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痛苦和欢乐。

 

一、父亲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

三月来了花正红，五月来了花正在。八月来了花正香，十月来了花不败。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瓜果遍地栽。百种瓜果百样甜，随你甜到千里外。

柑桔红了叫人乐，芒果黄了叫人爱。芭蕉熟了任你摘，菠萝大了任你采。

 

《请到天涯海角来》

作词：郑南                作曲：徐东蔚

 

郑南的这首《请到天涯海角来》，可以说是海南岛最靓丽的名片之一。在阿飞关于童年的记忆里，却没有这首歌里所描述的任何一样东西。四季如春的海南岛，一年里的最低气温只有十摄氏度左右，但是对于阿飞一家五口仅有的一床破棉被来说，不免仍然过于严酷了一点。在家里那三分自留地旁边，确实常年盛开着各种各样的无名小花，但是它们毫无例外都进了那头老黄牛的肚子里。在乡农的菜地里，常见的无非是番薯、花生、瓮菜、白萝卜、西红柿和豆角之类的时令蔬菜。当阿飞和哥哥终于可以在地里偷到西瓜的时候，他们已经快从小学毕业了。椰林，沙滩，海涛，还有那些无数次出现在歌里、诗里、小说里的令人神往的事物，对于阿飞来说是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远。

印刻在阿飞最古老的记忆里面的，是家里的竹扫帚。

扫帚，锅铲和锄头并称村民家里的三件宝。扫帚可以拿来扫地，也可以拿来轰鸟雀。不过它主要的功能既不是扫地也不是轰鸟雀，而是拿来打孩子。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如果没能记得家里的那把破扫帚，恐怕也很难记得爸爸妈妈的名字了。阿飞没能记住爸爸妈妈的生日，但是爸爸妈妈的名字还是记得的，所以阿飞从来都没有忘记家里的那把竹扫帚。在阿飞小学毕业之前，似乎没有过连续两个星期没被挨打的记录。不过让阿飞记忆最深的那一次挨打，却是在上小学之前的事情。

父亲是位小学民办教师。阿飞兄妹三个在上小学之前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认字了。但是因为家里穷，父亲经常为他们练字用的本子发愁。有一天阿飞从地里回来，发现家门口有一个被撕成两半的本子。阿飞先是楞了一下，然后蹲下去捡起来看。本子上没有名字，里面几乎还没有用过。阿飞高兴地想，今天可以多写几个字了。这时候父亲正好也回到家，看见阿飞手里拿着一个破本子，不由分说就给了阿飞一巴掌，然后抓起门口的竹扫帚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阿飞怕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疼痛使得他本能地往门后躲，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但是父亲一手拉住阿飞的胳膊一手挥动竹扫帚不停地打，一边打一边愤怒地骂：“打死你这不成器的，我叫你撕！我叫你撕！”一阵又一阵的剧痛使得阿飞没有时间争辩，只能一边躲闪一边更加大声地哭。但是抗拒更进一步激起了父亲的怒火，也进一步加剧了身上的疼痛。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父亲手里的竹扫帚啪的一声断成了两截。父亲一手拉着阿飞一手去够竖在门口的另外一把竹扫帚。阿飞见势不妙，猛的一甩手挣脱了父亲，直奔村子外面的山林跑去。

父亲的叫喊声终于消失在身后。阿飞远远地看见了周边村庄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家里现在也该开始升火做饭了吧。这么一想，阿飞便感觉到肚子有点饿。但是家是万万不能回去的。尚没被打断的扫帚，家里至少还有两把，一把在家门口，另一把在厨房里。虽说山林里有各种各样的小果子，但是野果总是填不饱肚子的，何况现在天已经有点黑了。白天里熟悉的山林逐渐变得陌生，那些曾经挂着诱人野果的树枝，突然间都面目狰狞地向阿飞张牙舞爪起来。阿飞知道在这林子里有蝎子、蜈蚣、还有蛇。前些日子和村里的小朋友一起来砍柴时候还看见过一条竹叶青。父亲说过大多数的蛇都看不见静止的东西，看见蛇的时候只要象树桩一样站住不动，通常来说是不会挨咬的。于是阿飞找了棵能够挡风的大树，背靠着树桩坐在地上，双手紧紧抱在胸前以减缓热量的散失。四面八方都是秋虫尖利的鸣叫声，不远处的草丛里隐隐约约的能够看见萤火虫的磷光。冰冷的晚风从树梢上缓缓掠过，使得阿飞所有保持静止状态的尝试都成为徒劳。在饥饿、寒冷和恐惧中，阿飞只能够默默地希望扑过来的那条蛇是个近视眼，并且最好是一口咬中树桩之后所有的牙都崩掉了。

