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我的长征走了三万五千里” (李木)

By , 2016年5月17日 6:47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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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壮举之一。在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队伍里,有好几位海南人的身影:张云逸、周士第、庄田、谢飞、符确坚、云广英、林青、何畏……谢飞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健在者。当年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名女战士中,如今在世的唯有她一人。

谢飞,这位有着太多传奇经历的文昌女子,眼下正静静躺在北京的医院里,虽然神智已不太清醒,但来自家乡海南的祝福相信她是能听到的;长征途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一定还在她的心中激荡。笔者曾数次采访谢老,听她讲述长征路上那艰苦卓绝的一幕幕。

走前走后
我的三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严格挑选,21岁的海南姑娘谢飞与其他29名女战士一起随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当时她叫谢琼香,大家亲切地称她“阿香”。

她们三十名女红军大多数被编在干部休养连,与男同志一样行军打仗,与饥饿、寒冷、疾病作斗争。徐特立、董必武、成仿吾、谢觉哉等老同志,贺子珍、邓颖超、邓六金、钟月林等都在他们这个连队。

谢飞曾回忆道:“刚出发几天,我这不争气的脚老闹别扭。从天亮走到天黑,一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沉欲坠,粗硬肿胀,举步维艰。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面,想坐下歇口气,可一歇就跟不上大部队,因此常受到责备。但是我从不泄气,咬着牙与战友们互相鼓励着走。当时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因为当时对待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办法是每人给八块钱,留在老百姓家里。”

当时谢飞的身份是“工作队员”、“政治战士”,工作是“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完成工作任务,只能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找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筋疲力尽领着这几个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大亮,队伍早已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

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一二十里路,一年下来多走的路就相当可观了。此外,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所以谢飞说:“别人的长征是二万五千里,我们的长征,走了三万五千里”。

过大渡河我走得最苦

谢飞回忆说,“最困难的是过雪山过草地,而我呢最困难的是过大渡河。过雪山过草地当然很困难,草地整整走了一个礼拜七天七夜。哎呀,牺牲的多了。草地呢是每天下雨,没一天晴的。每个人只带了五斤粮食,炒熟后就放在口袋里,饿了就拿一点来吃。男战士背的东西更重,一个人都背着三个到五个手榴弹,又是步枪、一捆子弹,背五斤粮食、自己穿的盖的。过草地死的人比较多,半里或者一里路就倒了一个。草地伤亡的人比过雪山伤亡的人多。雪山也走了很长时间,好多座雪山呀。一些牲口都累死了。到后来大渡河那一段呢,我走的是最苦的,我病了。”(选自笔者1996年对谢老的采访录音)

在过大渡河的前几天,谢飞就病了,天天发高烧,嘴唇泛起白泡,浑身无力,头晕目眩。但她咬着牙,拄着拐棍,紧跟着队伍。董必武看见谢飞实在走不动了,就命令她骑上自己的小白马。谢飞勉强骑了两三里地又坚持下马自己走,因为她知道董老已年过半百,而自己毕竟是个年轻姑娘。好不容易来到了泸定桥头,一看,不禁头昏眼花,浑身发冷,双腿颤抖:只见脚下万丈急流,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被急流吞没卷走。而这时候大部队已经过桥,留下照顾她的小战士也是自顾不暇,谢飞凭着惊人的毅力,咬紧牙关,闭上双眼,屁股坐在临时铺的桥板上,双手紧紧抓住铁索,手脚并用,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一百多米的铁索桥,她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艰难地挪了过去。

从牛粪里扒麦粒充饥

谢飞所在的干部休养连虽然是一支由老同志、女同志和伤病员组成的特殊连队,但照样要自己筹粮。在过草地前,粮食异常紧缺,女红军们筹集粮食的任务更重了。这可难坏了连队的指导员李坚真,她每天都带着人去附近的小山村里找粮食。其他同志也是想方设法,一点也不敢懈怠。当时部队宿营在藏区,谢飞、钟月林、钱希均3个人住在一家比较富有的藏民的楼上。由于反动派的宣传,房主人早就跑了,粮食、牲口都不见了踪影。面对着满屋子值钱的家具,女战士们只能以又苦又涩的野菜充饥,有时肚子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一次,谢飞的目光无意间透过楼板的缝隙,看到下面牲口圈的粪堆上有一小堆东西,仔细一瞧,原来是麦粒。钟月林、钱希均凑过来一看,果然是粮食,而且数量不少。但是她们很快失望了,因为麦粒是在一堆牛粪上,已经同牛粪粘到了一起,而且上面有许多蛆虫原来是牲口拉出来的。“可惜太脏了,这叫我们怎么吃啊。”她们打消了下去捡粮食的念头。

这时,一位男同志有事来找,钱希均就把粪堆上的麦粒指给他看。他二话没说就奔下楼去,不一会就捡了一包麦粒。3个姑娘见状,也跑进牲口圈里,几双灵巧的手在臭不可闻的粪堆上扒来扒去,像鸡啄米似地寻找着麦粒,一阵阵臭气熏得她们直皱眉头,可是谁也顾不得了。不长时间,就捡了两三斤。

幸运的姑娘们就像捧着战利品一样捧着沾满牛粪的粮食来到河边,一遍遍冲洗,直到闻不出一丁点儿粪味。她们把洗好的麦粒放到锅里去炒,麦粒渐渐散发出香喷喷的气息,抓几粒一嚼,真是香脆可口。

