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风昨夜来入梦（二）
二、母亲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
吻干我那脸上的泪花，温暖我那幼小的心。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
遥望家乡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
我那可爱的小燕子，可回了家门。
女儿有个小小心愿，小小心愿。
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
吻干她那帜热的泪珠，安抚她那孤独的心。
女儿的吻，纯洁的吻，愿妈妈得欢欣。
《妈妈的吻》
作词：王付林 作曲：谷建芬
与阿飞同一年代的孩子，可能都记得程琳演唱的这首《妈妈的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就教。每天放学之前，每个班都要排着队唱一首歌再解散，依稀记得就这首歌唱得最多。然而阿飞不记得父亲或者母亲的吻，印象中连拥抱也没有过。也许是父亲母亲太忙太累，他们并不善于表达对儿女的感情。
父亲是个老实人，这是阿飞对父亲最直接的评价，但是母亲不这么认为。母亲认为父亲是个“读书古”或者是“先生古”。“古”在海南话里面表示呆，而且隐隐约约地有那么一点不中用的意思。在母亲的眼光里，父亲不但没见识而且没胆识，是永远都成不了事的那种人，只能一辈子当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民办教师。小时候阿飞经常听母亲对父亲说：“当初嫁给你， 就是图你读过一点书。本来以为你会知书达理懂世面，谁知道你的书都白读了。”有时候母亲也会对阿飞说：“阿弟，你要好好读书，不要长大了象你爸一样做个先生古。”从母亲的话里阿飞推理出读书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书都白读了则会变成一件坏事。可是书为什么会白读呢，难道打断的扫帚都是不算数的么？
母亲出生在印尼。外公姓邢，祖籍琼山县大致坡镇潭冲村。1935年，太爷爷和太奶奶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外公是家里的长子，按照国民党“两丁抽一”的政策，他必须参军入伍。外公不愿当兵打仗，为躲避战火只身远下南洋。他先是到了新加坡，辗转到马来西亚帮人割橡胶为生。1942年日军占领了新加坡，为了报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日军对当地的华人进行了史称“肃清大屠杀”的系统性种族清洗。在这次种族清洗中，所有海南人都被视为共产主义者而被宣布为“不受欢迎分子”，成为日军围捕屠杀的对象。在此期间，外公乘船逃离马来西亚前往印尼，船行至巴厘岛附近遭到袭击。外公从船上跌落海中，在惊涛骇浪中拼尽全身气力游到岸边，上岸时全身上下仅剩一条内裤。当时在巴厘岛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海南同乡会，外公通过同乡会找到了一份送货的差事。过了些年，外公手头略有积蓄，便自己开了一间杂货店，铺面卖点东西，铺后做点饼干。在此期间，外公与外婆结婚，生儿育女，日子倒也过得有声有色。1960年风云突变，印尼当局开始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不允许华人在乡镇从事商业活动。外公在印尼的事业受阻，打算返回新加坡谋生，但是新加坡拒绝接纳数量如此巨大的印尼华侨。在万般无奈中，外公从报纸上读到国内形势一片大好，遂于1961年带领一家大小返回海南原籍。那一年，阿飞的母亲刚刚9 岁。
