母亲六十多岁时,国家开始加大了对教育行业的投入,父亲的退休金也有了一些上调。直到这时,父亲母亲总算是不用为温饱担忧了。

阿飞长大之后,偶尔看到《袁天罡称骨歌》。在三两命那里,如此写道:

 

劳劳碌碌苦中求,

东奔西走何日休;

若能终身勤与俭,

老来稍可免忧愁。

 

椰风昨夜来入梦(一)

By , December 15, 2016 6:32 pm

引子

 

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痛苦和欢乐。

 

一、父亲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

三月来了花正红,五月来了花正在。八月来了花正香,十月来了花不败。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瓜果遍地栽。百种瓜果百样甜,随你甜到千里外。

柑桔红了叫人乐,芒果黄了叫人爱。芭蕉熟了任你摘,菠萝大了任你采。

 

《请到天涯海角来》

作词:郑南                作曲:徐东蔚

 

郑南的这首《请到天涯海角来》,可以说是海南岛最靓丽的名片之一。在阿飞关于童年的记忆里,却没有这首歌里所描述的任何一样东西。四季如春的海南岛,一年里的最低气温只有十摄氏度左右,但是对于阿飞一家五口仅有的一床破棉被来说,不免仍然过于严酷了一点。在家里那三分自留地旁边,确实常年盛开着各种各样的无名小花,但是它们毫无例外都进了那头老黄牛的肚子里。在乡农的菜地里,常见的无非是番薯、花生、瓮菜、白萝卜、西红柿和豆角之类的时令蔬菜。当阿飞和哥哥终于可以在地里偷到西瓜的时候,他们已经快从小学毕业了。椰林,沙滩,海涛,还有那些无数次出现在歌里、诗里、小说里的令人神往的事物,对于阿飞来说是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远。

印刻在阿飞最古老的记忆里面的,是家里的竹扫帚。

扫帚,锅铲和锄头并称村民家里的三件宝。扫帚可以拿来扫地,也可以拿来轰鸟雀。不过它主要的功能既不是扫地也不是轰鸟雀,而是拿来打孩子。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如果没能记得家里的那把破扫帚,恐怕也很难记得爸爸妈妈的名字了。阿飞没能记住爸爸妈妈的生日,但是爸爸妈妈的名字还是记得的,所以阿飞从来都没有忘记家里的那把竹扫帚。在阿飞小学毕业之前,似乎没有过连续两个星期没被挨打的记录。不过让阿飞记忆最深的那一次挨打,却是在上小学之前的事情。

父亲是位小学民办教师。阿飞兄妹三个在上小学之前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认字了。但是因为家里穷,父亲经常为他们练字用的本子发愁。有一天阿飞从地里回来,发现家门口有一个被撕成两半的本子。阿飞先是楞了一下,然后蹲下去捡起来看。本子上没有名字,里面几乎还没有用过。阿飞高兴地想,今天可以多写几个字了。这时候父亲正好也回到家,看见阿飞手里拿着一个破本子,不由分说就给了阿飞一巴掌,然后抓起门口的竹扫帚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阿飞怕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疼痛使得他本能地往门后躲,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但是父亲一手拉住阿飞的胳膊一手挥动竹扫帚不停地打,一边打一边愤怒地骂:“打死你这不成器的,我叫你撕!我叫你撕!”一阵又一阵的剧痛使得阿飞没有时间争辩,只能一边躲闪一边更加大声地哭。但是抗拒更进一步激起了父亲的怒火,也进一步加剧了身上的疼痛。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父亲手里的竹扫帚啪的一声断成了两截。父亲一手拉着阿飞一手去够竖在门口的另外一把竹扫帚。阿飞见势不妙,猛的一甩手挣脱了父亲,直奔村子外面的山林跑去。

父亲的叫喊声终于消失在身后。阿飞远远地看见了周边村庄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家里现在也该开始升火做饭了吧。这么一想,阿飞便感觉到肚子有点饿。但是家是万万不能回去的。尚没被打断的扫帚,家里至少还有两把,一把在家门口,另一把在厨房里。虽说山林里有各种各样的小果子,但是野果总是填不饱肚子的,何况现在天已经有点黑了。白天里熟悉的山林逐渐变得陌生,那些曾经挂着诱人野果的树枝,突然间都面目狰狞地向阿飞张牙舞爪起来。阿飞知道在这林子里有蝎子、蜈蚣、还有蛇。前些日子和村里的小朋友一起来砍柴时候还看见过一条竹叶青。父亲说过大多数的蛇都看不见静止的东西,看见蛇的时候只要象树桩一样站住不动,通常来说是不会挨咬的。于是阿飞找了棵能够挡风的大树,背靠着树桩坐在地上,双手紧紧抱在胸前以减缓热量的散失。四面八方都是秋虫尖利的鸣叫声,不远处的草丛里隐隐约约的能够看见萤火虫的磷光。冰冷的晚风从树梢上缓缓掠过,使得阿飞所有保持静止状态的尝试都成为徒劳。在饥饿、寒冷和恐惧中,阿飞只能够默默地希望扑过来的那条蛇是个近视眼,并且最好是一口咬中树桩之后所有的牙都崩掉了。