天际露出第一丝鱼肚白的时候，阿飞就醒了。肚子很饿，虽说家里经常也只有用盐炒椰子条或者是咸虾酱来配稀粥喝，但是完全不吃饭对于阿飞来说还是第一次。强烈的饥饿感战胜了对扫帚的恐惧。阿飞走出山林，一步一张望地往家里挪去。在村口的晒谷场那里，阿飞一眼看见了家族里的一位堂兄。堂兄冲过来一把拉住阿飞的手就往家里拽，同时大声冲着阿飞嚷道：“你这是干什么呢？知不知道大家都在找你？”

到家了。厨房的大锅里温着一小碗剩饭，小锅里有一只刚煮好的地瓜。那把令人心惊胆战的断扫帚，正在灶膛里静静地燃烧。看着父亲母亲眼里红红的血丝，阿飞的心里感到有那么一点点内疚。

 

阿飞出生在文昌县潭牛镇的罗粉村。罗粉村在连接海口与文昌的201省道边上，从大致坡往潭牛方向走，过了亭桥还有两公里路。爷爷奶奶一共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父亲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在男丁中排行老七。爷爷奶奶在父亲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去世了。阿飞是从挂在家族厅堂墙壁上的画像里认识爷爷奶奶的。爷爷是个木匠，在文昌人们也把木匠叫做斗犁师傅。父亲说爷爷生活极为贫苦，年纪很老的时候还要挑着桌子椅子到镇上去卖。父亲小的时候从树上跌下来摔断了腿骨，爷爷没有钱送父亲去医院，就从邻近的宝山村找了一位赤脚医生用香蕉树的叶柄绑住了事。父亲年老以后，每逢阴冷天气便会腿疼，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听长辈们讲，爷爷在世时在方圆几十里都赫赫有名，周围几个村里的木工都是爷爷的徒弟。家族里有些用了许多年的太师椅和八仙桌，都是爷爷亲手做的。在五伯父家居住的正室厅里，还保留着爷爷当年使用过的一些木匠工具，阿飞小时候也拿出来玩耍过。阿飞有一位邻村的师妹，家里的长辈与爷爷熟悉。她们家里还保存着爷爷制作的一套榫卯机关，村人也叫做木工班。父亲说爷爷擅长雕刻神像，邻近几个村庄公庙神社里的神像都是出自爷爷之手。现在家族里举办盛大庆典时还去迎请亭桥圣娘庙的圣母娘娘（谯国夫人）回来供奉，父亲说那就是爷爷的作品之一。亭桥圣娘庙的木结构斗拱，族人相传也是爷爷的得意之作。阿飞认真考证过这个事情，结果却大失所望。亭桥圣娘庙，连同爷爷雕刻的圣母娘娘，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革命群众焚为灰烬了。现在的亭桥圣娘庙和圣母娘娘，都是八十年代重修的。爷爷是在文革初期去世的，没有切身体会过革命群众的凶狠残暴。爷爷有一位冯姓徒弟，因为参与传播封建迷信 － 也就是雕刻神像和建造神社 － 在文革中遭受批斗含冤而逝。这位徒弟的孙子与阿飞同年，是阿飞初中时候的同桌。爷爷奶奶去世后七个兄弟分家，父亲分到了一间侧屋、一棵椰子树，还有爷爷亲手打造的一张桌子、一张圆背圈椅、一张床。那张桌子很大，带三个抽屉，底部是精美的万字攒斗踏脚，黑黝黝的，非常沉。椅子是圆背交椅，扶手用榫卯攒斗形成一个流畅的圆形。椅子的背板微向后仰，上面浅浅地刻着两只石榴果。爷爷留下来的家具都非常结实，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丝毫榫卯松动的迹象。小时候阿飞兄妹三人都在读书，家里负债累累时多次有收购旧家具的人前来问价，但是父亲始终都舍不得把爷爷传下来的家具卖出去。阿飞对于爷爷的记忆，也就仅此而已；对于奶奶,则基本上一无所知。