潭冲村在大致坡镇星群乡，地处偏僻，不通公路。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可以让手扶拖拉机通行。去外公外婆家得先坐公共汽车到大致坡，然后顺着土路慢慢走过去。海南话里用铺表示距离，十里一铺，从大致坡到潭冲村大概有两铺路。靠近大致坡镇的那段是白色的沙土，路边是绿油油的稻田和菜地。土路的边上，每隔一定距离有一小块白色的界石，巴掌大小。走上二十分钟左右，路的左侧平地里冒出几块白色巨石。土路在巨石处拐了一个小弯，村里人称作大石角。在一大片葱葱郁郁的稻田里，那几块石头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石头缝里有几棵长不大的小树，在柔和的风里轻轻地摇啊摇。过大石角继续往前走二十分钟，有一个丁字路口，那是蛟塘圩。到了这里，离外公外婆家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从蛟塘圩开始，路面变成了红色的粘土，行列分明的经济林取代了稻田和菜地。树木以橡胶为主，也有一些野生的榕树夹杂其中。偶尔有一些大片的荒地，挨挨挤挤地长满了种类繁多的小灌木，有高有低。阿飞能够叫出名来的基本上都能吃，譬如诺尼、茅莓、刺葵什么的。诺尼又称山棯，是一种桃金娘科植物，小灌木，大的能长两米多高。暑假期间果子成熟，指头大小，熟透了表皮呈紫黑色，很甜。诺尼多籽且难消化，吃多了是会便秘的。文昌有一段谚语，就是说诺尼的：“八月十五中秋期，仔欲吃饼爸没钱。哭的哭，啼的啼，爸带去坡摘诺尼。”许多文昌同乡很喜欢这段谚语，觉得父亲带着孩子在野地里摘诺尼的场景十分温馨，他们可能没有过八月十五在野地里摘诺尼的经验。文昌还有另外一段谚语也是说诺尼的，只是知道的人不多：“六月六，熟落丢。”这一段谚语说的是诺尼到了六月初六便熟透了，开始掉落在地上。就是极为晚熟的诺尼，到了农历七月底也该掉光了。“八月十五中秋期”这段谚语，说的其实是中秋节里贫苦的父子在野地里寻找诺尼充饥，但却遍寻不着的那种悲哀。茅莓是一种覆盆子，藤蔓上长着好多尖利的倒刺，村里人也叫拦路虎。茅莓的果子有黄的也有红的，但是以红色居多，微甜又带点涩。刺葵在海南话里叫嘎发朗，是一种相对矮小的棕榈科植物，也叫小椰枣或者小海枣。有大嘎发朗和小嘎发朗两种，大嘎发朗叶柄显黄色，小嘎发朗叶柄显绿色。嘎发朗叶刺坚硬，花儿像一只白色的扫把，嫩花的柄能吃。果子长出来后蓬蓬的好大一捧，没有成熟时和叶柄同样颜色，成熟后都是黑的。果子里面有好大一个核，只有薄薄的一层皮能吃。这一段红土路很长，走到头晕脑胀时，母亲就会允许孩子们停下来休息一小会，到野地里摘点果子吃。又走上一个小时左右，到一小墟，叫做草禄。这里有一所破败的小学，两间杂货店，一座露天电影院，还有一间茶店。如果是过年过节，母亲会在这里买一挂鞭炮。草禄墟离潭冲村已经不远了，经常可以遇见母亲的熟人。如果对方骑自行车，母亲就会央求他捎孩子们一程，她自己慢慢走路。偶尔也碰见开拖拉机的，这时一家大小都可以坐到货箱里面，省点脚力。从草禄墟再走两三里地，过一座石桥，看到橡胶林里间种着些许菠萝，路边朝气蓬勃地长着许多山姜。路突然间拐了个九十度的大弯，拐弯处有一棵横着长的大榕树，这就是外公外婆家的村口了。
外公外婆家的土地和阿飞家的土地很不一样。阿飞家那里是白色的沙土，很干净；外公外婆家那里是红色的粘土，经常弄得阿飞衣服上到处都是，很难洗。到了下雨天，鞋子上沾满了厚重的泥巴，在石头上用力刮都刮不掉，走起路来死沉死沉的。人们都说红土贫瘠，就是最好的水稻种到这里来也颗粒无收。橡胶和木薯是主要的作物，其次是间种在橡胶树底下的菠萝和山姜。阿飞喜欢那一望无际的橡胶林，浓密的树荫抵挡得住夏天里最毒辣的太阳。过了中秋，树梢上的叶片由绿转红，慢慢地枯黄了，随着山风在树林间飞舞。到了过年，树干上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落叶，走在上面沙沙做响。圆滚滚的橡胶树籽掉得满地都是，有点像北方的栗子，但是表面是花的。用小刀在树籽的壳上挖一个开口，小心仔细地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可以当哨子来吹。
