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兮清扬

我的外公是“市长” （张寒冰）

发表时间：2016-08-02 17: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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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我回文昌办事，同学托我去她叔叔家拿户口本。她叔叔是一位非常谨慎的老人，又因户口本事关重大，他细心地向我同学询问我的身份：“她是谁的孩子？谁的孙子？”我同学机灵一动，脱口而出：“她是市长的外孙女！”此言一出，那谨慎的老人再无疑问，放心地把户口本交与我。

当我同学把这段插曲告诉我，我不禁莞尔。时至今日，当日“威名远扬”的外公已日渐老去，但“市长”似乎是一张不老的信用名片，仍然可以华丽丽地打出去。

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很简单，就是口口相传。我的外公，不是官员也不是干部，却顶着“市长”的头衔大半辈子，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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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热、富饶的铺前镇，有一个特别的小村庄，官方名字“新田村”不甚为人所知，但说起它的别名“铺前洋”却是令人向往的。“铺前洋”很早之前只是一片“洋”，并无村庄。“洋”，在我们的语境里并不是“海洋”，而是指地势较低、平坦无川的田野。小时候，当夏天降大雨，村庄的四周白茫茫一片，真是像极了海洋，我的心里就充分体会了“铺前洋”的含义。

大约清末时期开始，铺前镇沿海的村落如南山、后港的村民们不堪台风的叨扰，一些经济许可的村民逐渐在别处买地建宅，举家迁居。其中一部分村民选择了铺前洋这片离市镇很近而又平坦宽阔的区域。我外公的爷爷，偶然的机会在海边拾到了一颗宝贝（我猜应该是夜明珠之类的），卖了300大洋，于是也在铺前洋买地盖房，移居至此。

铺前洋“地广人稀”，村落呈狭长形状，从村头到村尾，无规则地坐落着不到二十户人家的院子。都是从外迁居落户，铺前洋的村民们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据说在文革期间，本村的地主们并没有受到多大委屈。

外公只有一位兄长，早年就下南洋去了新加坡，他相当于是孤单一人的。外公小时候上过两年日本人办的小学，他至今还会讲那几句日语问候语。外公的求知欲望和自学能力都很强。他自学汉字，喜欢看报纸杂志，还写得一手漂亮刚硬的钢笔字。

在还没有“分田到户”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外公是新田村的生产队长。那时候实行的是“大锅饭”，每家每户的唯一目标，就是挣足工分。家里的劳动力比较充足，外公就可以潇洒一点。他经常逗留在区、公社的办公室，看报纸、与人谈天说地，打发时间。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外公不当生产队长了，他待在市镇上的时间更多了。乡下人俗称墟镇为“市”，就这样，人们戏谑地称他为“市长”。“市长”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他整日悠晃在市镇上。到后来，外公在市镇上经商行事，由于做生意的信誉和做人的口碑俱佳，“市长”竟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尊称，以至于有人不知外公本名而只知“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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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对于铺前镇的印象，总是明晃晃的阳光，鱼腥香的市场，蜿蜒曲折的铺前老街。长大后才逐渐读懂了家乡的历史：它的荣光和沉默、繁荣与衰败。作为海南岛重要港口之一的铺前港，承载着众多华侨的记忆。清末民初，海南岛北部很多民众陆续从铺前港启航，前往东南亚一带国家谋生。有些人永远地消失在海上了，有些人在异乡落地生根了，有些人发达后则陆续衣锦还乡，在铺前港岸边建起一栋栋东南亚风格的楼房，形成了狭长弯曲的铺前老街。当时，铺前港和铺前老街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经贸繁荣。之后的岁月里，铺前老街沐浴了几年战火、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洗礼。终于到了苏醒的八十年代，“鱼米之乡”铺前镇又焕发了勃勃生机，人们的生活逐渐变得多姿多彩。

铺前镇有一个特别的群体，就是群居在海边的疍家渔民。他们自广西而来，以打渔为生，以渔船为家，最早只是暂居在铺前的海岸边。久而久之，他们中的一部分便定居了下来，我们都称他们为“铺渔人”。经济搞活后，人们对海鲜的需求释放了，铺渔人的收入提高了，又反过来刺激了小镇的需求，由此，小镇的经济进入良好的内部循环，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1985年，外公与人合伙，在铺前老街，开办了一家商铺，美其名曰“华侨幸福商店”。“华侨”是为了表达外公对他兄长的想念之情，“幸福”则是我大舅的乳名。大约在1988年，外公的合伙人迁居县城，也从商店退了股。于是，我母亲被外公叫去协助他打理店铺。