父亲1962年从文昌中学毕业，开始做小学教师，后来又进入文昌劳动大学读书。在六十年代，全国各地兴建了多所劳动大学。按照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办学主张，劳动大学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用父亲的话说来，就是一边挑大粪种地一边学英语单词。当时文昌也有一所劳动大学，父亲说校址在三角庭。不知为何，阿飞小时候总以为劳动大学就在父亲任教的立新小学那里，离阿飞的村子一公里左右。阿飞记忆最深的是学校边上草丛里两块黑黝黝的大圆墩子。每个墩子都有一米多高，要五六个小孩子牵着手才能够合抱过来。墩子的表面极不平整，有许多大小不一气泡模样的孔洞，像极了琼山一带常见的火山石。还有一些地方，闪闪烁烁地流露出金属般的光泽来。墩子冬冷夏暖，盛夏里太阳很晒的时候摸上去还会烫手。大圆墩子湮没在一片广袤的香茅与芦苇当中，风吹草动的时候便露出面目狰狞的脑袋来。远远望去阴森森的，像是两座巨大的坟墓。父亲说它们原本是大炼钢铁时代村民们造的两座土高炉。就在这两座土高炉里，人们将从方圆几公里好多个村子里收来的菜刀、铲子、炒锅等各种铁器堆在一起炼钢。大概是由于柴火温度不够高的原因吧，这些原本有用的菜刀、铲子、炒锅最终变成了两块谁也搬不动啥也做不了的大铁渣子。住在附近的村民们都管它们叫铁屎。因为这个典故，这个地方也被村民们叫做高炉坡。1968年，父亲在文昌劳动大学完成了学业。同一年，劳动大学在波及全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惊涛骇浪中被撤销了。父亲盼望已久的大学文凭尚未领到就已宣布作废，他和大学同学们一起被发配到水库工地去挖土方。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父亲心怀着对未来的美丽憧憬，但是事业的画卷尚未展开即被狂风骤雨撕个粉碎。对于年轻的父亲来说，这个变故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水库工地劳动了一段时间之后，父亲打算挣扎着与这坎坷的命运抗争一下了。

阿飞无从得知到底是怎样的磨难使得父亲下定决心逃离生他养他的故乡。那一年，父亲和潭牛镇水清村的一位陈姓同乡长途跋涉近六百公里，从海口经由海安到达广西的东兴镇。东兴镇与越南的芒街市接壤，中间隔着一条几十米宽的北仑河。父亲两人挑了一处河流相对狭窄的地段泅水渡过北仑河，跟随到中国这边买菜返回的越南人进入他们的村庄，随即落入越南人民军的罗网。他们被当作来自中国的间谍，被越南人民军关押起来，在越南人的牢狱里受到了难以形容的种种折磨。父亲至今不愿回忆起被羁押在越南的遭遇，只是笼统地说“吃饭和拉屎用的是同一个碗”。两个月后，越南人民军终于相信这两个文弱的年轻人不是间谍，便把他们装在猪笼里送回界河的中国一侧，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处理。人民解放军又将他们交给当地的公安部门押解回文昌县潭牛镇。在辗转了一千多公里的路程之后，他们的命运又回到了原点。

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父亲两人被押解回到潭牛镇，又被扭送到潭牛镇的街头和各个小学游街批斗。在乡邻们的哄笑、口水、辱骂和殴打中，他扪反复忏悔他们背叛祖国的万恶罪行。阿飞长大之后，每次在潭牛镇吃粉或者喝茶，总会有村民在阿飞的身边坐下来感叹父亲命运之多蹇，抑或是绘声绘色地回忆起父亲在街头被批斗时讲述故事的场景。父亲曾经跟阿飞讲过很多往事，但是一次都没有提起过这段经历。对于父亲来说，那段时间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般。有时阿飞忍不住问起，父亲只是转过头去，默不作声。长大之后，阿飞有时也会跟父亲说起生活之艰辛。这时候父亲就会说：“不管你吃过多少苦，都不能和我经历过的苦相比拟。”