小时候阿飞经常跟着外婆和舅舅们去割胶和收胶乳，也帮着摇动胶车压制胶片。割胶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头上戴一盏胶灯就往胶林里跑。到了胶林，把倒扣的胶碗摆正，拿起胶刀在树干上划掉一层树皮。胶乳从新开的切口那里涌出来，顺着一个导流片滴到胶杯里。在漆黑一片的夜里，只有盏盏微弱的胶灯在树丛里摇晃。各种不知名的虫子在草丛里和叶底下蜇鸣，等人走得近了又惊慌失措地骤然打住。胶林里有许多茅草，细长的叶子边上长着白森森的锯齿。被茅草划破是常有的事，最要命的是叶子上的露水顺着伤口渗到皮肉里，又疼又痒。外婆并不喜欢阿飞早早跑到胶林去，说是那里有蛇，恐怕会被咬着。不过阿飞不怕，他从小就知道蛇儿是不会伤害他的。等到所有的胶树都割完了，往往天已大亮。清凉的晨风吹过胶林，树上的枝叶在头顶上互相抚挲发出沙沙的声响。早起的松鼠和小鸟欢快地在枝桠上追逐和歌唱，牛奶般的胶乳嘀嗒嘀嗒地流到胶杯里。金黄色的阳光先是照亮了空中的云彩，然后是树顶上最高的些许枝桠，又慢慢地从树梢的夹缝里洒落下来，温柔地抚摩着地上的落叶和草丛。那一瞬间，茅草叶子上的露珠反射出璀璨的光芒，就连那长满倒刺的拦路虎都一下子变得娇柔可爱起来。到这时候，早起割胶的人们才可以回家吃点早饭。
吃完早饭，又得赶紧回去胶林里收胶乳。不然的话胶乳会凝固在胶杯里，只能够挖出来当废胶卖了。收胶乳的时候要一手拎着一只水桶，另一手拿一把小刮子。走到一棵胶树前面，把水桶放在地上，将胶乳从胶杯倒进桶里。把胶杯倒扣挂回树上之前，还要顺手把粘在胶杯壁上的最后几滴胶乳刮进桶里。橡胶的产量极低，一棵成年橡胶树每天产出的胶乳不过小半个胶杯几十毫升而已，因此每一滴胶乳都很珍贵。小孩子有时候手抖，不小心打翻胶杯把胶乳洒在地上，必定会被大人骂个半死。因为村里的土地被挖成了水库，每户人家分到的地块就很小。一户普通人家，地头上只够种个三五十棵橡胶树，每天收得小半桶胶乳。胶乳收回家来，加入醋精搅拌静置一个小时左右，便凝结成了豆腐胶。豆腐胶还得放到胶车上反复碾轧，最后变成薄薄的一张，就是胶片了。隔三差五地有一些说普通话的人骑着自行车到村里来收胶片。大人们都说胶片卖到城里去就会变成水桶和车轮。
潭冲村的边上就是凤潭水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全国上下掀起了一阵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的热潮。凤潭水库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周围许多村子的人们都在水库工地上干过活。水库从1958年开始动工，一直到1976年主坝才建成。阿飞小的时候，每逢暑假寒假都会到外公外婆家住一段时间。外公外婆住的房子紧挨着水库，出门走十几步路就可以下水了。后来回想起来，大概是屋子修得比水库还要早，修水库的时候屋子被划到库区里面去了。那是一栋农村里面很普通的砖头房子。因为年代比较古老的原因，墙面和屋顶的瓦片都是黑的，碰上台风天气还会漏点雨。阿飞喜欢屋前屋后的几丛金镶玉。金黄色的竹竿上透出一丝淡淡的绿。风吹过的时候，竹子的枝桠互相撞击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从竹子的缝隙里，能够看见水库水面上的粼粼波光。在夏天里，外婆会把饭桌搬到竹子底下来吃晚饭。落日的余辉随意地挥洒在竹子上，从水边传来阵阵波涛轻轻拍打在浅滩上的声音，外婆家的大黄狗懒慵慵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住在水库边上的人家有鱼吃。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渔网，经常能够捉到大鱼，很好吃。外公还有一条用六根麻竹拼起来的竹排。到了黄昏时刻，外公就撑着竹排把阿飞带到水库里洗澡。那时候阿飞还没有学会游泳，外公就把阿飞从竹排上扔进水里。当阿飞哭着喊着钻出水面时，外公一竹竿又把阿飞按了下去。在外公的教授下，阿飞很快就学会了狗刨。从此以后，外婆便放心地将家里的大水牛交给阿飞照料。那是阿飞见过的最聪明的大水牛，因为它会自己寻找最鲜嫩的草皮。