“华侨幸福商店”是一家专卖食品干货的店铺，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从红糖白糖到冬瓜糖，从红枣枸杞到桂圆，从香菇木耳到腐竹，从紫菜淡菜到发菜，从虾米鱿鱼到蚵肉……店虽不大，各种干菜应有尽有。当时的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常喜欢买些干菜改善伙食。店里最常来的顾客要数铺渔妇女。我仍记得她们最喜欢买的是香菇和虾米。零售只是店里的一部分生意。“大桩”生意乃是来自于婚宴。海南乡村婚宴的菜谱就是由各种干菜组成的。婚宴由专业厨师承接，而婚宴所需的材料可由厨师采购，也可由主家采购。无论谁采购，“华侨幸福商店”是供货的不二之选（最早的时候，镇上只有这一家干货店，后来，陆续开了多家，竞争也日益激烈）。婚宴材料的采购是一门学问，控制预算和用量是头疼的事情。采购多了，浪费；采购少了，可是要出大事的。在这方面，外公是行家。他根据婚宴计划邀请的人数及主家的财政状况进行配备，提供合理的菜谱、性价比合适的用料和用量，最终核算价格，往往令主家期待而来、满意而归。外公做生意童叟无欺，他的货真、价实且量足，因此“华侨幸福商店”的信誉和外公的个人口碑都逐渐为人所称道，“市长”的名号也越来越为人所知。外公的个性其实并不精明，相反，他是很单纯天真的。他能够在市镇上立足做生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他有多聪明或能干，而是因为他最初的灵敏嗅觉以及后来的诚信经营，也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比较单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很容易建立和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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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里的营收好，外公一向遵纪守法，规规矩矩纳税，久而久之，就成了工商税务部门的座上宾，一直作为光荣的纳税代表出席各种表彰会。外公还乐善好施，哪里修桥铺路需要捐资，他总是慷慨；学校建设校门和教学楼，他也几次捐款。那一年八月底，我带着表妹去学校办理新生入学手续。去了才被告知，表妹的岁数还不够。后来我急中生智，告诉老师说表妹的爷爷是何许人，他对学校有捐助。那老师频频点头，马上就为表妹办理了入学手续。

外公轻农重工商，喜交朋友。他长得高而帅，一头染过的黑发总是一丝不苟、光滑顺溜。只要天气许可，他总是西装革履，穿着很是齐整干净，从他中老年的形象仍可以轻易想像他年轻时的气宇。在家里，无论大家怎么忙，他像没事人似得，在房间里，翘起二郎腿，抽烟、喝咖啡、看报纸、听新闻……悠哉悠哉的，典型的大男人。

外公虽然很“大老爷”做派，线条比较粗，但他并没有不顾家。他最喜欢的，就是往家里带吃的。很多时候，他下午回家前，就去市场逛一圈，想给家里“改善伙食”。下午五六点的菜市场，还能有什么好的东西呢？这个时间的商贩更加的急切和热情，不断地招呼着：“五公啊，这个鱼最新鲜啦！”“‘市长’啊，这豆芽便宜卖给你啦！”……一圈下来，好家伙，左一袋右一袋，挂在自行车上，沉甸甸地往回走，外公的心情乐滋滋的。有时候买的实在太多了，只好一路分享，大姨家一些，我家一些，最后才拿回他家。每当他拿肉菜回去，总会遭到外婆的唠叨和大舅妈的白眼。因为，一来家里不需要他买肉菜；二则他买的东西不新鲜，甚至“物廉价美”；三是他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开饭的时间了，主妇们又得伺弄他买回的东西，很折腾。每当被责备，外公总是又无辜又嘴硬：“他说这鱼是很新鲜的！”“这还不便宜啊？人家都跟我说便宜卖给我啦，熟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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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母亲看管店铺后，外公就当起了甩手掌柜，他只负责去海口或文城进货，平时的时间，他乐得悠哉。如果有人要找外公，他不是在一茶（第一茶店），就是在二茶（第二茶店）。一茶和二茶，是集体企业。最早的时候，镇上的茶店只有这两家。九十年代末，它们就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黯然地消失了。说起来，一茶和二茶，可是小镇“老爸茶”的发源地呢。外公无疑是茶店的VIP顾客。他一天的多半时光，都消磨在茶店里，与人谈天说地，或者看报纸杂志，或者研究彩票。当然，这是在他没有打麻将的前提下。如果他不在一茶，也不在二茶，那他就是在哪里打麻将。