父亲的职业生涯就此中断，一直到文革即将结束 。劳动大学边上有一所小学，官方名字是立新小学，但是村民们都称之为高炉坡小学。因为学校缺少师资，村民们又将读过大学的父亲推荐去当老师。父亲没有文凭，却有一段不甚光彩的历史，所以他只能当一个民办教师。所谓民办教师，就是无名无份的老师，做的是教书的事情，但是身份依然是农民。民办教师的工资，一半由政府承担，一半由村民承担。阿飞小的时候，政府承担的那一半基本上都拖欠着，村民承担的那一半通常是番薯或者是稻谷，有些时候多点，有些时候少点。那时候小学里还设有初中，父亲教小学毕业班的语文，初中班的物理和英语，外加全校的唱歌。学校里的其他老师有一半是公办的，还有一半是民办的。公办老师的工资比民办老师多一点点，放学以后不用挑着粪桶去照料稻田和自留地。父亲经常自嘲说自己在学校里有四最：学历最高，职位最低，干活最多，工资最少。阿飞无法确认父亲是不是学问最多的一个，不过邻近村子经常有人弓着背低着头拿着信封信纸到家里来请父亲帮忙写信。他们有时会带来一碗米，一支烟，或者是几根萝卜，有时干脆什么都不带。父亲似乎并不十分在乎带来的是什么东西，他总是郑重其事地问收信者的地址和需要写到信里面的内容，然后笑呵呵的拍着人家的肩膀说：“你就放心吧，后天来取。”村里人走了之后，父亲总会眯着眼睛把信封信纸递给阿飞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可一定要好好读书啊。”阿飞喜欢看贴在信封上面的邮票。那是一张带着花边的蓝色小纸片，一座宏伟的城楼傲然耸立在崇山峻岭的顶峰，父亲说那就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长城烽火台，你以后长大了要到北京去上大学。阿飞并不懂得烽火台是做什么用的，但是阿飞知道北京。家里墙上贴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从阿飞懂事起父亲就教阿飞认识北京在地图上的位置。在鸡胸脯那里有一颗显眼的红五星，阿飞用圆珠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圈，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够摸出来。阿飞还知道从家里到北京得先坐轮船到海的那一边去，在一个叫广州的地方有火车直通到北京去。在地图上大幅的浅蓝色是大海，大海上有一些平滑的短划线就是轮船的航道。地图上一段黑一段白的粗线条叫做铁路，就是专门给火车跑的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阿飞偷偷地跟一个很要好的小伙伴说以后要考到北京去上大学。那位小伙伴吓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才说：“北京，听说要走好多个月才能够到呢。你走得了那么远么？”

父亲有一只黑色的小公文包。鱼鳞状的裂纹纵横交错遍布在皮革表面，有些地方的皮革一小块一小块地剥落了，露出里面灰白色的底子来。熟铁做的拉锁满是红锈，但是仍然十分结实，即便是袋口被拉扯破了也还能够拉上。公文包里装着各种各样的纸片，有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则报道，也有盖着大红公章的政府文件。更多的是一种薄薄的单行红格子信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蓝色复写纸印出的楷体小字，最后是几十个不同风格的签名。从阿飞记事起，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一批面容同父亲一样愁苦的人到家里来。他们和父亲一起翻看、修改和补充这些纸片。和父亲一样，他们的衣服上到处都是补丁，他们的单车叽叽嘎嘎乱响，他们的谈话满是愤慨无奈。他们谈论的话题，无非就是“承认学历”和“落实政策”之类。有时他们会一起乘车到县城或者海口去找一个叫做“有关部门”的地方。临去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亮亮的充满了期待，脚步也变得矫健有力。回来的时候，他们毫无例外地低着头黑着脸，衣服上沾满了路边车轮掀起的灰尘。阿飞知道，那是父亲心情最坏的时候。

父亲抽烟。抽烟仿佛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抑或可以说是一种象征。在高炉坡小学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抽烟，到家里来和父亲一起整理材料的叔叔们也都抽烟。学校门口有另一位民办老师开的小卖部，在一间黄泥糊就的低矮小屋里，屋顶上铺着沥青纸。小卖部卖油盐酱醋也卖烟，小时候阿飞经常代父亲到那里去买烟。香烟的名堂很多，价钱也很不一样。最贵的是红塔山和一种白色包装的红梅，论支卖；其次是阿诗玛和一种黄色包装的红梅，大概是一块钱一盒；最便宜的是大前门和银球，大概是五毛钱一盒。父亲只抽大前门和银球，但是他有一只红塔山的盒子。每次上访之前父亲会买几支红塔山，仔细地和大前门一起放进去。抽烟的时候，他把红塔山拿出来给别人点上，把大前门留给自己。阿飞上三年级的时候，母亲说阿爸你该把烟钱省下来给孩子上中学用了，父亲便减少了买烟的次数，不过口袋里还总是有一只扁扁的大前门盒子，里面有些时候有两三支烟，有些时候没有。想抽烟的时候，父亲就把烟盒拿出来看一眼，如果里面还有存货的话便美滋滋的弹出一支来点上，如果没有了父亲便会掉过头去或者是抬头看屋顶的蜘蛛，然后默不作声地把烟盒塞回口袋里。阿飞害怕看见父亲找不到烟时那种失望的神情。于是他随身带一只小袋子，看见地上有烟头的时候就捡起来撕开把烟丝收在袋子里。吃完晚饭后，阿飞用信纸把捡来的烟丝卷起来递给父亲，说：“爸，抽烟。”刚开始的时候，父亲一脸的诧异，沉默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学校和小卖部里抽烟的人很多，经常有很多烟头扔在地上，阿飞差不多每天都能让父亲抽上一支烟。有一回，阿飞在树林里捡柴火的时候发现了一株烟草，就从家里带来灶灰给它施肥。每过一段时间，阿飞就把发黄的叶子摘下来晒干，然后做成烟卷递给父亲。到了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就不让阿飞去捡烟丝了。烟瘾发作的时候，父亲就吃一点生的萝卜丝，辣得直流眼泪，后来慢慢地就把烟戒了。