阿飞早上起来解开牛绳拉着老牛往东走，老牛摇摇头赖着不动。阿飞想要硬拉时，反倒被老牛拉往相反的方向。后来阿飞学乖了，解开绳子爬到牛背上任凭它自个儿走去。村子后面是水库的一个窄小分叉，水相对较浅，离岸不远处有一个小岛，老牛经常会游水到岛上去吃草。说这里水浅，也只是相对于老牛而言，对于只会狗刨的阿飞来说还是挺深的。村里的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放牛。身边还有年龄更大的同伴时，阿飞也曾经尝试着游到小岛上去。一开始踩着泥巴下水，慢慢地水就到了腰间，然后是脖子，然后就得狗刨了。刨上几分钟就停下来试探一下，看看踮着脚尖能不能够着底下的泥巴。如果没够着的话，坚持再刨一小会，基本上就可以踩到实地了。有些时候水大，阿飞看着湍急的流水有点害怕，干脆让老牛独自游过去吃草，自己在岸边远远看着。
外公外婆也有十个孩子，八男两女。在海南话里，比母亲大的舅父也叫做伯父，比母亲小的舅舅还是叫做舅舅。阿飞有四个伯父，四个舅舅。二伯父和三伯父的印象比较模糊。他们两个长得实在是太象，阿飞总是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哪个。阿飞跟几个舅舅更熟一些，因为他们经常带阿飞去玩。早些时候，大舅舅是镇里放电影的。草禄墟露天电影院守门的都认识阿飞。阿飞看电影不但不用买票，还可以坐在放映机的边上看那机器吱吱嘎嘎地转。后来大舅舅在大致坡镇上开了一个店面修理摩托车，放电影的工作就传给了三舅舅。过了些时候，三舅舅也跟着大舅舅修摩托车去了，放映机就传到了小舅舅的手里。再后来，放映机传到了其他人的手里，而大致坡上一共有三家修摩托车的店面，并且都姓邢。因为同业竞争的关系，兄弟之间偶有睚眦，严重时竟然到了动刀动枪的程度。阿飞作为外人，对具体的细节并不明了。只是看到这些同样心疼爱护自己的亲人相互争斗，甚是伤感。
在外公外婆家阿飞最喜欢的是二伯母。二伯母是定安人。海南素有“定安娘子文昌郎”的说法，可见定安姑娘的容貌非凡。二伯母就长得相当好看，说话的声音柔柔的好听得很。二伯母年轻的时候是唱琼剧的，曾经在一个很有名的县级琼剧团当过花旦。阿飞小时候，二伯母的琼剧团曾经到高炉坡小学来演出。小学里有一个排球场大小的土台，剧团就在这个土台子上唱戏。土台子的周围用白布围成一圈，进去看戏是要收门票的。阿飞对琼剧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母亲很喜欢听，心情好了还会唱两段，想来是受了二伯母的影响吧。那时阿飞比较感兴趣的是戏台上一种需要打气才能够点起来的大纱灯。纱灯底下是一个很大的煤油罐子，点的是一片小袋子形状的纱布，点亮起来呼呼做响，照得周围跟白天一样。不过阿飞一直都没有想明白这纱灯究竟是怎么点起来的。阿飞上高中时，琼剧慢慢的没什么人看了。又过了几年，二伯母所在的琼剧团被解散了。二伯母失去了舞台，便和二伯父在草禄墟开了间小茶馆做包子油条的买卖。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小女孩，脸圆圆的眼睛水汪汪的特别招人喜爱，从小就会咿呀咿呀地跟着二伯母唱戏。二伯母给她起名叫艺涯，想来是为了纪念那段从艺的生活吧。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家里的米罐是空的。大伯母在她家灶尾上煮了一碗白米饭端来给母亲吃，父亲就这样把母亲迎过了门。
阿飞上一辈的人们回忆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不约而同的只有一个字：苦。这种苦可以用两个当时流行的口号来形容。一个口号是“日干三刻，夜加一班”，形容人们的劳动时间之长；另一个口号是“大批大斗促大干”，就是说漏工的人是要遭到批斗的。这样辛苦的劳动，得到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报酬。在文昌的农村里，一个劳动日可以挣九分钱。父亲母亲两个劳动力，月底能够分到九斤谷子，碾成大米也就五斤左右。番薯是大部分人家的主粮。做饭时把番薯切碎了放到锅里煮，然后抓一把大米放进去加点饭味。有孩子的人家就做一个布袋，那一点点米要放到布袋里，煮出来的米粒留给孩子们吃。番薯和芋头舍不得削皮，放在簸箕里拿到村头的水沟里用脚踩一踩，去掉泥土就放到锅里煮了。基本上没有菜，吃饭的时候配一点辣椒、虾酱、或者是盐炒椰子条。村里人相争骂架，最恶毒的诅咒之一就是祝你们家吃一辈子的虾酱。