在茫茫的草地,谢飞她们在口袋里装上几把炒米,饿了就抓几粒放进嘴里嚼,令其他战士羡慕不已。有一位红军指挥员拿出自己一直舍不得用的半块肥皂跟谢飞换炒米吃,谢飞慷慨地抓一把炒米递给他,说:“这么好的肥皂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炒米给你。”当然,她说这是从粪堆里扒出来的粮食。

一个梨
留给老乡12个铜板

1935年4月,中央红军进入云南省境。春色宜人,但酷热的太阳暴晒着,沿途的水也不好喝,又苦又涩。红军指战员苦不堪言,不少人病倒了。

一天黄昏,干部休养连来到云南边境一个小村落。谢飞、钟月林、刘彩香三个女红军,搀扶着病重的吴富莲走进一间低矮的屋子。她们在地面上铺了一层稻草,照顾着吴富莲躺下来。谢飞忍着饥饿,坐到灶前,用稻草烧水洗脚。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每到一地住下来,首先得烧一盆热水烫脚。走了一天,脚肿腿胀,需要用热水烫烫,否则第二天起来,下肢会像木棍一样硬邦邦的走不了路。

谢飞弯下身子扯着身后的稻草,往灶膛里添。突然,咕噜咕噜,从稻草中滚出几个梨。她掀开稻草,露出一个箩筐。“呀,梨,一筐梨!”她兴奋地嚷起来。钟月林、刘彩香闻声围了过来。果然是满满一筐梨,好不诱人。被炎热蒸了一天的女红军,多么想吃呀!可是红军有严格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如果主人在,还可以用钱买几个,偏偏主人躲起来了,又不知道价钱,她们只好遗憾地用稻草把梨筐盖上。

“哎哟……”躺在一角发高烧的吴富莲,轻轻地呻吟着。谢飞又把手伸向了稻草。她提议给吴富莲买一个梨,大家一致赞同,可是给多少钱呢?她们决定往多里给,一个梨留十二个铜板,它是每个战士一天的伙食费,远超出一个梨的价钱。

钟月林、刘彩香把梨切成片,喂给吴富莲吃。吴富莲吃了梨,精神好多了。谢飞给房东留了条子:“老乡,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住在你家。我们有个病号正在发高烧,买了你一个梨,现留下十二个铜板。没有征得你的同意请原谅。”条子和钱搁在梨筐上,盖上稻草,闻着诱人的梨香,她们进入了梦乡。

长征路上结情缘
谢飞生命中唯一的情缘,是与刘少奇结婚。

对刘少奇,谢飞仰慕已久,知道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在江西根据地时也远远地听过刘的报告,真正接触还是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当时还叫阿香的谢飞被推选为代表去找负责后勤的刘少奇,要求给女红军们找一个民夫帮忙背一些东西。刘少奇非常体谅这些担负照顾伤病员、找向导筹粮等重任的姑娘们,答应了她们的请求,双方的交谈也给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工作上的原因,两人又有了更多的接触。刘少奇很喜欢阿香这位性格像男孩子一样的海南姑娘,称赞她性情爽快,做事果断,有一股不怕难不服输的劲头。当时刘少奇的妻子何宝珍已经牺牲一年多。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各方面情况好多了。刘少奇向邓颖超大姐透露了喜欢阿香的心事。邓大姐爽快地找到阿香为他们做媒。于是在瓦窑堡,刘英嫁给了张闻天,钟月林嫁给了宋任穷,22岁的海南姑娘谢琼香嫁给了比她大14岁的刘少奇,改名谢飞。

这段婚姻维持了5年,而在“文革”中谢飞为此饱受了5年的牢狱之苦。她没有再婚,也从未生育,与养子一起生活,直到今天。

谢飞年谱

1913年2月3日出生于海南文昌湖山,原名谢琼香。
1926年考入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琼台师范前身)。
1927年2月加入共青团,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
1928年在香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
1929年夏在新加坡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机关。
1932年2月回国在福州、厦门中心市委从事机要文秘工作。
1934年初调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是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30名女红军之一。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在瓦窑堡与刘少奇结婚,改名谢飞。
1936年1月至1937年先后在中共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北平、太原等地协助刘少奇工作。
1937年12月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两年。
1938年与刘少奇前妻所生儿女刘允斌、刘爱琴共同生活了近一年。
1939年4月至1944年,先后到中共鄂豫皖区党委、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担任过区党委委员、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兼江南社副社长、党训班主任、地委委员、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兼新四军浙东纵队余上特务营(独立营)政委等职。
1945年,身为浙江省余上(余姚与上虞两个县)县委书记兼特务营政委的谢飞领导600名指战员先后与日伪军作战数十次,屡打胜仗,被群众亲切称为“谢团长”。
抗战胜利后任华东局妇委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华东局驻大连办事处处长、东北局特委会委员、东北纺织工业部职工学校校长。
1949年4月到北京,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
1950年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一边参加夜大学习,两年读完夜大全部课程。
1953年考取人大法律系研究生,主修法理、宪法和国际法等课程。
1956年研究生毕业,次年2月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
1968年3月,因刘少奇“问题”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但她坚持真理,宁死不屈。
197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被释放,结束了5年多的牢狱之灾,不久下放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劳动。
粉碎“四人帮”之后,于1979年12月复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后改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
1980年任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后任中国法学会理事。
1983年至1993年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退居二线,任公安部咨询委员至今。
2000年9月离休。

(李木整理)

(本文刊发于2013年1 月28日的《海南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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