父亲的劳动大学学历始终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为了转正成公办教师，父亲利用假期时间参加文昌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进修课程。阿飞上小学时，父亲曾在假期里带着阿飞一起住在进修学校里。父亲上课时，阿飞就坐在教室门口的水泥地上听，父亲的同学们都打笑说阿飞在“拾字落”。阿飞闲极无聊，常常靠在门框上就睡着了，一直到下课铃响才醒转过来。就这样，父亲从教师进修学校得到了一个中专文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纸中专文凭还不足以证明父亲胜任一个小学教师的位置。阿飞上高中时，父亲又参加了临高师范组织的函授性质的民办教师转正班，得到一个中师文凭。直到1994年阿飞到北京读大学时，五十多岁的父亲才终于转正成公办教师。

 

在六个伯父中，阿飞只见过四伯父、五伯父和六伯父。三伯父年幼早夭，家族里很少有人提起。其他几位伯父姑母，阿飞倒是还零零碎碎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些故事。

大伯父早在阿飞出生之前就过世了。他和大伯母有两个儿子（标哥、孝哥）和两个女儿（蓉姐、群姐）， 年纪都比阿飞父亲还大一些。孝哥和群姐住在香港不常回来，阿飞印象不深。蓉姐在三亚的一所学校当老师。阿飞上小学五年级时，曾经跟父亲去过三亚，顺便见过蓉姐一面。蓉姐将一些衣服送给阿飞，其中有一件红色的棉袄，胸前有一个大口袋，阿飞缝缝补补从中学一直穿到大学毕业。标哥年轻时在西沙当兵，退伍后在文昌中学门口的防暴警察中队工作，家里有好多从西沙带回来的大贝壳。读中学时，阿飞从海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听到过标哥战友写的一个故事。故事中提到有一只大老鼠淹死在岛上的水箱里，战士们发现后恶心得不想吃饭。当指导员的标哥带头敲着饭碗边吃边叫“香喷喷的大米饭啊”，终于带动战友们一起端起了饭碗。嫂子那时在潭牛第一小学当老师，后来调往文昌交通局工作。母亲怀着阿飞即将临盆时父亲上工在外，家里无人帮忙。她一个人从罗粉村走往潭牛卫生院，在村口那里将阿飞生在路边。路人遇见，飞跑到镇上告知嫂子。嫂子得知消息，急忙找了辆三轮车将母亲和阿飞送往医院。当年如果不是嫂子及时相救，今天恐怕也就没有阿飞了。标哥和嫂子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比阿飞年长，阿飞从小就叫她们姐姐。阿飞印象最深的是彩虹姐的一头长发，飘洒过腰，据嫂子说每次给她梳头都要花上个把小时。标哥和四伯父的家都在文昌第一小学隔壁，阿飞上中学时经常到他们那里去过周末。那时大伯母尚还健在，她很心疼阿飞。标哥和嫂子知道阿飞家里困难，隔三差五的接济阿飞一点钱。大伯母在阿飞出门返回学校时总要跟出门来，在没人处偷偷地把一点额外的零花钱塞到阿飞的手心里。阿飞上初三时，有一次上体育课时从高高的体育器材上摔了下来，左手小臂骨折。在养伤期间，阿飞就住在标哥家里，睡在彩虹姐的屋里。那时候标哥骑一辆红色的小摩托车，每天早上送阿飞到县医院去换药，又从医院把阿飞送到教室门口，到了傍晚再来学校把阿飞接回去。阿飞拆了夹板开始做康复训练时，每天早上练习举重的道具就是彩虹姐的枕头。得益于标哥和嫂子的悉心照顾，阿飞的手臂恢复得很好，后来也没留下什么毛病。

阿飞对二伯父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在解放前为躲避战火远下南洋，去了泰国。二伯父与二伯母有一个儿子，是个驼背。二伯父走后，二伯母与儿子留在村里相依为命。二伯父到泰国后又另娶了个当地的妻子，从此与文昌老家便鲜有联系。2008年阿飞为了研究沉香物种深入曼谷南部的乡村进行田野调研，意外地在一座僻静的村庄里遇见一位说海南话的老叟。老叟居住的木屋在森林深处，周围没有邻居，不通电，也没有水井，饮水靠的是一口大缸接来的雨水。等阿飞说完自己的来历，老叟自言也是文昌潭牛人，但又不说是哪个村的。他说这片广袤的森林里零零散散地居住着不少同乡，其中不少人已经逐渐老去。大部分人到了泰国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文昌老家。阿飞提起自己也有个伯父多年以前来了泰国，不知所终。老叟说他似乎听说过二伯父的名字，多年以前甚至可能有过一面之缘，但是记得不甚真切了。