母亲是个倔强的人。父亲赤贫如洗，常被村人看低。母亲嫁过来后，也跟着受了不少白眼。有一回，母亲肚子疼痛无法出工。村里的队长斥责她说：“你这么懒，难道要别人养着你吗？”这一句话，让母亲愤愤不平了一辈子。自从大哥出生，母亲就背着大哥下地干活。阿飞和小妹出生后，母亲身上的负担更重。父亲说那时候除了给孩子们洗澡做饭，其它的事情全都依靠母亲。母亲带着三个娃娃上工，经常被人取笑。偶尔也有好心的乡邻过来抚慰，母亲就说：“自己的孩子自己背，不管多苦都能够熬过来。”那时家里食物不够，母亲放工之后还要走三四公里的路到潭牛镇那边的地里去寻找食物。刚刚收获并且平整过的番薯地，偶尔会有些嫩芽拱出土来。看见这些嫩芽，就知道底下还有些许漏网的细小块茎，村里人叫做番薯拱。母亲把番薯拱挖出来，带回家里煮给孩子们吃。母亲挖番薯拱的时候阿飞还小，并不记得十分真切。但是村里的乡邻们现在都还记得。他们看见阿飞兄妹，都说你们几个是吃番薯拱长大的。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庭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母亲在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之前便违反了这个政策，因此受到了执政者严厉的惩罚。母亲被捉去做绝育手术的具体时间，阿飞记得不甚清楚。只记得有一辆面包车开到学校来把母亲带走，过了好多天才送了回来。当时村里一些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设法东躲西藏，然而母亲却无处可躲。因为她若是躲了，父亲就会失去民办教师的工作。其实躲也没有用，那些曾经到处藏匿的女人们，后来也都一个个被捉走做了手术。类似的遭遇，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发生在数以亿计的女人身上。生育作为人天然具有的权利，被一场号称为国为民的社会实验所悍然剥夺。国家机器的冰冷铁轮，以崇高的名义从人民的血肉之躯上轰然碾过。而人们先是恐惧、进而绝望，进而麻木，然后是习以为常，最后竟然言之有理了。
同样是八十年代初期，农村开始实行分田到户，每户人家只需照顾分到自己名下的地了。父亲母亲在村里分得两幅水田，种了水稻。海南日照充足，气温较高，一年可以种两季水稻。在文昌一带，早造通常是立冬播种，冬至插秧，小满收获；晚造通常是芒种播种，小暑插秧，霜降收获。在播种之前，水田得使唤耕牛犁深耙平。耕地是非常费力的工作，通常都是母亲来做。稻种要用温水浸泡透，然后捂在袋子里催芽，等表面长出白色的短小根须才能播种。种子播下去了，要提防鸟雀来吃。在此期间得用塑料薄膜覆盖苗床，又在田头插上竹枝绑上破塑料袋惊吓鸟雀。这些细活，一般也是母亲来做。到了插秧和割稻的时候，全家大小都要到地里去帮忙，年幼的小妹也不例外。海南的稻田里有很多蚂蝗，藏在浑浊的泥水里悄没声息地叮在腿上吸血。家里没有水鞋，每次下地插秧割稻都被咬得鲜血淋漓。水稻收割之后，得抓紧时间打下稻谷晾晒，不然的话谷子就会发芽。打谷车和扬谷车是村里公用的，数量很少。全村上下同时收割，村人不免相互争抢。为了早点拿到这些打谷车，母亲经常和村里人吵架，吵得很凶。有一年实在抢不到打谷车，焦急的母亲就带着孩子们拿着稻捆在地上又踩又摔，一点一点地把稻谷摔下来。新收的稻谷，要在太阳底下晒干。村头有一个公用的晒谷场，每家分得一小幅。晒谷场边上还有一个仓库，每家分得一个小角落。不过粮食千万不能放在这个仓库，只能放点稻草柴火之类。人们早上把稻谷挑到晒谷场去铺开来晒，傍晚又要聚拢收回家去。家里若是有没上学的小孩或者没下地的老人，就派一个人守在晒谷场那里轰鸟雀。其实防鸟雀倒在其次，主要还是提防别人不小心把自己家的稻谷也收了去。如此往复好多个星期，稻谷才能彻底干透。晒干的稻谷，要先拿去镇上的粮站交公粮和购粮。交完公粮和购粮，剩下的稻谷就不多了，经常不够一家子吃一年的。要是遇到年景不好，倒欠政府公粮和购粮的时候也是有的。
