蹦蹦娘

蹦蹦娘，蹦蹦娘，
蹦去床下蹦去窗。
蹦去墙角捉蚊子，
蹦去灶前睡匾筐。

蹦蹦娘，蹦蹦娘，
蹦去床下蹦去窗。
蹦去门口神龙吃，
蹦去人室做新娘。

蹦蹦娘，蹦蹦娘，
蹦去床下蹦去窗。
蹦去室顶等天光，
蹦去天上看月娘。

蹦蹦娘，蹦蹦娘，
蹦去床下蹦去窗。
蹦去四山做扰攘，
蹦回室去抱阿娘。

 

蹦蹦娘是啥？

《蹦蹦娘》是一首摇篮曲，这也决定了它的曲调是比较平缓的，是缺乏跌宕起伏的。不过，作为一首民谣，它还是有一些灵活变化的成分，譬如说每个小节最后两句的曲调就不太一样。民间在唱民谣的时候，根据情景的不同，曲调和歌词都是经常发生变化的。这个版本的歌词，是我为正在撰写的短篇小说《山林寂寂》整理改编的，歌词的内容与小说的内容略略相关。

蹦蹦娘是一种室内常见的小型蜘蛛，学名叫做家幽灵蛛，喜欢在墙角、屋顶、门后、厨下等等暗处结网。别看蹦蹦娘的名字很可怕，实际上它是一种对人类极为友好的小可爱。在农村，小孩子刚刚会爬的时候，往往会爬到床下去触摸它的网，这时候它就会晃动那又长又细的腿在蜘蛛网上晃晃悠悠地蹦起来，就像跳舞一样蹦好长时间，所以被村里人叫做蹦蹦娘。用蹦蹦娘做摇篮曲，大概是因为蹦蹦娘与摇篮颇有一些神似之处吧。

蹦蹦娘以蚊子、蟑螂等小型害虫为食，如果在一个地方捕捉不到食物，就会搬家到其他地方去结网，这也是歌词中“蹦去人室做新娘”的由来。

作为一首民歌，《蹦蹦娘》是用本地语言来唱的，在歌词中也不可避免地使用到一些方言，譬如灶前指厨房，神龙指壁虎，四山是四处、到处的意思，扰攘则是胡作非为的意思。在记录民歌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某个汉字在方言中应该如何发音的问题，第二是方言中某个语音语意应该是用哪个汉字代表的问题。

 

文读与白读？

许多汉字，在同一种方言中存在不同的发音，但是表示相同的语意。其中一种发音称为白读，也就是平时老百姓说话的发音，又称语音或者话音；另外一种发音称为文读，也就是正经读书时候的发音，又称读音或者字音。白读是口头使用的发音，它的威望较低，在不同时间、地点、人群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文读是书面语言所对应的发音，它的威望较高，通常被政府所使用以及规范化，不太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由于两种发音的威望不同，文读往往被视为上层语言，白读则被视为下层语言。

从语言的起源和演进的角度来看，白读位于语言的自源层，是语言自然演进的结果；文读位于语言的外源层，是语言受到外来影响的结果。这是因为文读代表着官话，是通过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地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在汉语中，文读通过文教渠道对白读进行蚕食，白读又借助民谣和固定词组反抗文读。在靠近官话的地区，白读被文读淘汰出局，导致方言的消亡；在远离官话的地区，由于文教相对落后，存在白读胜出文读的情况。在汉语方言中，往往用文读的数量来衡量方言受权威汉语侵蚀的程度。

海南岛远离官话区，白读系统完整，文读系统残缺，是白话挤掉官话的典型例子。因此，一首海南话民谣，需要用白读才能被称为是正宗的。

 

本字与假借？

在白话挤掉官话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方言中某些语音语意不知道该用哪些汉字来表达的问题。

许多方言研究者热衷于探讨方言中某个语音语意应该用哪个汉字来表达才是“正确”的，并将他们所认为“正确”的汉字称为方言中某个语音语意的本字。这是对本字的一种误解。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8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本字指的是“一个字通行的写法与原来的写法不同，原来的写法就是本字，如‘掰’的本字是‘擘’，‘搬’的本字是‘般’，‘喝’（喝酒）的本字是‘欱’”。本字问题的出现，是与汉字的进化息息相关的。汉字的演进，可以大致地划分为象形指事时代和形声会意时代，又可以不严格地将大篆作为分水岭。在象形指事时代，字就跟画一样，主要是表意的。在形声会意时代，通过偏旁部首将两个字合并成一个字，表达与某个读音所对应的语意，就出现了表音文字。在象形指事时代，字的数量还比较少，许多语意共用一个汉字；到了形声会意时代，字的数量大大增加，以前曾经用某个汉字表示的语意，现在改用新的汉字来表示了。因此，本字是一个出现较晚的汉字与一个出现较早的汉字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方言中某个语音语意与某个汉字之间的关系。