四伯父早期在海南党校工作，后来调往昌江的沙河水泥厂。四伯母在地质队工作。父亲经常感念四伯父的恩情，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四伯父的支持下才完成学业的。四伯父和四伯母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建哥，小时候高烧不退伤了脑子，长大以后话语不甚清楚，伯父和伯母为此操碎了心。女儿斌姐，在文昌中学读书时很有才华，阿飞小时候对她甚是仰慕。只可惜她连年高考不利，两次考上海南大学都不愿前去就读，一直到第三年考上杭州商学院。斌姐在杭州上大学时，阿飞在文昌中学读书。阿飞到四伯父家过周末时，就住在斌姐的房间里。斌姐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书架，阿飞记得的有《傅雷家书》，有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有《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一整套的《十万个为什么》。阿飞初中时候的课外读物，除了学校图书馆的馆藏基本上都来自于斌姐的书架。四伯父和四伯母的家境虽然不如大堂兄标哥那么宽裕，但是阿飞每次过来的时候都少不了好饭好菜，阿飞走的时候也时不时地得一些零花钱。阿飞兄弟俩出来工作时，四伯父和四伯母已经退休了，领着一点微薄的退休金度日。那时建哥的三个女儿都在上学，阿飞兄弟俩认领了三个侄女的学费，一直到她们都完成学业。没有在南方大家族里长大的人，很难理解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简单地理解为父债子还。还债这种想法，阿飞不能说完全没有，更多的似乎是对一个大家庭的责任感。但是这种责任感非常模糊，也很难表述清楚。有一回标哥私底下跟阿飞说过的一番话，倒是很合阿飞的心意：“你小的时候，我们帮了你一点忙，并不是想将来得什么回报。我们只是看着你慢慢长大，心里便觉得高兴。你们兄妹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逢人便说你们三个都是我们的堂弟堂妹，你们都是我们蒋家的人。”

五伯父在镇上的信用社工作。五伯父是个忠厚的长者，在村里颇有声望。村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都要过来与他商量。村人相争打架，闹得大了，也会来找五伯父评理。有一回村里颇有名望的一户人家失窃，公安局的人多次来找五伯父，仔细地反复询问村里许多人的情况。阿飞很小的时候，五伯父下班回到家里也在正室厅里做点木工，阿飞还站在边上看过。他和五伯母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知书达理对阿飞一家很好，但是老二老三很凶阿飞远远地看着就很害怕。蒋家留在罗粉村的男丁中以五伯父最为年长，过年过节祭拜祖先都是由他司祭。祭拜的场地，似乎是婆祖在正室前的庭里，祖先在正室的厅里，土地在正室的屋角，灶神在厨房的灶台。祭拜婆祖和祖先的时候，家族里每一个家庭都要有一份祭品。祭品包括一只煮熟的文昌鸡，一块水煮的五花肉，一对煎熟的咸鱼，一碗贡饭，一杯白酒。祭品很多，满满当当地放在八仙桌上。从八仙桌上摆放的祭品可以看出不同家庭的经济状况来，谁家的鸡小了，是会被别家笑话的。祭拜土地的时候，祭品就只有一份了，摆放在一张椅子上。祭拜灶神是各家自己的事情，因为各家有各家的厨房，祭品可以放在椅子或者灶台上。祭拜的程序，通常是手里拿着香对着八仙桌或者公案拜三拜，跪下来做一阵祷告，起身以后再拜三拜然后把香插好。五伯父祷告的时候声音很小，不知道他跟爷爷奶奶或者各路神祗都说了些什么。阿飞有些时候觉得好奇想要靠近一点听个明白，但总是很快就被旁边的大人们拉开，说是挡着了什么东西婆祖会生气的。五伯父拜完之后，大人们就会怂恿自家的小孩们也来拜一拜，拜过的小孩就会被长辈们夸听话或是懂事。但是这仅限于男孩，女孩通常是不让拜的。在父亲的暗示下，阿飞有时候也扭扭捏捏地跪下来拜一拜。但是阿飞既不认识爷爷，也不认识奶奶，更不认识婆祖和土地。跪下来之后，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些什么好，只好暗地里在心里慢慢数数，数到二十再站起来把香插好。等到没有人拜了，五伯父就把金银冥币凑到蜡烛上点着放到地上。这时围在边上的其他人都来帮忙把冥币拆开，一张一张地放到火上烧。时不时有一些冥币的灰烬在火舌的托举下飘到空中，又被风吹散开来，变成更小的灰烬飘洒下来。五伯父等冥币烧完了，又把祭拜用的白酒画着圈洒在灰堆边上，然后吩咐其他人放鞭炮。等鞭炮放完，这次祭拜就正式结束了。