全家搬到高炉坡小学去住之后，母亲在学校边上开垦了几亩荒地，根据时令种点蔬菜、地瓜和花生。到阿飞上小学时，家里基本上能够吃饱番薯饭了。荒地是坡地，没有蚂蝗，让阿飞觉得安全许多。母亲耕地的时候，阿飞就跟在母亲身后。新翻出来的泥土软软的，散发着一种奇特的香味。用脚轻轻一踩，泥土就塌了下去，脚心那里痒痒的，有一种莫名的舒服。家里的牛是一头黄牛，母的，非常和善。早上阿飞兄妹三个轮流着把牛拉出去吃草，傍晚也是轮流着把牛拉回来过夜。母亲也曾经训练阿飞使唤黄牛耕地。然而犁头实在太重，阿飞扶着犁头却跟不上黄牛的脚步，耕出来的线条又浅又歪。后来母亲便让阿飞拉着牛绳走在牛的前面。母亲在后面叫“嗦”就该拉着牛往前，母亲叫“叻”便带着牛左拐，母亲叫“巍”便带着牛右拐，母亲叫“嗷”便拉着牛停下。一开始阿飞记不住每个叫声的含义，然而大黄牛聪明得很，阿飞有点犹豫时便一脑袋把阿飞往正确的方向顶。这样走了两三趟之后，阿飞也就像牛一样记住了。走上七八个来回，母亲和黄牛都累了。母亲坐在田埂上喝水，阿飞便拉着黄牛到附近的小沟里喝水。黄牛喝水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睛，偶尔还竖起耳朵抖一抖，一幅悠闲惬意的样子。阿飞时常轻轻地拍拍黄牛的脑袋，用手慢慢地梳理它肚子上的皮毛，或者是揪下爬在牛尾巴上吸血的牛虱捏死。黄牛知道阿飞很喜欢它。阿飞抚摸它的时候，它就慢慢地转过头来歪着脑袋温和地看着阿飞，或者用牛脑袋轻轻顶一顶阿飞的肚皮，或者将牛尾巴轻轻地甩过阿飞的脸。阿飞从黄牛头上那两旺清凉的春水中想到，牛原来也是通人性的，只要你对它好，它也会对你好咧。
农闲季节里，母亲就到外婆家那边的采石场干活。阿飞在假期里住在外婆家，曾经到采石场那里去给母亲送饭。潭冲村周边并无山丘，巨石产于地表的红土里。采石者在地上挖出大坑，露出巨石。又用凿子在石头上凿出一排整齐的小洞，里面填进雷管炸药。采石者躲到远处的大坑里遥控引爆雷管。一阵晴天霹雳般的巨响过后，空气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硫磺气味，巨石便沿事先设计的线条裂开。男人们用斧凿将炸下来的大石削成整齐的石砖，女人们则用锤子将剩下的不规则石料砸成碎石。母亲常常是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带着锤子出去，太阳落山之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她的手掌上到处都是鼓鼓的血泡，而虎口那里的裂纹则一直都没有愈合过。那段时间里外婆对母亲有颇多不满，甚至偶尔忘记让阿飞到采石场去给母亲送午饭。母亲对此也习以为常。她嘱咐阿飞说：“要是外婆让你给我送饭的话，你稍微给我带一点点吃的就可以了。要是她没让你送也就算了，我可以在外面买点吃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阿飞对母亲的话信以为真。但是在外婆那里呆久了，阿飞便慢慢地发现采石场周围并没有卖东西的地方，而母亲经常是饿着肚子在那里砸一整天的碎石。从此阿飞经常呆在厨房里帮外婆烧火洗菜，有时也挑起水桶到水井去替外婆挑水。等饭菜作好了，便自己装一点点在饭盒里给母亲送去。那时候阿飞个子只比水桶高一点点，力气也很有限，每次装在桶里的水，不过高过桶底一个巴掌左右。从水井走到外婆的厨房挺远，路上还有两个比阿飞还高的坎。阿飞一路上摇摇晃晃的，总是要洒掉好多水。外婆家的水缸很大，将挑回来的水往缸里一倒，就好像根本就没有添过水一样。阿飞要来回忙活好多趟，才能勉强看见里面有小半缸水。外婆看见阿飞在厨房里帮忙卖力得很，逐渐地就不像以往那般健忘了，但是私下里还是向伯父和舅舅们说了好多抱怨母亲的话。有一回阿飞听见外婆跟舅舅们说：“阿秋（母亲的小名）已经嫁出去这么久了。要是回来看看我，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可是她要在这里干活挣钱，总该给我交房租和伙食费吧。”阿飞在送饭的时候把偷听来的话说给母亲听。母亲涨红了脸，好久都说不出话来。那天下午，母亲把算好的食宿费交给外婆，然后带着阿飞回到父亲的学校。