天际露出第一丝鱼肚白的时候,阿飞就醒了。肚子很饿,虽说家里经常也只有用盐炒椰子条或者是咸虾酱来配稀粥喝,但是完全不吃饭对于阿飞来说还是第一次。强烈的饥饿感战胜了对扫帚的恐惧。阿飞走出山林,一步一张望地往家里挪去。在村口的晒谷场那里,阿飞一眼看见了家族里的一位堂兄。堂兄冲过来一把拉住阿飞的手就往家里拽,同时大声冲着阿飞嚷道:“你这是干什么呢?知不知道大家都在找你?”

到家了。厨房的大锅里温着一小碗剩饭,小锅里有一只刚煮好的地瓜。那把令人心惊胆战的断扫帚,正在灶膛里静静地燃烧。看着父亲母亲眼里红红的血丝,阿飞的心里感到有那么一点点内疚。

 

阿飞出生在文昌县潭牛镇的罗粉村。罗粉村在连接海口与文昌的201省道边上,从大致坡往潭牛方向走,过了亭桥还有两公里路。爷爷奶奶一共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父亲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在男丁中排行老七。爷爷奶奶在父亲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去世了。阿飞是从挂在家族厅堂墙壁上的画像里认识爷爷奶奶的。爷爷是个木匠,在文昌人们也把木匠叫做斗犁师傅。父亲说爷爷生活极为贫苦,年纪很老的时候还要挑着桌子椅子到镇上去卖。父亲小的时候从树上跌下来摔断了腿骨,爷爷没有钱送父亲去医院,就从邻近的宝山村找了一位赤脚医生用香蕉树的叶柄绑住了事。父亲年老以后,每逢阴冷天气便会腿疼,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听长辈们讲,爷爷在世时在方圆几十里都赫赫有名,周围几个村里的木工都是爷爷的徒弟。家族里有些用了许多年的太师椅和八仙桌,都是爷爷亲手做的。在五伯父家居住的正室厅里,还保留着爷爷当年使用过的一些木匠工具,阿飞小时候也拿出来玩耍过。阿飞有一位邻村的师妹,家里的长辈与爷爷熟悉。她们家里还保存着爷爷制作的一套榫卯机关,村人也叫做木工班。父亲说爷爷擅长雕刻神像,邻近几个村庄公庙神社里的神像都是出自爷爷之手。现在家族里举办盛大庆典时还去迎请亭桥圣娘庙的圣母娘娘(谯国夫人)回来供奉,父亲说那就是爷爷的作品之一。亭桥圣娘庙的木结构斗拱,族人相传也是爷爷的得意之作。阿飞认真考证过这个事情,结果却大失所望。亭桥圣娘庙,连同爷爷雕刻的圣母娘娘,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革命群众焚为灰烬了。现在的亭桥圣娘庙和圣母娘娘,都是八十年代重修的。爷爷是在文革初期去世的,没有切身体会过革命群众的凶狠残暴。爷爷有一位冯姓徒弟,因为参与传播封建迷信 - 也就是雕刻神像和建造神社 - 在文革中遭受批斗含冤而逝。这位徒弟的孙子与阿飞同年,是阿飞初中时候的同桌。爷爷奶奶去世后七个兄弟分家,父亲分到了一间侧屋、一棵椰子树,还有爷爷亲手打造的一张桌子、一张圆背圈椅、一张床。那张桌子很大,带三个抽屉,底部是精美的万字攒斗踏脚,黑黝黝的,非常沉。椅子是圆背交椅,扶手用榫卯攒斗形成一个流畅的圆形。椅子的背板微向后仰,上面浅浅地刻着两只石榴果。爷爷留下来的家具都非常结实,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丝毫榫卯松动的迹象。小时候阿飞兄妹三人都在读书,家里负债累累时多次有收购旧家具的人前来问价,但是父亲始终都舍不得把爷爷传下来的家具卖出去。阿飞对于爷爷的记忆,也就仅此而已;对于奶奶,则基本上一无所知。

