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兮清扬

村头路（林木木）

发表时间：2016-04-11 18: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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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植被茂盛，大多数的村庄都像是披着绿毯的蜂窝，弯曲的村头路像蜂窝的出口。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天然而隐蔽的“蜂窝”里，在村头路上进进出出，各自演绎着或辉煌或卑微人生。

你到过文昌的乡下吗？若你有到过，那就磨上一杯咖啡，边喝边跟我走一走一条坐落于文昌东阁的村头路。它虽然不断变迁着，但一直在那，见证着从这里走出去又走回来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悲欢离合。

1986·等

对1986年记忆深刻，是因为那一年女满的妈妈突然“失踪”了，回来时抱回一个妹妹。可没过多久，她又不见了。

那一年我跟女满都5岁，女满常跟我到村头玩。村头有条小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在村头玩，可以最先看到进村的人。女满想在这里等她妈妈，这是她想到的距离妈妈最近的地方。

有一次，她哭着跟我说她想妈妈。或许是太小，我还体会不到她的忧伤；或许是第二天我们家要卖猪，我心里满是期待，看着她哭我并不觉得忧伤。她抓着我哭，我竟然对着她笑。

家里卖猪可是一件让我快乐无比的事。在农村，我妈妈属于那种“少生孩子多养猪”的人。每卖一次猪，我不但能吃到那时候罕能吃到的“猪肝粉肠”，妈妈还会带我到东阁去赶集。

赶集也不是空手去的，妈妈会挑上两筐青菜到镇上卖。鸡啼后，我们就出发，沿着村头路走。妈妈挑菜走在前头，小小的我小跑着跟在后头。黑幽幽的村头路上，有时候只有我们母女两人，隐约有鸡叫狗吠和人的叫唤声，还有其他的属于清晨的声音。妈妈总是不断地问我这问我那，有时候还让我唱歌。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她怕黑。

路弯弯拐拐，要走到东方既白时才能赶到镇上。卖菜时，妈妈让我抱着装钱的小菜蓝。我总是抱得紧紧的，以至于妈妈找零钱时，不得不一遍遍提醒“阿侬，手放松点。”卖完菜，妈妈会买一些猪饲料和生活必需品，然后就带我去吃甜豆花。甜豆花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直至今天都没再吃到比它更香甜的食物。

回来时，妈妈仍旧挑着两个筐。一个筐里装着买来的东西，一个筐里坐着我。我常常在筐里睡着，醒来时我们又回到了村头路。路那么小，以至于两边的灌木和枝桠会打在我的脸上，于是妈妈不得不把原来一左一右的两个筐，调整成一前一后。竹筐颤颤颠颠，舒服极了。我添着嘴角边余留的甜豆花香味，想到女满的眼泪。于是问妈妈“女满的妈妈为什么又不见了”。妈妈说“女满妈妈还想生一个弟弟。”

没错，一年后，女满的妈妈回来了，这次真抱回了一个弟弟。从此，他们家就有了5个孩子。她的大姐叫若兰，已经有12岁了。二姐叫紫兰，9岁。她是老三，她妹妹叫女婷。据说，从她二姐起，名字都被赋以特殊含义。紫兰（海南话音同“止拦”），意思是以后若她妈妈再怀孕，就会对女孩子又止又拦，只能生男孩。结果没拦住，女满冲了出来。取名“女满”就是说她们家的女孩子已经满编了，只容男孩来报道。谁料“女婷（音同停）”却还是挤了进来，于是不得不明确地喊停了。

1996年·离

女满的奶奶生的孩子比他妈妈还多，有六个孩子，而且全都是男的。女满爸是大儿子，原来在公家琼剧团里演老生，因为超生离团，就跟了“厚皮班”（即私人当老板的琼剧团）。再后来因为女满妈妈到外地去逃避计划生育，他需要常回家照看，就跟了只在附近村镇演出的公仔戏班。

公仔戏里唱戏的叫“驶公”，一般都一人变着嗓音身兼数角，隆嘴（仆人）、杂脚（杂角）、文生武生都是一个人。这么重要的“驶公”，像女满爸那样经常要往家跑的人担任不来，于是他就当了戏班里的“文牌”，就是奏乐的，拉胡、弹琴或是吹唢呐。

海南文昌的民居，大都屋屋相连，廊廊相通。我们家在女满的上屋，小时的我经常听到她爸爸在屋里练习奏乐，有时还会配乐唱起来。唱腔洪亮，胡音幽咽，琴声清扬，我总听得入迷。梁下燕子静静地望着屋檐，好似它们也觉得好听一样。很多唱词，我都能背地出来，渐渐长大，渐渐领悟它的意涵。“三江景色供图画，六代风流入品话”，很多这样的句子，令我对未知的远方充满向往。

