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记

By , 2020年3月30日 7:54 下午

关于歧视,并不存在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因此,在展开讨论歧视这个论题之前,我想先引用几个比较常见的说法:

- 基于种族、年龄、性别等因素不公平或者带有偏见地对待不同的个人或者群体。

- 个人或者群体由于其背景或者某些特征而受到比其他个体或者群体更差的待遇。

- 个人或者群体由于被认为属于某个特定社会阶层或者社会分类而受到比其他个体或者群体更差的待遇。

在许多情况下,歧视体现为个人或者群体被污名化,被边缘化,遭受排挤,无法获得公平的居住条件、教育机会、工作机会、甚至是生存机会。

在之前的记录中,我提到一位朋友在购买手纸时有一位白人大妈“口里对亚洲人骂骂咧咧的,连报应这样的词都说得出来”,就是一种典型的污名化。污名化背后的所谓“理由”,便是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华裔是病毒传播者的说法。这样的说法是否有道理,我们暂时搁置。在这个特定案例中,一个群体(华裔)由于其背景或者某些特征(肤色相似,长相相似,来于同一地理区域,具有相同文化背景)而受到了带有偏见的对待。

许多华裔认为这是歧视,反之亦然;许多白人认为这不是歧视,反之亦然。

新冠病毒具有极强传染性,是个客观事实。为了对疫病进行控制,政府需要采取某种程度的隔离措施,也有法律依据。一旦采取隔离措施,来自病区的个人或者群体(湖北人,或者中国人)必然受到比其他个体或者群体(他省人,他国人)更差的待遇。1 月23日,武汉封城,许多国人认为这是为了控制疫情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并非对武汉人的歧视。从2 月份开始,许多国家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本国公民或者绿卡除外),许多国人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歧视。3 月中旬之后,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控制,其他国家开始爆发疫情,中国开始禁止来自其它国家的旅客入境,许多国人并不认为这是对外国人的歧视。

在这里我反复用了“许多”一词,只是说明存在这种现象,不足以说明是否属于“多数”或者是“少数”。

这个例子的重点是,在疫病隔离这个特定场景中,差别对待是客观存在的,对歧视的认定是非常主观的。

主观的认定,便与人所处的位置有关。换句话说,你是属于那个由于隔离政策而被边缘化、被排挤的那个群体,还是属于那个由于隔离政策而受益的群体。

一直到这里为止,许多人还是可以接受“在湖北省解除封城措施之后,国内各地对湖北人采取隔离政策不是地域歧视”这个观点的。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传染病防治法》的支持: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并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即时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上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解除隔离措施。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没有说明外出务工人员的隔离费用应当由谁承担。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北京要求被隔离者承担隔离费用,许多其它城市也是如此。北京是首都,对其进行讨论存在诸多不便;在非常时期,各个城市的政策变化也非常快。为了避免误解,就用某市举例吧。

一、从控制疫病的角度来看,某市是隔离措施的受益方。
二、一个身体健康的湖北人到某市来打工,某市对其采取了隔离措施。
三、一个身体健康的湖南人到某市来打工,某市未对其采取隔离措施。
四、这个身体健康的湖北人被隔离,本身就是一种差别对待。
五、这个身体健康的湖北人还要为这种差别对待付费。

换句话说,自费隔离政策相当于一个自带复读功能的大喇叭,反复向湖北省大声疾呼:“湖北人,你不要过来!湖北人,你不要过来!”

为什么要湖北人不要过来呢?因为你可能有病。

湖北人固然可能有病,但是在湖北省已经全面解除封城措施的前提下,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对湖北人的污名化。即使是身体健康的湖北人,也由于属于湖北人这个群体,被自费隔离政策所边缘化、被排挤,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然而,这样的政策似乎是合法的,至少,不是毫无争议地不合法的。

1901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移民限制条例》,以法律形式确立对华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政策。

1975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反种族歧视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全体澳大利亚人不分种族、肤色与信仰,一律平等。

2014年,澳大利亚政府试图修改《反种族歧视法》第18C条款。该条款规定公开“冒犯、侮辱、羞辱及恐吓”个人或群体的行为属于非法,而修改此法案即是要取消这些制约。在来自华人社区的压力之下,澳大利亚政府最终放弃了对这一法律的修订。

其它类型的污名化呢?

这次疫病的发生,真的是因为湖北人更爱吃野味吗?至少在疫病爆发的前期,我看到了许多类似的观点。也许,我也曾经参与其中,但是后来选择性地失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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