那时候，打麻将还没有这么普遍，那可是违法的，派出所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四处抓赌。我们的商店里时而会闯进一个两个慌不择路的人，躲在我们的货架底下，那都是被警察“追捕”而逃窜的赌徒。外公有一帮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的“麻友”，在没有打麻将的时候，他们也经常聚在一起吹牛皮。他们时时为寻找隐蔽的聚赌地点而苦恼，我也经常听他们绘声绘色地谈论起昨晚谁谁在深夜被警察从麻将桌上带走，谁谁在逃跑的时候不得不翻墙而过。他们有时也在外公家打麻将。暑假时，大表姐回家，我和她睡在大舅的房间里。外公和他的“麻友”们居然在我们已经入睡的房间里开打，家里有那么多的房间他们弃而不用。长大后我回想起来才明白，那是因为大舅的房间正处在整个院落的中央，是最隐蔽的，警察从围墙外和大门外最难窥探到其间的声音和灯光。

这个时期的外公，不单顶着“市长”的头衔，还得了一个“麻将王”的称号。“麻将王”的由来，根据我的考察和分析，概括有五：一乃技术高、运气好，常胜；二者牌品佳，脾气好，无论输赢都谈笑自如；三是一约即到，且从不因输赢而中途退场；四是对于赌债不那么计较；五则是即使警察来抓赌，他也泰然自若，装作路过而能化险为夷。后来我想，其实，哪有那么好运气，警察每次都信你是路过？应该是外公“人品好”，呵呵，警察也不想为难他。

众“麻友”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切磋技艺。每当这时，众“麻友”总是表现出对“麻将王”的崇敬之情。“麻将王”则晕乎乎飘飘然起来。有一次，我听到“麻将王”分享他是如何处理打麻将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嘿，我赢了100就会告诉她赢200，输100则说不输不赢……”短短一句话，道破天机，众人在笑声中心领神会，纷纷表示将会效仿。

作为“麻将王”的亲外孙女，我也是有压力的。经常有一些好事者问我：“喂，你是麻将王的外孙女，你打麻将也厉害吧？”那时候我不会装酷也不会扮拽，每当遇到这种无聊的提问，就只有默默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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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去一个新地方，同学朋友们为了省事，总是这么介绍我：“这是‘市长’的外孙女。”“市长”的外孙女应该是怎样的？在大家的眼里，“市长”的外孙女显然应该是好人。这似乎是一种无形的鞭策。于是乎，长此以往，顶着“‘市长’外孙女”这样一个好玩的小小名号，我就往好人的方向生长。虽然贪玩，但不忘学习。虽然看杂书，但前提是完成了作业。虽然调皮，但与人友善，乐于助人。虽然在家里被母亲宠惯，但回外婆家是主动分担家务，在店里也把小掌柜当得让老板放心。

“华侨幸福商店”的老板统领全局、抓大放小。他负责统筹进销存、进货、谈大单，日常时间，多半是我母亲一人在店里看管和销售。我母亲大人总以为我不会做饭，于是每日放学后，我的默认任务就是去店里替换妈妈回家做饭。每天中午，我在店里写作业、看书、无所事事地发呆。如果有顾客上门，我就特别高兴。一些常卖的商品我是熟悉价格的，如果有人要买那些不常卖的商品，我就得在本子上查价格。
有时候，外公从茶店回来，我就解放了，有时间我就溜去书店，买上最新的故事书，心情格外的好。

我天天“宅”在铺前老街，打发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时，所有的商店都开在老街，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是一到中午，老街就马上清净下来。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光，要是下雨就更妙了。雨中的老街，人迹罕见，一座座风格各异的楼房静默无语，越发显得古朴神秘。在整条老街，我最喜欢的店，是一家私人书店，在镇政府的斜对面，靠近码头了。我们没有图书馆，新华书店半瘫着，所以，私人书店的期刊杂志，是我所有的精神养分了。从《上海故事》到《故事会》，从《山海经》到《故事大王》，我每期必看。原先，我是按期够买。后来，让我开心的是，那书店老板，知道我是“市长”的外孙女，就提议以租的形式让我看期刊，每本故事书，我只需以很低的费用，就可以拿回去看，看完即还，没有损坏，不影响销售，真真是双赢。“’市长’的外孙女”的外号，确实时不时让我得到行事上的便宜。“市长”只是一个戏谑性质的外号，却成了一张信用名片，这是一个时代的质朴，也是一个市镇的小幸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我，安于现状，满足于小幸福，从来不去想天会不会塌下来的事情，退一万步，即使天塌下来，不是还有外公嘛！