而方言研究者所谓的“方言本字”问题，主要源自他们对汉语发音系统与书写系统之间关系的认识接近于一团浆糊。

一门语言，包括发音系统和书写系统两个部分。对于汉语来说，我们只有一个书写系统，也就是汉字，但是我们有许多发音系统，也就是许多方言。在汉语中，发音系统和书写系统之间不存在完全映射关系。在语言演进过程中，新的语音和语意是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不断出现的，而新的字需要经过创造、认定、推广的过程。因此，发音系统中的元素数量通常是远大于书写系统中的元素数量的。给定一个汉字，在不同方言中或许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读音。但是某个方言中的某个语音语意，往往不能够找到准确地与之对应的汉字。

这种情况，称之为“方言本字”问题是不妥当的，只能称为“方言用字”问题。首先，方言语音语意与汉字之间的映射问题，不能简单地转换为现代汉字集与古代汉字集之间的映射问题；其次，我们所寻找的方言语音语意与汉字之间的映射，可能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许多方言学者依赖音韵学推断方言发音的古音，又通过古音与古代汉字集之间的联系推断某字即为某方言中某语音语意的本字。这种论证方法的问题，在于论证者不明白逻辑推理中的两个基本原理：（a）弱证据不能推出强结论，和（b）推理链越长，可信度越低。

假设存在一个推理链A->B->C，环节一（A可以推出B）的可信度为90%，环节二（B可以推出C）的可信度也是90%。将这个推理链视为一个串行系统，那么A可以推出C的可信度只有81%（0.9 x 0.9 = 0.81）。显而易见，推理的可信度受限于可信度最低的推理环节，也就是弱证据不能推出强结论。

假设存在一个推理链A->B->C->D，环节一（A可以推出B）、环节二（B可以推出C）、环节三（C可以推出D）的可信度都是90%。将这个推理链视为一个串行系统，那么A可以推出D的可信度只有73%（0.9 x 0.9 x 0.9 = 0.73）。显而易见，推理链越长，推理的可信度越低。

近代方言学者考证所谓“方言本字”，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觅字法”和“觅音法”（梅祖麟，1995）。所谓“觅字法”，就是在《广韵》、《集韵》一类韵书中寻找一个语音和语意最能对得上的字。但是一个古音往往存在多个历史层次，简单地应用“觅字法”，可能会找到多个答案，于是出现了“觅音法”这个补丁。所谓“觅音法”，就是首先区分方言的历史层次，根据方言发音推测它所属的层次，然后在这个层次里寻找一个语音和语意最能对得上的字。此后，其他学者又提出了探义法（杨秀芳，1999）和觅轨法（潘悟云，2015）。无论是觅字法、觅音法，还是探义法、觅轨法，都依赖于音韵变化以及人口迁徙方面的证据。问题在于，即使是《广韵》和《集韵》这样的韵书，也只能被认为是刻舟求剑（用某个较短历史时期的语音代表某个较长历史时期的语音）或者以偏概全（用某个较小地理区域的语音代表某个较大地理区域的语音）的弱证据。在“方言本字”的论证过程中，往往涉及到（a）某某字汉朝如何发音，唐朝如何发音，清朝如何发音；以及（b）某某民族宋朝如何迁徙，元朝如何迁徙，民国如何迁徙。基于“弱证据不能推出强结论”和“推理链越长，可信度越低”这两个基本原理，可以看出，这样去探讨“方言本字”是不能得出可信结论的。

在汉语发音系统内部，存在多个不同的分支，譬如说官话、贛語、闽语、粤语、客家话、吴语、湘语。这些不同的分支存在共享的文化源头，因此具有大量共同的语言元素。除了共享的源头之外，每个分支还有其独有的其它文化源头，由此发展出其独有的语言元素。经过长期的发展，不同的分支之间已经无法相互沟通，应该被视为相对独立的语言来看待。方言的书写，首先需要将方言翻译为官话，再通过官话的书写系统落实到书面。长期接受官话教育的方言使用者，在大脑中已经存储了大量方言与官话之间的映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不假思索地完成方言和官话之间的翻译，从而建立起方言和官话是同一种语言的假象。因此，很少有方言学者能够意识到，“方言用字”问题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翻译问题。

既然是翻译，就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要采用“信、达、雅”作为评判的标准。仔细探究，无论是觅字法、觅音法，还是探义法、觅轨法，其核心其实都是方言向官话翻译过程中的假借。所谓假借，就是借一个现成的汉字，用来表示方言中某个语音语意。假借的媒介，可以是被借汉字与方言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发音（音译，以音为媒，音近意不一定近），也可以是被借汉字的语意与方言的语意相同或者相近（意译，以意为媒，意近音不一定近）。与“方言本字”之言之凿凿相比，假借是一种严谨与开放的学术态度。通过假借，作者承认所使用的字和词不过是翻译过程中的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可以是存在问题的，也是允许批评与讨论的。

在《蹦蹦娘》这首民谣中，“扰攘”这个词，属于假借，算是意译。就连“蹦蹦娘”这个词，也属于假借，算是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