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记——徐州DNA鉴定及其他

By , 2022年2月25日 6:38 下午

如下内容摘录自新华社2022年2 月23日发布的《“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十三问》一文:

调查组负责人:杨某侠真实身份为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小花梅。事件发生以来,网民对杨某侠真实身份提出了多种质疑。2022年2月9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原名花某英)血液样本与普某玛(小花梅母亲,2018年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13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又对桑某罗(小花梅大舅)、李某元(小花梅小舅)、沙某付(小花梅大姨)、李某梅(小花梅小姨)血液样本进行DNA检验比对,与杨某侠均符合亲缘关系。2月2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检验对象的检材再次进行检验比对,检验结果与之前一致。综合DNA检验比对、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就是小花梅。

如下内容摘录自江苏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DNA鉴定技术专业主任苏勇接受采访时的视频,不完整:

四、鉴定意见

1. 送检的马甲上的1 份附着物(202200135-3-81号)检出的STR分型,与光某英的血样(202200135-2号)在D3S1358等23个STR基因座基因型相同,似然率为2.62 x 10^30。

2. 送检的马甲上的1 份附着物(202200135-3-129号)检出的STR分型,与马甲上的1 份附着物(202200135-3-134号)检出的STR分型在D3S1358等23个STR基因座基因型相同,似然率为2.00 x 10^30。

3. 送检的马甲上的2 份附着物(202200135-3-5、202200135-3-117号)检出的STR分型,与花棉袄上的1 份附着物(202200135-4-11号)检出的STR分型在D3S1358等20个基因座基因型相同,似然率为2.02 x 10^26。

[略去相似内容]

7. 送检的羽绒服上的1 份附着物(202200135-5-3号)检出的STR分型,与李某梅的血样(202200135-7号)在D3S1358等23个STR基因座基因型相同,似然率为7.18 x 10^32。

8. 送检的花棉袄上的一份附着物(2022000135–4-11号)检出的DNA所属个体与杨某侠(202200135-1号)符合单亲遗传关系,亲权指数为7.55 x 10^6。

9. 送检的花棉袄上的一份附着物(2022000135–4-11号)检出的DNA所属个体与光某英(202200135-2号)符合单亲遗传关系,亲权指数为5.21 x 10^7。

[略去相似内容]

根据这些不完整的鉴定意见内容,可以判断此次鉴定所依据的技术规范为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2016年9 月22日发布的《亲权鉴定技术规范(SF/Z JD0105001 – 2016)》。送检的物品至少包括一件马甲(202200135-3号)、一件花棉袄(202200135-4号)和一件羽绒服(202200135-5号)。根据检材编号推断,在马甲上至少提取检材134份,在花棉袄上至少提取检材11份,在羽绒服上至少提取检材3 份,共计提取检材148份或者148份以上。杨某侠与光某英之间的姊妹关系,是通过花棉袄上提取的2022000135–4-11号检材确定的,推理过程如下:

已知一:鉴定意见第8 条,检材与杨某侠符合单亲遗传关系。

已知二:鉴定意见第9 条,检材与光某英符合单亲遗传关系。

推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这个推理过程,是存在逻辑缺陷的。首先,鉴定中采集了至少148份检材,只在一份检材中发现了如上联系,只能算是一个孤例。当然,考虑到视频中没有播放完整的鉴定意见,这个质疑可能是错误的。其次,从光某英保存的马甲、花棉袄、羽绒服上提取的检材,存在多个可能的来源,包括:光某英本人、普某玛(光某英母亲,A)、普某玛之后夫(光某英之父,B)、与普某玛有亲密接触的其他人(C)。在无法确认普某玛是鉴定检材之唯一来源的前提下,基于鉴定意见第8 条和第9 条,存在多个可能的推论,包括:

选项一:普某玛(A)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可以进一步推论杨某侠可能是小花梅。

选项二:普某玛之后夫(B)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不能进一步推论杨某侠可能是小花梅。