父亲1962年从文昌中学毕业,开始做小学教师,后来又进入文昌劳动大学读书。在六十年代,全国各地兴建了多所劳动大学。按照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办学主张,劳动大学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用父亲的话说来,就是一边挑大粪种地一边学英语单词。当时文昌也有一所劳动大学,父亲说校址在三角庭。不知为何,阿飞小时候总以为劳动大学就在父亲任教的立新小学那里,离阿飞的村子一公里左右。阿飞记忆最深的是学校边上草丛里两块黑黝黝的大圆墩子。每个墩子都有一米多高,要五六个小孩子牵着手才能够合抱过来。墩子的表面极不平整,有许多大小不一气泡模样的孔洞,像极了琼山一带常见的火山石。还有一些地方,闪闪烁烁地流露出金属般的光泽来。墩子冬冷夏暖,盛夏里太阳很晒的时候摸上去还会烫手。大圆墩子湮没在一片广袤的香茅与芦苇当中,风吹草动的时候便露出面目狰狞的脑袋来。远远望去阴森森的,像是两座巨大的坟墓。父亲说它们原本是大炼钢铁时代村民们造的两座土高炉。就在这两座土高炉里,人们将从方圆几公里好多个村子里收来的菜刀、铲子、炒锅等各种铁器堆在一起炼钢。大概是由于柴火温度不够高的原因吧,这些原本有用的菜刀、铲子、炒锅最终变成了两块谁也搬不动啥也做不了的大铁渣子。住在附近的村民们都管它们叫铁屎。因为这个典故,这个地方也被村民们叫做高炉坡。1968年,父亲在文昌劳动大学完成了学业。同一年,劳动大学在波及全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惊涛骇浪中被撤销了。父亲盼望已久的大学文凭尚未领到就已宣布作废,他和大学同学们一起被发配到水库工地去挖土方。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父亲心怀着对未来的美丽憧憬,但是事业的画卷尚未展开即被狂风骤雨撕个粉碎。对于年轻的父亲来说,这个变故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水库工地劳动了一段时间之后,父亲打算挣扎着与这坎坷的命运抗争一下了。

阿飞无从得知到底是怎样的磨难使得父亲下定决心逃离生他养他的故乡。那一年,父亲和潭牛镇水清村的一位陈姓同乡长途跋涉近六百公里,从海口经由海安到达广西的东兴镇。东兴镇与越南的芒街市接壤,中间隔着一条几十米宽的北仑河。父亲两人挑了一处河流相对狭窄的地段泅水渡过北仑河,跟随到中国这边买菜返回的越南人进入他们的村庄,随即落入越南人民军的罗网。他们被当作来自中国的间谍,被越南人民军关押起来,在越南人的牢狱里受到了难以形容的种种折磨。父亲至今不愿回忆起被羁押在越南的遭遇,只是笼统地说“吃饭和拉屎用的是同一个碗”。两个月后,越南人民军终于相信这两个文弱的年轻人不是间谍,便把他们装在猪笼里送回界河的中国一侧,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处理。人民解放军又将他们交给当地的公安部门押解回文昌县潭牛镇。在辗转了一千多公里的路程之后,他们的命运又回到了原点。

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父亲两人被押解回到潭牛镇,又被扭送到潭牛镇的街头和各个小学游街批斗。在乡邻们的哄笑、口水、辱骂和殴打中,他扪反复忏悔他们背叛祖国的万恶罪行。阿飞长大之后,每次在潭牛镇吃粉或者喝茶,总会有村民在阿飞的身边坐下来感叹父亲命运之多蹇,抑或是绘声绘色地回忆起父亲在街头被批斗时讲述故事的场景。父亲曾经跟阿飞讲过很多往事,但是一次都没有提起过这段经历。对于父亲来说,那段时间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般。有时阿飞忍不住问起,父亲只是转过头去,默不作声。长大之后,阿飞有时也会跟父亲说起生活之艰辛。这时候父亲就会说:“不管你吃过多少苦,都不能和我经历过的苦相比拟。”