六伯父也是个木工。他的工房就设在紧挨着高炉坡小学的公路边上。六伯父的大女儿七八岁时掉到猪圈里淹死了，阿飞没有见过。那天阿飞的哥哥才十天大，母亲抱着哥哥出院，回到村里就听到了这不幸的消息。六伯父的两个儿子分别比阿飞大三岁和一岁，小女儿则比阿飞小两岁。六伯父晚年时患了脉管炎，医生反复交代说不能吃狗肉。不巧的是，阿飞家的大黄狗在公路上被车碾死了，在高炉坡小学烧火的淡典村人将死狗捡来烧了，邀请六伯父同吃。六伯父吃了狗肉，旧病复发，没过多久就去世了。这两件事情，多多少少都与阿飞家有所关联。村人说起六伯父时，也隐隐约约地将阿飞家牵扯进来。六伯父去世时，小女儿才几个月大，在摇篮里嗷嗷待哺。几年以后，六伯母带着小女儿改嫁到邻近的一个村庄，将尚未成年的两个儿子留在罗粉村相依为命。改嫁之后，六伯母与后夫又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的后夫竟然在女儿出生之前就因病去世了。后夫的家族嫌弃六伯母是克夫的命，又将她赶回罗粉村来。罗粉村的蒋家嫌弃六伯母改嫁他人，也从来没有给过她好脸色看。六伯母独自一人拉扯两儿两女，其中艰辛，难以言表。后来六伯母带着两个女儿再次改嫁。这一次的后夫是个跛子，长期住在外地，不常回来。最近几年，六伯母有时住在后夫的村子，有时又回到罗粉村来住。

大姑母和二姑母嫁得比较远，阿飞印象不深。大姑母家最远，骑自行车过去要好久好久才到。大姑母家的村口处有一条很宽的河流。河上没有桥，过河得坐摇摇晃晃的小木船，渡口就藏在一丛绿荫婆娑的刺竹后面。二姑母家倒不是很远，但是不通大路，每次去都是走田埂过去的。在半道上也要过一条小溪，溪流的两边绿树成荫，树底下满是五颜六色的野花。几根枯木并排在一起跨过溪流，无遮无挡的，这就是乡下的木桥了。枯木的表面长满苔藓，很滑，朝向水面的一侧还有几朵红色的灵芝。阿飞小的时候，灵芝不是什么高贵东西，随便哪个树林里找一棵木麻黄树桩，十之八九都长着赤灵芝。小的比较常见，巴掌模样；脸盆那么大的都有，但是不多见。没见过有谁来采摘，也没听说过灵芝能吃 － 其实阿飞曾经咬过一口，又苦又涩的，怪不得连猪都不拱来吃。

三姑母就嫁在上山村，与罗粉村只隔着一条公路。三姑母也在高炉坡小学当老师，和父亲一样住在学校，宿舍都挨在一起。三姑母家里有很多杂志，阿飞小时候经常向三姑母借书来看。三姑父是个做寿材的，他在姑母的宿舍旁边另搭了一间木屋，薄薄的木板做墙壁，薄薄的沥青纸做屋顶。屋子里高高低低摞着好多棺材，有大有小。每过一些时日，就会有一些哭哭啼啼的人找上门来买棺材。学校担心这些棺材吓着孩子们，多次动员姑父将这个特殊的仓库搬走，但是姑父始终没有理会。母亲与姑父姑母偶有争执，有时甚至不许阿飞到姑母那边去玩，不过两家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阿飞上中学时，姑父用苦楝树的木板给阿飞做了一只箱子用来装衣服和杂物。箱子很轻，表面刷着橙黄色的油漆。这只箱子阿飞一直用到中学毕业。