我跟女满说很羡慕她有一个会唱会弹的爸爸，可她却说更羡慕我有一个宠我爱我的爸爸。据说女满爸爸以前很和气，但生了女满二姐后他就经常跟女满妈吵架，连生了女满和妹妹后，他们更是经常大打出手。对姐妹几个说话，她爸总一副严肃的样子，好似随时都可能发脾气。即便后来，她有了弟弟，她爸仍旧一脸愤愤。女满奶奶说那是因为愁闷，子女太多，戏也没唱成。

我们很少看到她爸爸笑，只有那一次。1993年我考上文中初中，这在我们那里可是不小的新闻。我爸爸高兴，摆了酒，还请了女满爸所在的“公仔戏”班。“公仔戏”班，一般都是循雇主家办什么事就演什么戏，唱什么词，对雇主家情况了解越多唱起来就越幽默。

于是，当晚班主（老板）让女满爸不当文牌当“驶公”。我们都看到女满爸那晚在演出时的兴奋和用心，曲终人散后脸上仍是满意的笑。许多年后，我还一直记得他那晚唱的一句词“语文数理顶呱呱，不上“北大”入“清华”。前程似锦美如花，嫁个郎君做大官”。这种“拍马屁”般的祝福词，总是能让雇主家眉开眼笑。

我记得他的这句唱词，但对他的模样却已记不清了。我读初三那年，他就去世了。女满因为家里子女多，上学晚，虽然跟我同岁，她那一年才小学毕业。她父亲去世后，就被带到广东当保姆了。

我记得那是1996年某个夏日的早晨，我们在村头分别。那时候的村头路已经被拓宽了一些，拖拉机和三轮车（海南有人叫“三脚马”也有人叫“三脚猫”）可以通行，只是路面很陡很颠簸。我送女满到村口坐三轮车，她流着泪，这一次我懂得了她的伤悲，也跟着掉泪。她让我经常跟她写信，却又说不清自己的地址，也不知道将被带到什么样的人家，住到怎么样的地方去。

三轮车要开动了，女满还不肯放开我的手，像初恋情人的分别，满是不舍。三轮车终究是开动了，轰轰然，女满好似还在说什么，我却不能听清，只见在上颠下歪的车厢里，她小小的身子一会儿被弹起来，一会儿又被甩了下去。

三轮车掀起滚滚烟尘，沿着村头路向远方开去。村外路边，山捻果正熟。文昌有民谚“八月十五中秋圆，子要吃饼爹没钱。哭的哭，啼的啼，爹到坡上摘一把山捻”。中秋月圆的时候，不知道女满有没有月饼吃，她是再没有爹给她摘山捻吃了。

2006·遇

后来，听说女满两年也会回来一次，但因为我读高中上大学，虽然我们同在村头路上出出进进，但都没有再遇见。

直到2006年正月十五她六叔结婚。六叔在1986年就该结婚的，那年的四月十五，本是他的婚期，可当晚月圆人不圆。女方突然提出解除婚约，叫媒婆将彩礼（方言叫定日）退回，说是两人八字不合。还留话说，村庄太穷，一条村头路那么小，连个车都进不了，娘家人想多送点嫁妆都带不动，兄弟又多，连婚房都是借的。

女满奶奶气得大骂“谁说车进不来的，我儿子自己就有车”。没错，那年20岁的六叔可是“有车一族”，一辆走起来唧唧哑哑的牛车，是六叔的赚钱工具，有时帮人家运菜运砖，收入不多但也能过活。

一个多月后，村里人说，订婚女孩嫁给了一个70岁的番客。这对六叔打击很大，他从“婚房”里搬出来，在村头椰子林里盖了一间木屋，把牛卖了，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在椰子林里养起了文昌鸡。据说，三年后他赚了一笔钱，然后到边海（东阁人对东郊的称呼）跟人合伙养海鲜。现在，他已是远近有名的老板了，村里一些小青年跟着他打杂。

今年的正月十五，40岁的他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孩，给自己置办了一个空前盛大的婚礼。

我跟几个在广州工作的同乡开车回去，只是一年多没回家，变化却让我们惊诧。特别是村头路，原来要走一个多小时，现在只需要20分钟，笔直宽阔，铺了水泥路面，路边还栽种了一些灌木和花卉。我们一度怀疑走错路了，可不远处的一个大石头上，赫然印刻着我们的村名，据说这是生态文明村的标志。

进了村，立刻感受到六叔婚礼的热闹和喜庆，长长的车龙由村头摆到村尾，村子里人声鼎沸，100多桌筵席在竹间树下绵延着。村里的女人忙着端菜送酒，给我们端菜的正是女满。虽然10年没见面，但我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她当天绝对称得上是最美“端菜员”，拉直的长发，化着淡淡的妆。眼睛还是跟我小时候在作文里写得那样，圆圆的黑黑的，像小猫的眼。