选项三:与普某玛有亲密接触的其他人(C)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不能排除杨某侠可能是小花梅。

由此可见,在不预设立场的前提下,假设如上所述DNA鉴定意见全部真实可靠,亦不能简单粗暴地得出杨某侠即是小花梅的结论。

实际上,为了保证鉴定检材的有效性,《亲权鉴定技术规范(SF/Z JD0105001 – 2016)》对检测样本提出如下要求:

5.1 采样要求

对于三联体,采集被检测男子、孩子生母与孩子的样本用于检验;对于二联体,采集被检测男子与孩子的样本用于检验。样本一般是血液(斑)或口腔拭子(唾液斑),其它人体生物学材料如精液(斑)、带毛囊毛发、羊水、组织块等亦可作为亲权鉴定的样本。对于接受了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的当事人,应避免采集其血样作为检验材料,宜取其口腔拭子(唾液斑)或毛发进行检验。样本必须分别包装,注明被采样人姓名、编号、采样人、采样日期等,置于冰箱冷藏或冻存。

普某玛去世于2018年,光某英所保存的马甲、花棉袄、和羽绒服可能很难满足“置于冰箱冷藏或冻存”的采样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亲权鉴定技术规范(SF/Z JD0105001 – 2016)》进行此次鉴定的有效性,并非无可置疑。

鉴定光某英与杨某侠是否同母所生,是否必须通过一份来源可疑、保存不善的检材来建立联系呢?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2018年11月8 日发布的《法医物证鉴定线粒体DNA检验规范(SF/Z JD0105008 – 2018)》可能是一个可选的方案。该规范的适用范围与采样要求如下:

1 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法医学DNA实验室进行人类线粒体DNA检验的基本要求、检验程序、结果比对与解释、鉴定意见和鉴定文书。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法医学DNA实验室采用线粒体DNA遗传标记对母系亲缘关系如母子(女)、隔代外祖母/外孙(女)、舅甥关系、姨甥关系、同母的全同胞或半同胞进行亲缘关系鉴定。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法医学DNA实验室对降解严重的毛干、骨、牙等生物检材,在无法获取核基因组DNA或核基因组DNA量不足而无法完成检测时进行线粒体DNA检测,帮助个体身份信息的确认。

5.1 采样要求

5.1.1 毛根、毛干、指甲、陈旧骨骼、牙、核 DNA 检测失败的血痕、组织等生物检材均可考虑检测mtDNA。进行同一母系关系比对时,尽量采集同一种类型的生物检材。

5.1.2 样本应分别包装,注明被鉴定人姓名、编号、采样日期等。

5.1.3 样本采集后应冷藏或冷冻保存。

5.1.4 采样单须在案件鉴定完毕后同其他原始技术记录一并存入档案。

​在光某英与杨某侠均健在的情况下,基于《法医物证鉴定线粒体DNA检验规范(SF/Z JD0105008 – 2018)》,不需要母体检材即可做出如下鉴定意见:

7 鉴定意见

7.1 根据 mtDNA 检验结果进行鉴定意见判断,一般分为三类:排除、不排除或不确定。

7.2 鉴定意见判断可参考以下原则:

a) 证据样本与对照样本的 mtDNA 序列相比对,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碱基差异(不包括长度异质性),可以排除两样本来自同一个体或同一母系;

b) 证据样本与对照样本的 mtDNA 序列相同,不排除两样本来自同一个体或同一母系;

c) 证据样本与对照样本的 mtDNA 存在不同异质性位点信息,不排除两样本来自同一个体或具有母系亲缘关系的两个体;

d) 证据样本与对照样本的 mtDNA 序列存在一个核苷酸差异,且均未检测到异质性,不确定两样本是否来自同一个体或同一母系

对比《亲权鉴定技术规范(SF/Z JD0105001 – 2016)》与​《法医物证鉴定线粒体DNA检验规范(SF/Z JD0105008 – 2018)》的文本,在普某玛去世数年的前提下,鉴定光某英与杨某侠是否同母所生,《法医物证鉴定线粒体DNA检验规范(SF/Z JD0105008 – 2018)》似乎是一个比《亲权鉴定技术规范(SF/Z JD0105001 – 2016)》更加可靠的选择。