爷爷奶奶去世后几个伯父就分了家。阿飞隐隐约约地听说分配爷爷奶奶的遗产时伯父们闹了很大的矛盾，母亲也多次指桑骂槐地表达了她的不满。僧多粥少这种事情，不管怎么处置都是无法让任何人满意的，更何况是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这些上古时期的争执并没有在阿飞的心里留下什么痕迹。让阿飞耿耿于怀的，是父亲母亲与伯父伯母之间无休无止的吵闹和骂架。阿飞小时候，父亲一辈的妯娌相争一直没有断过，大抵都是以鸡毛蒜皮为开始以鸡飞狗跳而告终。似乎也没有特定的吵架对象，今天我家和你家吵，明天你家和他家吵。吵得凶了，家里身强力壮的就会出来动手，下手极狠时也是有的。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母亲试图从这个梦魇般的家族逃离过，但是又被族里的人捉了回来。母亲目光呆滞地枯坐在厨房里低声哭泣的场景，就是阿飞对这个家族这个村子最原始的回忆 。

父亲当上民办教师后在学校里分到了一间小屋，阿飞全家就搬到学校去住。学校离村子不远，走路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虽说学校的屋子又黑又小，但是总比住在村里天天吵架强多了。在学校靠近操场的一侧，有一小溜七八间小屋连在一起。父亲的小屋与学校的厨房挨着，中间隔着一道墙。墙上架着文昌地区典型的三角形桁架木梁，桁架木梁上架着横檩，横檩之间钉着椽条，椽条上面铺着母瓦，母瓦之间的接缝用公瓦盖住。因为桁架木梁是两边通透的，厨房做饭的时候炊烟就漫到父亲的屋子来，时间长了四面墙壁都黑糊糊的。屋子前面一左一右各有一棵芒果树，果子很酸，因为孩子们总等不得果子成熟。母亲用木条钉了个摇摇晃晃的梯子靠在树干上，家里养的鸡们傍晚时分就顺着梯子爬到树上去睡觉。屋子后面是一个大跃进时期修建的沼气池，后来废弃不用了，就变成了整个学校的垃圾池。垃圾池里住着老鼠、蜥蜴、还有蛇。其实在阿飞的床底下也住着一条蛇，灰色的脊背，白色的肚皮，圆头。每天早上那条蛇从窗户的缝隙那溜出去觅食，晚上又从窗户的缝隙那溜回来睡觉。阿飞晚上睡觉前偶尔会往床底下看一眼。那蛇就静静地盘在墙角那里，两只小眼睛看着阿飞，不动。阿飞不怕这条蛇，有时甚至想要爬到床底去摸摸它的脑袋。但是阿飞一直没有这么做，一来是因为他尚没有这样的勇气，二来是他觉得这样做对那条蛇是很不敬的。

阿飞相信父亲和母亲都是知道那条蛇的存在的。在父亲堆满教案的抽屉里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父亲自己写的一些文字。这些文字，是阿飞上小学时在抽屉里乱翻偶然看到的。依稀记得那是一个薄薄的作业本，黄褐色的牛皮纸封皮，内页是浅绿色的格子，压在父亲的备课本底下。父亲的字很漂亮，文笔更好，但是阿飞不敢细看。一是害怕被父亲的故事吓到，二是害怕被父亲知道了要挨打。父亲也许不知道阿飞曾经看过这些文字，家里可能也没有其他人看过。多年以后，父亲笔下的内容阿飞只是依稀记得一鳞半爪，但是那种力透纸背的悲凉依然历历在目。在那个薄薄的本子上，父亲写到他经常梦见爷爷。爷爷的床被泡在水里，又有一条蛇从爷爷的坟里爬出来。那时候父亲已经四十多岁，按俗话说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然而父亲有很多困惑，并且不知道该向何人倾诉。他哭着喊着寻找自己的父亲母亲，可是他的父亲母亲早就离他而去了……

父亲心底里最疼的那道伤痕，也许是2000年的那个冬至。按照南方宗族的习惯，冬至整个家族要一起祭拜先祖的坟墓。家里的男丁是不能轻易缺席祭拜活动的。譬如住在县城的四伯父和标哥都要早早赶回村里来参加。冬至前后一共三天，一般来说家族里都会一起商量着操办，确定一个多数人都方便的时间。那年冬至，不知为何却没有把具体时间告诉父亲。整个家族的人都在村子里集合了，唯独父亲没有回来。六伯父的大儿子看见少了父亲，急急跑去学校通知他。父亲闻讯，什么东西都没有来得及准备，赶紧骑着自行车回到村里来。那时候大家都已经祭拜完毕，正准备着要燃放鞭炮了。年届六十的父亲扑倒在爷爷奶奶的坟前，老泪纵横，又由此引起了一番争执。 若不是家族里其他男丁及时劝开，一场悲剧差点就此酿成。

那一年阿飞24岁，在美国伊利诺州读研究生。母亲在电话里把这件事情讲给阿飞听，然后说：“阿弟，你一定要走得远远的。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千万千万不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