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兮清扬

小小锯木厂（曾纪川）

每次下午小学放学，经过老爸在琼文公路村口旁的小小锯木厂时，我都要钻进去溜达一圈。看看泵井旁边有没有人在準备晚上吃的，如果有的话，今天就不用回家了，可以跟老爸还有几个做工的叔叔们在这大快朵颐。能够有肉吃的人生就太美好了。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春风并没有遗忘位于祖国边缘地带的海南岛，我的家乡文昌县谭牛镇企堆大队也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老爸当初在镇企业负责开拖拉机，后来又满世界帮人家锯木。镇企业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瓦解之后，依靠牙缝里省下来的一小笔钱，老爸跟几个叔叔在村口开了一家微型锯木厂。顶上覆盖著廉价的黑油沥青纸，四面透风的大棚下安放着一台巨大的开木台锯。后来为了加工大型木料，又砸锅卖铁搞了一个更加巨型的藤锯，还配上长长的铁制走轨。那时我觉得那就是火车的轨道，而老爸跟叔叔们就是驾驶员，整天沿着那条轨道，推著轨道上的大圆木，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不停的来来回回。无数两个大人还合抱不过来的大圆木在轨道上纷纷解体，变成一片片厚度一致的大木板，大木板又再变成一条条整齐划一的长方形木条。木条在叔叔们铁锤铁钉的热情招呼下，被制成一块块四四方方牢固结实的建筑模板，用来支持城市高楼大厦的建设。每过一周左右，就有一辆32轮的超级大货车到来，将巨大的原木卸载下来，同时还会有两辆东风货车或是解放牌到来，装上满满的建筑模板。这个时刻往往是我最兴高采烈的时候，除了有机会观看各种滑轮工具的轮番上演之余，最重要的是晚上那顿用来招待司机们的大餐。

锯木厂旁边，老爸还用锯下来大小不一的废木料盖了一间简陋的小木屋，用来存放锯子、铁锤、铁钉等工具，里面有一张超级简陋的床。晚上老爸跟叔叔们轮流在里面睡觉看守着锯木厂的木料。如果是村民或邻村的人来拿一些废木料或木屑回去生火做饭那就算了，最担心的是伴随着改革春风催生的小偷们。那时候，所有人的家里都需要木头做家具，见到好的木料顺手牵羊不足为奇。我从来不敢在小木屋里过夜，除了怕黑，还担心锯木厂后面那一大片浓密的桃金娘灌木，随风摇曳的阴影里总像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村里的老人们都说抗日时期，日本人在锯木厂后面的山坡下杀了不少人。

分田到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给我带来另外影响就是推迟了上学。80年弟弟刚出生，家里的农地因老爸锯木在外不能帮忙，只有依靠老妈一个人包打天下。弟弟两岁之前，白天的看护工作就交给了不足七岁的我全权负责。我经常是在院子里一边玩耍，一边还要留意听听有没有哭声。最麻烦就是帮小家伙换屁股下那块破布，一般程序是这样:叫上隔壁张家小我一岁的小伙伴做帮手，一人抓脚、一人拽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将一天到晚拉肚子的小不点从摇篮里捞出来。有一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小家伙一直哭(现在回想应该是肚子饿)，就大力的猛摇摇篮，把竹制成的摇篮横梁都震断了。摇篮像失去动力的直升机一样，直堕地面。地下装满草木灰用来接尿的脸盆也给打翻了，尿灰四处飘扬。老妈回来后，目睹此景，换来的自然是一顿暴打及哭声一片。后来，弟弟两岁可以坐稳走路了，老妈就用两个篮框，一边是弟弟、一边是路边捡来的大石头，一根扁担挑著去种地，我终于可以上学了。