父亲的职业生涯就此中断,一直到文革即将结束 。劳动大学边上有一所小学,官方名字是立新小学,但是村民们都称之为高炉坡小学。因为学校缺少师资,村民们又将读过大学的父亲推荐去当老师。父亲没有文凭,却有一段不甚光彩的历史,所以他只能当一个民办教师。所谓民办教师,就是无名无份的老师,做的是教书的事情,但是身份依然是农民。民办教师的工资,一半由政府承担,一半由村民承担。阿飞小的时候,政府承担的那一半基本上都拖欠着,村民承担的那一半通常是番薯或者是稻谷,有些时候多点,有些时候少点。那时候小学里还设有初中,父亲教小学毕业班的语文,初中班的物理和英语,外加全校的唱歌。学校里的其他老师有一半是公办的,还有一半是民办的。公办老师的工资比民办老师多一点点,放学以后不用挑着粪桶去照料稻田和自留地。父亲经常自嘲说自己在学校里有四最:学历最高,职位最低,干活最多,工资最少。阿飞无法确认父亲是不是学问最多的一个,不过邻近村子经常有人弓着背低着头拿着信封信纸到家里来请父亲帮忙写信。他们有时会带来一碗米,一支烟,或者是几根萝卜,有时干脆什么都不带。父亲似乎并不十分在乎带来的是什么东西,他总是郑重其事地问收信者的地址和需要写到信里面的内容,然后笑呵呵的拍着人家的肩膀说:“你就放心吧,后天来取。”村里人走了之后,父亲总会眯着眼睛把信封信纸递给阿飞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可一定要好好读书啊。”阿飞喜欢看贴在信封上面的邮票。那是一张带着花边的蓝色小纸片,一座宏伟的城楼傲然耸立在崇山峻岭的顶峰,父亲说那就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长城烽火台,你以后长大了要到北京去上大学。阿飞并不懂得烽火台是做什么用的,但是阿飞知道北京。家里墙上贴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从阿飞懂事起父亲就教阿飞认识北京在地图上的位置。在鸡胸脯那里有一颗显眼的红五星,阿飞用圆珠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圈,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够摸出来。阿飞还知道从家里到北京得先坐轮船到海的那一边去,在一个叫广州的地方有火车直通到北京去。在地图上大幅的浅蓝色是大海,大海上有一些平滑的短划线就是轮船的航道。地图上一段黑一段白的粗线条叫做铁路,就是专门给火车跑的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阿飞偷偷地跟一个很要好的小伙伴说以后要考到北京去上大学。那位小伙伴吓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才说:“北京,听说要走好多个月才能够到呢。你走得了那么远么?”

父亲有一只黑色的小公文包。鱼鳞状的裂纹纵横交错遍布在皮革表面,有些地方的皮革一小块一小块地剥落了,露出里面灰白色的底子来。熟铁做的拉锁满是红锈,但是仍然十分结实,即便是袋口被拉扯破了也还能够拉上。公文包里装着各种各样的纸片,有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则报道,也有盖着大红公章的政府文件。更多的是一种薄薄的单行红格子信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蓝色复写纸印出的楷体小字,最后是几十个不同风格的签名。从阿飞记事起,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一批面容同父亲一样愁苦的人到家里来。他们和父亲一起翻看、修改和补充这些纸片。和父亲一样,他们的衣服上到处都是补丁,他们的单车叽叽嘎嘎乱响,他们的谈话满是愤慨无奈。他们谈论的话题,无非就是“承认学历”和“落实政策”之类。有时他们会一起乘车到县城或者海口去找一个叫做“有关部门”的地方。临去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亮亮的充满了期待,脚步也变得矫健有力。回来的时候,他们毫无例外地低着头黑着脸,衣服上沾满了路边车轮掀起的灰尘。阿飞知道,那是父亲心情最坏的时候。

父亲抽烟。抽烟仿佛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抑或可以说是一种象征。在高炉坡小学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抽烟,到家里来和父亲一起整理材料的叔叔们也都抽烟。学校门口有另一位民办老师开的小卖部,在一间黄泥糊就的低矮小屋里,屋顶上铺着沥青纸。小卖部卖油盐酱醋也卖烟,小时候阿飞经常代父亲到那里去买烟。香烟的名堂很多,价钱也很不一样。最贵的是红塔山和一种白色包装的红梅,论支卖;其次是阿诗玛和一种黄色包装的红梅,大概是一块钱一盒;最便宜的是大前门和银球,大概是五毛钱一盒。父亲只抽大前门和银球,但是他有一只红塔山的盒子。每次上访之前父亲会买几支红塔山,仔细地和大前门一起放进去。抽烟的时候,他把红塔山拿出来给别人点上,把大前门留给自己。阿飞上三年级的时候,母亲说阿爸你该把烟钱省下来给孩子上中学用了,父亲便减少了买烟的次数,不过口袋里还总是有一只扁扁的大前门盒子,里面有些时候有两三支烟,有些时候没有。想抽烟的时候,父亲就把烟盒拿出来看一眼,如果里面还有存货的话便美滋滋的弹出一支来点上,如果没有了父亲便会掉过头去或者是抬头看屋顶的蜘蛛,然后默不作声地把烟盒塞回口袋里。阿飞害怕看见父亲找不到烟时那种失望的神情。于是他随身带一只小袋子,看见地上有烟头的时候就捡起来撕开把烟丝收在袋子里。吃完晚饭后,阿飞用信纸把捡来的烟丝卷起来递给父亲,说:“爸,抽烟。”刚开始的时候,父亲一脸的诧异,沉默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学校和小卖部里抽烟的人很多,经常有很多烟头扔在地上,阿飞差不多每天都能让父亲抽上一支烟。有一回,阿飞在树林里捡柴火的时候发现了一株烟草,就从家里带来灶灰给它施肥。每过一段时间,阿飞就把发黄的叶子摘下来晒干,然后做成烟卷递给父亲。到了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就不让阿飞去捡烟丝了。烟瘾发作的时候,父亲就吃一点生的萝卜丝,辣得直流眼泪,后来慢慢地就把烟戒了。