当晚，我跟女满睡在我们家的廊屋里。都睡不着，于是搬了长凳在庭院里聊天，听她讲自己的故事。她在珠海当了两年小保姆，工资低，女雇主小气刻薄。后来她进了一家鞋厂，流水线上当工人，她负责塞鞋垫。每天都在胶水味弥漫的车间塞鞋垫，塞了两三年，经过她手的鞋子成千上万，但她还是只懂得塞鞋垫。幸好在鞋厂认识了她老公，两人谈了几年恋爱后，来自福建的他，建议她一起卖茶叶。他们先在珠海卖，后来回到了海口。

她告诉我，海口的铺位不贵，茶叶销量虽然不大，但也能养家。现在女儿三岁了，老公很疼爱，她是不会像妈妈那样一定要追着生儿子啦，她要像公主一样疼女儿爱女儿。

袅袅曲乐，伴着夜风隐隐传来，那是八叔请的琼剧团在演出，戏台设在村头路上。长长的一排屋子，好似只有我跟女满在，大家都去听戏去了。

皓月当空，那月亮与二十年前的月亮一样，只是当晚的女满、六叔和村头路，已与那时全然两样了。

2016年·惊

那一次分别后，我跟女满倒是偶尔会联系，特别是微信风靡后，透过朋友圈都能“偷窥”到彼此生活的点滴。

朋友圈就是这样，你发个图，我点个赞，貌似我们好近，彼此熟知。但其实，分享出去的都不是秘密。秘密是深藏在心里，酝酿到一定时候掀开来让大家大跌眼镜。比如，今年清明节祭祠堂，女满给大家的惊奇。

清明节是我国重要的祭祀祖先的节日，朱子家训里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这些传统的治家格言，以前读着稀里糊涂。可自从参加了一次宗族祭祀后，对这些话的理解就越来越深刻。

妈妈在春节就跟我说，清明一定要回家，因为要举行全族祭祖典礼。我当时心想，我一个嫁出去的女儿，祭祖典礼难道还关我的事吗？

清明前，妈妈不断地追问我买票了没。那时候查机票都没有打折的，好多时段都没有票了。于是问老妈，能不能不回去。结果老妈说：“不回来也行，但你今年假若不回来参加祭祖典礼的话，以后的三年都不可以回娘家。”

“为什么？”我非常不解。老妈说：“没有为什么，这是老家的规定，我们的祖先从迁到这个地方来安家，就有了这种规定。”

于是，我千里迢迢地飞回去。坐飞机，转高铁，坐汽车；经县城，过小镇，穿原野，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村庄。到家才发现，从广州回来，那绝对算是近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澳大利亚都有人回来，台湾、澳门和香港回来的人那就更多了。

而进了祠堂，就没有这些地域划分了，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后辈子孙”。“后辈子孙”在那一天，统统平等。

医生、农民、教师、面包师、酒店老板和果蔬小贩一同念“子孙持家宣言”，同声传递诚信做人、良善处事的祖训，每个人都很认真；泰国的老板、澳门的退休警察、小镇上的建筑工人和农家主妇同台，一同获得“孝敬父母、关爱邻里”的宗族表彰，每个人都很自豪。

祭祖的议程很多，但在那种与祖先“对话”的神秘气氛里，每个人都非常虔诚。我参加过很多的仪式，但好似从来没有一种仪式让我觉得如此真诚。我参加过很多聚会，但从来没有哪些聚会，让我如此有感触。

那种感觉，就好似是你坐在椰树下，随着主祭人的讲述，你看见你的祖先，筚路蓝缕从村头走进来，然后养鸡喂鹅、耕田犁地，生儿育女……他们死了，但他们的生命又融在你的血液里，左右着你对田园庐墓的情感与思念。

女满跟我坐在一起，忽然被主祭人点到名字，让她出来说话。我与周围的三姑四婶都好吃惊，脸上都写满问好。

原来，女满近十年来，一直在资助村里的一个小姑娘读书，从中师读到大专，现在快大学毕业了。那个小姑娘跟她一样，没有父亲，母亲带着她跟弟弟艰难生活着。女满说，她在小姑娘的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希望被爱，更希望有书能读。

风从村头来，我们儿时爬过的莲雾树依然在那高耸着。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会抱着小人书在两颗莲雾树中间的吊床上看，女满总是在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被叫去带弟弟或妹妹。

隔着二十多年的光阴，我现在都能体会到女满当时的无奈。莲雾树开花啦，美好的白色，跟美好的女满一样。这么好的姑娘，真希望再搭两个吊床，买上一打小人书，在村口陪她看上一整天。

只是，村头路虽然一直在那，而我们却都回不去了。

［作者简介］

林文静：文昌东阁人，1998年毕业于文昌中学，后入读兰州大学新闻系。当过记者，现居广州。爱摄影、喜旅游，好码字。小时候爱听谢忠讲故事，现在爱自己编故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南方日报》、《南方周末》、《新民周刊》和《读者》等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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