写到这里,突然不由得笑哭了。无数人都已经说过了,杨某侠她是一个大活人,为什么不直接问她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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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被拐卖之后被拘禁、被强奸二十余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将此经历称为“共同生活”。在江苏省,拐卖妇女似乎只是在交易的那一刻是违法的。一旦钱人两讫,交易结果便被法律所保护,受害者即被当做罪犯的“家庭成员”看待。

罪犯董某民只是一个普通的贫苦村民,并不具备超出常人的社会活动能力。2000年,在没有受害者身份证的情况下,董某民顺利办理了结婚证。2011年,在江苏省已经普及二代身份证的情况下,董某民给受害者购买了假身份证。这个假身份证是一个二代证,沿用至今。我们知道,身份证与户口几乎是绑定的,并且统一归公安机关管理。2020年董某民为受害者办理落户时,没有更换新的身份证。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这个假身份证实际上是可以一个通过公安系统检验的真身份证。2022年,体制内工作人员爆出在民政系统内董某民的婚姻状态为未婚,如果这个信息可信,可以推断2000年的结婚证是假的,2020年受害者可能亦不是以董某民之妻的的身份落户。如此种种,似乎表明江苏省存在一个运作多年、功能完善、快捷便民的拐卖妇女产业链。​江苏省联合调查组对这个假结婚证的承认,更加凸显了江苏省拐卖妇女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在讨论杨某侠之悲惨命运时,许多人都引用谢致红与贾鲁生1989年出版的《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一书中的数据:“1986年以来,从全国各地被人贩子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有48,100名。”这份数据比较陈旧,乃至于很多人都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拐卖人口犯罪只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事情。西北大学李钢教授等在2018年发表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1) 时间演变特征:年际变化上,中国拐卖儿童犯罪 自 1960 年以来呈波动变化,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增长,到 1993 年达到峰值,此后的 20 年间波动下降。大致可分为四 个阶段:极低发期 (1960—1973)、快速增长期 (1974— 1987)、高发稳定期 (1988—2001)、低发稳定期 (2002— 2015)。被拐儿童的年龄区间随时间呈现扩大态势,1982 年 之后出现 10 岁以上儿童被拐卖的现象。被拐女童在数量上 远少于被拐男童,且年际变化幅度较小。年内变化上,犯 罪发生与气温和节令有一定关系,犯罪量夏半年明显高于 冬半年。

(2) 空间演变特征:中国大部分省份均有儿童拐出, 大多省域被拐男童多于女童,河北、河南、山东拐出女童 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多年来犯罪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以四 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1960—2015 年拐卖现象基本上呈现 由“数地高发”向“全国频发”的格局演进。

过去10年间中国失踪人口的特征,西北大学李钢教授等在2021年发表的《中国失踪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 》一文中也做了充分的讨论。在这篇文章的结论部分,作者如此写道:

本文利用失踪人口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管窥了2015—2019 年中国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时空分布格局与形成机制,主要结论为:

(1) 中国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人口失踪的高发年龄由高到低依次为 8~16 岁、2~7岁、0~1 岁和 60~65 岁,失踪人数男性多于女性。失踪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无意识失踪、 主动失踪和被动失踪;失踪亚类由高到低依次为离家出走、走失、被拐卖、身患疾病、 联系中断与家庭不和,且对应的高发年龄分别为 7~17 岁、3~15 岁、2~9 岁、60~85 岁、 13~40 岁和 18~59 岁。

最近杂事太多,相关资料文献,读便读了,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想法,先就这么乱记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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