父亲的劳动大学学历始终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为了转正成公办教师,父亲利用假期时间参加文昌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进修课程。阿飞上小学时,父亲曾在假期里带着阿飞一起住在进修学校里。父亲上课时,阿飞就坐在教室门口的水泥地上听,父亲的同学们都打笑说阿飞在“拾字落”。阿飞闲极无聊,常常靠在门框上就睡着了,一直到下课铃响才醒转过来。就这样,父亲从教师进修学校得到了一个中专文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纸中专文凭还不足以证明父亲胜任一个小学教师的位置。阿飞上高中时,父亲又参加了临高师范组织的函授性质的民办教师转正班,得到一个中师文凭。直到1994年阿飞到北京读大学时,五十多岁的父亲才终于转正成公办教师。

 

在六个伯父中,阿飞只见过四伯父、五伯父和六伯父。三伯父年幼早夭,家族里很少有人提起。其他几位伯父姑母,阿飞倒是还零零碎碎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些故事。

大伯父早在阿飞出生之前就过世了。他和大伯母有两个儿子(标哥、孝哥)和两个女儿(蓉姐、群姐), 年纪都比阿飞父亲还大一些。孝哥和群姐住在香港不常回来,阿飞印象不深。蓉姐在三亚的一所学校当老师。阿飞上小学五年级时,曾经跟父亲去过三亚,顺便见过蓉姐一面。蓉姐将一些衣服送给阿飞,其中有一件红色的棉袄,胸前有一个大口袋,阿飞缝缝补补从中学一直穿到大学毕业。标哥年轻时在西沙当兵,退伍后在文昌中学门口的防暴警察中队工作,家里有好多从西沙带回来的大贝壳。读中学时,阿飞从海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听到过标哥战友写的一个故事。故事中提到有一只大老鼠淹死在岛上的水箱里,战士们发现后恶心得不想吃饭。当指导员的标哥带头敲着饭碗边吃边叫“香喷喷的大米饭啊”,终于带动战友们一起端起了饭碗。嫂子那时在潭牛第一小学当老师,后来调往文昌交通局工作。母亲怀着阿飞即将临盆时父亲上工在外,家里无人帮忙。她一个人从罗粉村走往潭牛卫生院,在村口那里将阿飞生在路边。路人遇见,飞跑到镇上告知嫂子。嫂子得知消息,急忙找了辆三轮车将母亲和阿飞送往医院。当年如果不是嫂子及时相救,今天恐怕也就没有阿飞了。标哥和嫂子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比阿飞年长,阿飞从小就叫她们姐姐。阿飞印象最深的是彩虹姐的一头长发,飘洒过腰,据嫂子说每次给她梳头都要花上个把小时。标哥和四伯父的家都在文昌第一小学隔壁,阿飞上中学时经常到他们那里去过周末。那时大伯母尚还健在,她很心疼阿飞。标哥和嫂子知道阿飞家里困难,隔三差五的接济阿飞一点钱。大伯母在阿飞出门返回学校时总要跟出门来,在没人处偷偷地把一点额外的零花钱塞到阿飞的手心里。阿飞上初三时,有一次上体育课时从高高的体育器材上摔了下来,左手小臂骨折。在养伤期间,阿飞就住在标哥家里,睡在彩虹姐的屋里。那时候标哥骑一辆红色的小摩托车,每天早上送阿飞到县医院去换药,又从医院把阿飞送到教室门口,到了傍晚再来学校把阿飞接回去。阿飞拆了夹板开始做康复训练时,每天早上练习举重的道具就是彩虹姐的枕头。得益于标哥和嫂子的悉心照顾,阿飞的手臂恢复得很好,后来也没留下什么毛病。