为了给孩子们筹措学费，母亲又开始养起了母猪。家里一共有两头母猪，一头粗壮，一头瘦弱。粗壮的那头是先养的，家里叫它猪老大；瘦弱的那头是后养的，家里叫它猪老二。学校里不好盖猪圈，母亲就用绳子在猪脖子上绕一个圈，然后系在父亲宿舍旁边的小树林里。不过再粗的绳子也有被磨断的时候，获得自由的母猪忙不迭地奔向邻村的田地里头乱拱，吃个肚子滚圆才恋恋不舍地回来。还由不得母亲把母猪重新绑好，便有村人循迹骂上门来。母亲虽然理亏，受了辱骂还是忍不住要还嘴。两个人就站在那里对骂，一直到日落西山才各自回家做饭。虽然两头母猪屡屡给母亲惹祸，母亲可一点都不亏待它们。每每忙完了地里的农活，母亲就去树林里割猪草。猪草要切碎了和米糠拌在一起煮熟，然后加入豆渣饼泡软，等到凉下来了再喂给猪吃。两头母猪被母亲照顾得很好，每年都能够各下两窝猪仔。虽然猪老大和猪老二都是黑猪，但是猪仔清一色都是白的，这让阿飞觉得非常惊奇。大概是母猪品种不同的原因，猪老大家的猪仔生下来就比猪老二家的猪仔大好多，但是都红扑扑的惹人喜欢。猪老大通常要比猪老二多下两三只猪仔。有一回猪老大和猪老二同时生娃，猪老大家的仔子太多，总有一只小仔子抢不到奶头，只好把它抱到猪老二那边去吃奶。猪老二对此毫不在意，好像抱过来的那只就是它自家的娃似的。小猪们长到一个多星期时，就可以吃猪菜和米糠了。为了让猪仔们赶紧长大，母亲还让阿飞兄妹到草丛里捉蜗牛回来煮了给猪仔们吃。学校周围到处是及腰的杂草，在潮湿的草根那里爬满了肥大的蜗牛，兄妹三个每天都能够捡回好大一袋子来。捉回来的蜗牛集中养在一个大缸里，每天拿出一些来放在锅里煮。蜗牛煮熟了要把壳去掉，里面的肉挑出来伴在猪食里，小猪们咂咂作响地吃得欢天喜地。猪仔们长到三四个星期时嘴巴上就很有力气了，经常把家门口拱得到处都坑坑洼洼的。虽然两头母猪都是系在树下的，但是猪仔们可没法系。它们常成群结队跑到野地里去挖蚯蚓吃。到了喂食的时候，母亲就拿出一个饭盆来当当当地敲。这是家里召唤猪仔们回家吃饭的暗号。猪仔们听到饭盆敲响的声音，就哭着喊着从田野里飞奔回来，嗷嗷叫地围着猪槽团团打转，等待将要到来的美餐。吃饱喝足后，它们就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打鼾，小肚皮还颤悠悠地此起彼伏。 夏天里猪仔们怕热，阿飞经常从水井挑水回来劈头盖脸地给它们冲凉，因此它们通常都很干净。阿飞有空时喜欢抱着猪仔们玩。它们乖乖地呆在阿飞的怀里不哭也不闹，一双黑眼睛看着阿飞咕嘟咕嘟的转。时间长了，猪仔们都不怕人，喜欢和人玩耍。家里来了客人，都夸猪仔们可爱，都喜欢抱起来摸一摸，或者是拍一拍脑袋。母亲养大的猪仔，在镇上的猪客那里是出了名的。猪仔们长到一个月左右， 就会有猪客上门来预定。等它们长到两个多月，猪客就把它们装到笼子里运到镇上，赶集的村民都惊叹于它们的生气与肥壮。它们终将会被卖到不同的农民家里，会得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待遇。
潭牛镇上有个牛客，名叫老九。牛客不仅管杀牛和卖牛肉，还管养牛。母亲跟老九商量，把老九辖下的二十几条水牛都拉到家里代养。母亲不要工钱，只要每个月到老九那里切一点牛肉。其实母亲看中的不是牛肉，而是牛粪。牛粪是极好的肥料，周围种甘蔗和西瓜的大户都要买牛粪下到地里。母亲在宿舍门口的小树林里清理出一块地方存放牛粪。每天早上，母亲踏着露水把牛群牵到田野里吃草。傍晚时分，母亲又把牛群从田野里牵回来过夜。稍微有点空闲，母亲就挑着一对簸箕跟着牛群走，把一堆又一堆的牛粪收到簸箕里挑回家来。每天晚上母亲精疲力尽地回到家的时候总是又脏又臭。但是母亲并不在乎，她总是微微地笑着说：“今天的运气不错，有好几头牛都多拉粪了，整整多捡了一簸箕呢。”母亲从来不让孩子们帮忙捡牛屎，说是脏。慢慢的，母亲代养的牛多了，也叫阿飞兄妹帮忙早上把牛群牵出去，晚上再把牛群牵回来。