锯木厂的生意很好，产生的废木料木屑很多，为了充分利用，老爸又在锯木厂对面马路开了一家老爸茶店,利用废木料木屑来生火烧茶水。老爸还请来擅长制作包子、油条的姑父来帮忙，利用晚上的时间跟他学习制作点心。老妈又叫上文西中学刚初中毕业的小姨妈来帮忙做楼面。姨妈一大早就带上一篮子包子到距离不远的企堆小学（后来更名青山小学,最近几年因为出生率下降，农村小孩越来越少，小学校舍被转变为乡政府办公室）卖。那时候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晚自习之后都要求住在学校，三年级的我终于可以有早餐吃了。为了增加人流，老爸又搞来一台当时城市里最流行的玩意—桌球。那时候我一放学就帮忙看桌球，负责收钱。没有人玩的时候自己就拿起球杆自娱自乐，只有一个人玩时就跟他对垒。当时人还没有台球桌高，但是球技倒是进步神速。

可惜，老爸茶的生意不像锯木厂，一直没有什么起色，那时候农民们的消费能力几乎是空白，一毛钱一个的肉包子总是卖不完。加上外公看不惯我妈跟姨妈这种拋头露脸的“不务正业”，老爸茶店不到两年就关门大吉了。老爸还是继续专心的搞锯木厂，老妈回家养鸡餵猪种更多地。因为在学校里学习成绩表现较好，加上堂兄在目光远大的伯父指示下转到了谭牛第一小学，我在升五年级的时候也被老爸弄到了谭牛一小。因为学校集体宿舍位置不够，我跟另外一个同样来自企堆小学的同学竟然一起住在一小黎校长宿舍里，那是1986年秋季。

刚从农村转到镇上的学校，也算是进城了，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同。坐在我前桌的小美人除了有漂亮的衣裙穿，竟然还有崭新的24寸单车骑。我除了一个破书包，连圆珠笔都是用笔芯插在小竹子里面制成的，每天吃饭用的破旧铝饭盒还是姨妈在文西中学读书用过的。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自惭形秽！

小学升中学有两样东西我印象深刻：第一件是我小升中全县统考分数是171.5分，与鼎鼎有名的文昌中学招生录取分数线相差0.5分。另外一件是早上考完语文后，老爸骑着一辆破单车，穿着锯木厂的破旧工作服一身臭汗的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海南岛七月份中午猛烈的阳光下，老爸手里还拿着一小串平时看到只能暗地里吞口水的香蕉，我立刻掰开一个，迫不及待的放在嘴里，竟然是拔丝香蕉，生的。

为了那0.5分，老爸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在省里面当大官，我第一次听过的老伯公帮忙，结果还是让人失望（那时候可能还不流行走后门）。可能是有一次被谭牛市丁欺负的后遗症，我不想加入当时流行的复读大军，下定决心在文昌华侨中学也搞出点名堂来。三年努力下来，终于在中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文昌中学继而再考上清华大学，为我们村创造了奇迹。

不知道是因为锯木厂的生意越来越差，还是因为老伯公因帮不上忙而深感愧疚，在我读初一时，老爸搞到了去澳门的单程证，锯木厂转到了以五叔为首的叔叔们手里运作。后来五叔因为要经常出厨（五叔叔的厨艺相当出色）帮人家搞喜事，也退了出来。锯木厂又到了七叔那里继续开工。不过，锯木厂锯的木料也越来越小了，一般都是锯枫树或者是台湾思想树给人家钉鸡笼，养文昌鸡。

今年春节回家，我开车走进新建的锯木厂，跟七叔聊了起来。海南岛要办国际旅游岛的消息传来之后，老家的土地突然变得炙手可热，锯木厂亦因为土地纠纷被邻村逼迁。七叔被迫换了一块地方，离路边更远，规模也更小了，连厂名都不敢挂，担心有关部门找麻烦。“就这些东西，花了好几万块钱，就怕台风来。不搞也不知道干什么，再过几年估计就锯不动了，现在请一个工人成本太高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本？晴儿接手的兴趣也不大，他其实技术也不行。”看着树木掩映下新建的小小锯木厂。身材矮小，两鬓开始苍白的七叔眼神里流露出无奈的表情。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在回家的路上，透过车里罗大佑的歌声，我依稀看到的不只是，小小锯木厂一台冰冷的机器及一堆堆没有感情的木料，更多是一个时代农民挣扎向上、脱贫致富的小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