阿飞对二伯父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在解放前为躲避战火远下南洋,去了泰国。二伯父与二伯母有一个儿子,是个驼背。二伯父走后,二伯母与儿子留在村里相依为命。二伯父到泰国后又另娶了个当地的妻子,从此与文昌老家便鲜有联系。2008年阿飞为了研究沉香物种深入曼谷南部的乡村进行田野调研,意外地在一座僻静的村庄里遇见一位说海南话的老叟。老叟居住的木屋在森林深处,周围没有邻居,不通电,也没有水井,饮水靠的是一口大缸接来的雨水。等阿飞说完自己的来历,老叟自言也是文昌潭牛人,但又不说是哪个村的。他说这片广袤的森林里零零散散地居住着不少同乡,其中不少人已经逐渐老去。大部分人到了泰国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文昌老家。阿飞提起自己也有个伯父多年以前来了泰国,不知所终。老叟说他似乎听说过二伯父的名字,多年以前甚至可能有过一面之缘,但是记得不甚真切了。

四伯父早期在海南党校工作,后来调往昌江的沙河水泥厂。四伯母在地质队工作。父亲经常感念四伯父的恩情,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四伯父的支持下才完成学业的。四伯父和四伯母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建哥,小时候高烧不退伤了脑子,长大以后话语不甚清楚,伯父和伯母为此操碎了心。女儿斌姐,在文昌中学读书时很有才华,阿飞小时候对她甚是仰慕。只可惜她连年高考不利,两次考上海南大学都不愿前去就读,一直到第三年考上杭州商学院。斌姐在杭州上大学时,阿飞在文昌中学读书。阿飞到四伯父家过周末时,就住在斌姐的房间里。斌姐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书架,阿飞记得的有《傅雷家书》,有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有《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一整套的《十万个为什么》。阿飞初中时候的课外读物,除了学校图书馆的馆藏基本上都来自于斌姐的书架。四伯父和四伯母的家境虽然不如大堂兄标哥那么宽裕,但是阿飞每次过来的时候都少不了好饭好菜,阿飞走的时候也时不时地得一些零花钱。阿飞兄弟俩出来工作时,四伯父和四伯母已经退休了,领着一点微薄的退休金度日。那时建哥的三个女儿都在上学,阿飞兄弟俩认领了三个侄女的学费,一直到她们都完成学业。没有在南方大家族里长大的人,很难理解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简单地理解为父债子还。还债这种想法,阿飞不能说完全没有,更多的似乎是对一个大家庭的责任感。但是这种责任感非常模糊,也很难表述清楚。有一回标哥私底下跟阿飞说过的一番话,倒是很合阿飞的心意:“你小的时候,我们帮了你一点忙,并不是想将来得什么回报。我们只是看着你慢慢长大,心里便觉得高兴。你们兄妹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逢人便说你们三个都是我们的堂弟堂妹,你们都是我们蒋家的人。”

五伯父在镇上的信用社工作。五伯父是个忠厚的长者,在村里颇有声望。村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都要过来与他商量。村人相争打架,闹得大了,也会来找五伯父评理。有一回村里颇有名望的一户人家失窃,公安局的人多次来找五伯父,仔细地反复询问村里许多人的情况。阿飞很小的时候,五伯父下班回到家里也在正室厅里做点木工,阿飞还站在边上看过。他和五伯母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知书达理对阿飞一家很好,但是老二老三很凶阿飞远远地看着就很害怕。蒋家留在罗粉村的男丁中以五伯父最为年长,过年过节祭拜祖先都是由他司祭。祭拜的场地,似乎是婆祖在正室前的庭里,祖先在正室的厅里,土地在正室的屋角,灶神在厨房的灶台。祭拜婆祖和祖先的时候,家族里每一个家庭都要有一份祭品。祭品包括一只煮熟的文昌鸡,一块水煮的五花肉,一对煎熟的咸鱼,一碗贡饭,一杯白酒。祭品很多,满满当当地放在八仙桌上。从八仙桌上摆放的祭品可以看出不同家庭的经济状况来,谁家的鸡小了,是会被别家笑话的。祭拜土地的时候,祭品就只有一份了,摆放在一张椅子上。祭拜灶神是各家自己的事情,因为各家有各家的厨房,祭品可以放在椅子或者灶台上。祭拜的程序,通常是手里拿着香对着八仙桌或者公案拜三拜,跪下来做一阵祷告,起身以后再拜三拜然后把香插好。五伯父祷告的时候声音很小,不知道他跟爷爷奶奶或者各路神祗都说了些什么。阿飞有些时候觉得好奇想要靠近一点听个明白,但总是很快就被旁边的大人们拉开,说是挡着了什么东西婆祖会生气的。五伯父拜完之后,大人们就会怂恿自家的小孩们也来拜一拜,拜过的小孩就会被长辈们夸听话或是懂事。但是这仅限于男孩,女孩通常是不让拜的。在父亲的暗示下,阿飞有时候也扭扭捏捏地跪下来拜一拜。但是阿飞既不认识爷爷,也不认识奶奶,更不认识婆祖和土地。跪下来之后,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些什么好,只好暗地里在心里慢慢数数,数到二十再站起来把香插好。等到没有人拜了,五伯父就把金银冥币凑到蜡烛上点着放到地上。这时围在边上的其他人都来帮忙把冥币拆开,一张一张地放到火上烧。时不时有一些冥币的灰烬在火舌的托举下飘到空中,又被风吹散开来,变成更小的灰烬飘洒下来。五伯父等冥币烧完了,又把祭拜用的白酒画着圈洒在灰堆边上,然后吩咐其他人放鞭炮。等鞭炮放完,这次祭拜就正式结束了。