母亲经常嘱咐阿飞兄妹要给牛找好草场，这样牛会长得肥壮，拉的牛粪也会更多。后来母亲养成了挑着簸箕出门的习惯，路上看见无主的牛粪就捡起来。有时母亲刚把一坨牛粪扒拉到簸箕里，路边蹦出个村妇来硬说那坨牛粪是她先看见的。两个人就站在路边放声大骂，争夺一坨无主牛粪的所有权。那几年里，学校周边有好几家人抢着捡牛粪卖肥料。有些人往捡回来的牛粪里面掺土和稻草，这样能够多卖一点点钱。母亲不这样做，她说做生意首先要老实，不然的话客人都会跑掉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开着拖拉机人到家里来买母亲的牛粪。他们都说母亲捡的牛粪最为正宗，价钱也要比给别家的好一点点。
阿飞上初中时，祖籍文昌的新加坡华人白秀华与海南省政府直接控制的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合作，将博彩行业引入海南。世界各地的博彩行业，大都以随机性抽奖以示公平公正。白小姐的彩票与众不同。她不仅明示抽奖结果是受控出现的，又以“新加坡白秀华法师”为名发布隐晦的诗句，暗示即将出现的中奖号码。每期开奖结果出来，竟然与坊间流传的诗句颇有相通之处。本地的报纸和广播也不遗余力地为白小姐的彩票宣传，似乎一个人只要不是太笨并且稍有运气就会一夜暴富。在种种明示与暗示之下，整个海南社会都为彩票事业而疯狂，历时二十余年而不衰。由省信贷投资公司发售的彩票，叫做公彩。也有一些私人老板用公彩的开奖结果自设奖池发售自己的彩票，叫做私彩。私彩自然是非法的，但是奖金额度比公彩高，给零售者的返点也要高一些。用普通人的话来说，就是公彩太黑，还是私彩老板大方一点。在大致坡的大舅舅托人帮母亲争取到了一个零售彩票的名额。从此，母亲每天都早早赶到潭牛镇上，找一个人流较多的位置，支起一张小桌子卖彩票。那时候潭牛镇上卖彩票的人很多。为了争夺位置，母亲常常与其它卖彩票的发生冲突，当街骂架。和大部分彩票零售者一样，母亲既卖公彩也卖私彩。工商执法来查的时候，把公彩放在桌子上面卖；工商执法走了之后，把私彩放在桌子上卖。其实工商执法也不是不知道，只是通常并不追究。其实他们下班之后也买彩票，并且都是买私彩。就是靠着母亲卖彩票得来的微薄收入，阿飞兄妹三个才得以读完中学和大学。
父亲退休时，学校收回了分给父亲的宿舍。父亲母亲两个人辛苦劳累了几十年，不但没有攒下一点立锥之地，反倒是镇上信用社的账户里还有一些旧债。父亲母亲没了居所，只好搬回到村里去。爷爷传下来的那间小屋已经年久失修，屋顶还被台风刮下的树枝砸了个洞。父亲母亲把这间老屋稍作修缮，住在里面。因为地方实在太小，父亲母亲忍痛处理掉了在高炉坡小学用了二十多年一些家具和其它旧物。父亲母亲搬家时，阿飞尚在美国，没有亲历。等阿飞再次回到文昌时，小时候读过的书和写下的日记都荡然无存，只剩下几本相册和集邮册子。父亲母亲搬回村子时的种种狼狈，可见一斑。镇上信用社的贷款，是在阿飞兄妹三人工作多年以后才还清的。到2007年底，兄妹三人又合力在文昌买了一套单元房。直到这时，父亲母亲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地方居住。
阿飞上小学时，母亲闲暇时常常和马路对面的一位大婶聊天。两个人都叹气说自己是三两命。阿飞那时虽然年少，也隐隐约约懂得就是命苦的意思。母亲年轻的时候，饱尝了被人蔑视和欺辱的滋味。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母亲用她的委屈、坚韧、彪悍、泼辣奋力支撑起这个家庭。母亲六十多岁时，国家开始加大了对教育行业的投入，父亲的退休金也有了一些上调。直到这时，父亲母亲总算是不用为温饱担忧了。
阿飞长大之后，偶尔看到《袁天罡称骨歌》。在三两命那里，如此写道：
劳劳碌碌苦中求，
东奔西走何日休；
若能终身勤与俭，
老来稍可免忧愁。
Themocracy
[…] 妈妈的故事，之前我在《椰风昨夜来入梦（二）》这篇文章里写过。《牵牛妇》这首诗，写的是其中一小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