六伯父也是个木工。他的工房就设在紧挨着高炉坡小学的公路边上。六伯父的大女儿七八岁时掉到猪圈里淹死了,阿飞没有见过。那天阿飞的哥哥才十天大,母亲抱着哥哥出院,回到村里就听到了这不幸的消息。六伯父的两个儿子分别比阿飞大三岁和一岁,小女儿则比阿飞小两岁。六伯父晚年时患了脉管炎,医生反复交代说不能吃狗肉。不巧的是,阿飞家的大黄狗在公路上被车碾死了,在高炉坡小学烧火的淡典村人将死狗捡来烧了,邀请六伯父同吃。六伯父吃了狗肉,旧病复发,没过多久就去世了。这两件事情,多多少少都与阿飞家有所关联。村人说起六伯父时,也隐隐约约地将阿飞家牵扯进来。六伯父去世时,小女儿才几个月大,在摇篮里嗷嗷待哺。几年以后,六伯母带着小女儿改嫁到邻近的一个村庄,将尚未成年的两个儿子留在罗粉村相依为命。改嫁之后,六伯母与后夫又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的后夫竟然在女儿出生之前就因病去世了。后夫的家族嫌弃六伯母是克夫的命,又将她赶回罗粉村来。罗粉村的蒋家嫌弃六伯母改嫁他人,也从来没有给过她好脸色看。六伯母独自一人拉扯两儿两女,其中艰辛,难以言表。后来六伯母带着两个女儿再次改嫁。这一次的后夫是个跛子,长期住在外地,不常回来。最近几年,六伯母有时住在后夫的村子,有时又回到罗粉村来住。

大姑母和二姑母嫁得比较远,阿飞印象不深。大姑母家最远,骑自行车过去要好久好久才到。大姑母家的村口处有一条很宽的河流。河上没有桥,过河得坐摇摇晃晃的小木船,渡口就藏在一丛绿荫婆娑的刺竹后面。二姑母家倒不是很远,但是不通大路,每次去都是走田埂过去的。在半道上也要过一条小溪,溪流的两边绿树成荫,树底下满是五颜六色的野花。几根枯木并排在一起跨过溪流,无遮无挡的,这就是乡下的木桥了。枯木的表面长满苔藓,很滑,朝向水面的一侧还有几朵红色的灵芝。阿飞小的时候,灵芝不是什么高贵东西,随便哪个树林里找一棵木麻黄树桩,十之八九都长着赤灵芝。小的比较常见,巴掌模样;脸盆那么大的都有,但是不多见。没见过有谁来采摘,也没听说过灵芝能吃 - 其实阿飞曾经咬过一口,又苦又涩的,怪不得连猪都不拱来吃。

三姑母就嫁在上山村,与罗粉村只隔着一条公路。三姑母也在高炉坡小学当老师,和父亲一样住在学校,宿舍都挨在一起。三姑母家里有很多杂志,阿飞小时候经常向三姑母借书来看。三姑父是个做寿材的,他在姑母的宿舍旁边另搭了一间木屋,薄薄的木板做墙壁,薄薄的沥青纸做屋顶。屋子里高高低低摞着好多棺材,有大有小。每过一些时日,就会有一些哭哭啼啼的人找上门来买棺材。学校担心这些棺材吓着孩子们,多次动员姑父将这个特殊的仓库搬走,但是姑父始终没有理会。母亲与姑父姑母偶有争执,有时甚至不许阿飞到姑母那边去玩,不过两家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阿飞上中学时,姑父用苦楝树的木板给阿飞做了一只箱子用来装衣服和杂物。箱子很轻,表面刷着橙黄色的油漆。这只箱子阿飞一直用到中学毕业。

爷爷奶奶去世后几个伯父就分了家。阿飞隐隐约约地听说分配爷爷奶奶的遗产时伯父们闹了很大的矛盾,母亲也多次指桑骂槐地表达了她的不满。僧多粥少这种事情,不管怎么处置都是无法让任何人满意的,更何况是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这些上古时期的争执并没有在阿飞的心里留下什么痕迹。让阿飞耿耿于怀的,是父亲母亲与伯父伯母之间无休无止的吵闹和骂架。阿飞小时候,父亲一辈的妯娌相争一直没有断过,大抵都是以鸡毛蒜皮为开始以鸡飞狗跳而告终。似乎也没有特定的吵架对象,今天我家和你家吵,明天你家和他家吵。吵得凶了,家里身强力壮的就会出来动手,下手极狠时也是有的。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母亲试图从这个梦魇般的家族逃离过,但是又被族里的人捉了回来。母亲目光呆滞地枯坐在厨房里低声哭泣的场景,就是阿飞对这个家族这个村子最原始的回忆 。

父亲当上民办教师后在学校里分到了一间小屋,阿飞全家就搬到学校去住。学校离村子不远,走路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虽说学校的屋子又黑又小,但是总比住在村里天天吵架强多了。在学校靠近操场的一侧,有一小溜七八间小屋连在一起。父亲的小屋与学校的厨房挨着,中间隔着一道墙。墙上架着文昌地区典型的三角形桁架木梁,桁架木梁上架着横檩,横檩之间钉着椽条,椽条上面铺着母瓦,母瓦之间的接缝用公瓦盖住。因为桁架木梁是两边通透的,厨房做饭的时候炊烟就漫到父亲的屋子来,时间长了四面墙壁都黑糊糊的。屋子前面一左一右各有一棵芒果树,果子很酸,因为孩子们总等不得果子成熟。母亲用木条钉了个摇摇晃晃的梯子靠在树干上,家里养的鸡们傍晚时分就顺着梯子爬到树上去睡觉。屋子后面是一个大跃进时期修建的沼气池,后来废弃不用了,就变成了整个学校的垃圾池。垃圾池里住着老鼠、蜥蜴、还有蛇。其实在阿飞的床底下也住着一条蛇,灰色的脊背,白色的肚皮,圆头。每天早上那条蛇从窗户的缝隙那溜出去觅食,晚上又从窗户的缝隙那溜回来睡觉。阿飞晚上睡觉前偶尔会往床底下看一眼。那蛇就静静地盘在墙角那里,两只小眼睛看着阿飞,不动。阿飞不怕这条蛇,有时甚至想要爬到床底去摸摸它的脑袋。但是阿飞一直没有这么做,一来是因为他尚没有这样的勇气,二来是他觉得这样做对那条蛇是很不敬的。

阿飞相信父亲和母亲都是知道那条蛇的存在的。在父亲堆满教案的抽屉里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父亲自己写的一些文字。这些文字,是阿飞上小学时在抽屉里乱翻偶然看到的。依稀记得那是一个薄薄的作业本,黄褐色的牛皮纸封皮,内页是浅绿色的格子,压在父亲的备课本底下。父亲的字很漂亮,文笔更好,但是阿飞不敢细看。一是害怕被父亲的故事吓到,二是害怕被父亲知道了要挨打。父亲也许不知道阿飞曾经看过这些文字,家里可能也没有其他人看过。多年以后,父亲笔下的内容阿飞只是依稀记得一鳞半爪,但是那种力透纸背的悲凉依然历历在目。在那个薄薄的本子上,父亲写到他经常梦见爷爷。爷爷的床被泡在水里,又有一条蛇从爷爷的坟里爬出来。那时候父亲已经四十多岁,按俗话说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然而父亲有很多困惑,并且不知道该向何人倾诉。他哭着喊着寻找自己的父亲母亲,可是他的父亲母亲早就离他而去了……

父亲心底里最疼的那道伤痕,也许是2000年的那个冬至。按照南方宗族的习惯,冬至整个家族要一起祭拜先祖的坟墓。家里的男丁是不能轻易缺席祭拜活动的。譬如住在县城的四伯父和标哥都要早早赶回村里来参加。冬至前后一共三天,一般来说家族里都会一起商量着操办,确定一个多数人都方便的时间。那年冬至,不知为何却没有把具体时间告诉父亲。整个家族的人都在村子里集合了,唯独父亲没有回来。六伯父的大儿子看见少了父亲,急急跑去学校通知他。父亲闻讯,什么东西都没有来得及准备,赶紧骑着自行车回到村里来。那时候大家都已经祭拜完毕,正准备着要燃放鞭炮了。年届六十的父亲扑倒在爷爷奶奶的坟前,老泪纵横,又由此引起了一番争执。 若不是家族里其他男丁及时劝开,一场悲剧差点就此酿成。

那一年阿飞24岁,在美国伊利诺州读研究生。母亲在电话里把这件事情讲给阿飞听,然后说:“阿弟,你一定要走得远远的。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千万千万不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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