外公的孙子孙女很多，其中要算我与外公亲近的时间最长，俗话说“日久生情”，相处久了，自然感情就深厚。哦，不对，还有几个表妹表弟也长期在外公身边，不过，我算是比较乖的那个吧，所以外公待我最亲。外公待我的好，集中体现在零花钱上。从小，零花钱，就是我跟外公之间的秘密。很小的时候，外公回家会经过我们家。夕阳西下，我在屋外玩耍，外公停住了他的自行车，喊我过去：“来，我给你一毛钱。”渐渐地，零花钱变成五毛，五元，一百元，一千元……我从来都没有存钱的习惯，外公给的零花钱，我花少部分在早餐和零食上。每天都面对着店里的美食材料，我早已对美食习以为常，学校商贩的零食对我来说可有可无。（长大后，口腹之欲也较为淡漠，对于食材却有着天然的挑剔眼光）所以，外公给的零花钱，最大的一部分，我用来买书。外公对于我怎么花掉零钱是没有概念的，每次他都会叮嘱：“不要买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吃，不要买那些没用的公仔玩具……”其实，他的叮嘱是无效的，因为他根本管不到这么宽。虽则无效，仍是叮嘱；虽则担心，仍是一次一次给我零花钱。还好，我没用辜负他老人家对知识和书本的期望，虽然，我只是通过粗陋的故事书阅读完成了小学阶段的汉语知识原始积累。对于我看课外书这件事，外公大概是持保留态度的。每次他看到我在看书，必定会问：“作业写完了没有？”我很肯定坚定以及确定地告诉他：“写完了！”他大概就悄悄地放下了心：看课外书，总比出去野，总比抱着电视机要好得多吧！

外公是很威严的，甚至是不苟言笑的。小时候，我最怕的“三大天王”依次是：爸爸、外公、大舅。每次考试后，外公都会问我：“考了多少分？考了第几名？”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不敢想象，如果我考得不好，外公会是怎样。不过，这一天很快就来了。上了文昌中学初中，进了“倒霉”的初一（6）班，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期中考试，我获得的名次是第十三名，创下了人生新低（剧透一下：这是初中三年的最好名次了）。当我把“十三”这个数报给外公，他瞪眼惊呼：“什么？十三？”我一直记得他老人家那失望和讶异的表情。后来我母亲安抚他，说什么初一（6）是一个“群英荟萃”的班级，外公才稍稍安心了。

有点奇怪的是，初中三年，外公再也没有问过我考试的名次。他只知道我理科很糟糕。也许，他明白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许，他的注意力被我的另外一件事吸引了：晕车。那时候我们住校，同学们大概每个月回家一次。我的伙食费总是在三个星期的时候就见底了，很多时候，我三个星期就回家一次。我在家的时候，如果我不去店里，外公就会特意来家里看我。咚咚咚，咚咚咚，听着上楼的脚步声，我知道是外公来了。对于我是否晕车，他最是关切，照例地询问几句，就走了。等到我要离家上学的时间，外公肯定早早就骑车飞奔而来，还没停好车，就问：“吃晕车药了没？”我很无奈，很不想吃晕车药，因为一吃就马上晕，甚至在家里就开始吐了。可是外公很殷切，总是认为吃了晕车药就万事大吉。在他的炯炯目光下，我反抗无效。我吃过了晕车药，外公又骑车飞奔去车站，不一会儿就回来：“快点走吧！车到站了！”唉，小小年纪，多想在家里多待一会儿，外公却总是火急火燎地催促我离家。这是外公的一个“怪癖”，无论是谁，要离开去哪儿，他都会催促：“快点去吧！”

外公干脆话少，我也沉默寡言，我们之间的交流并不多。但我从小就深切感受着他的爱。长大以后，才倍感外公的爱是多么可贵，才懂得那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并不因为我是否表现出色而有增减。他的爱，是我整个性格形成的厚实基础，让我踏实安心、有安全感和信任感。他的乐观豁达，他的慷慨天真，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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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市镇的变化日新月异，新楼房、新道路、新店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铺前老街，又走到了历史的岔口。从商贸繁荣到兵荒马乱，再到重现生机，而现在，又归于沉寂。似乎只是一两年间，大部分的店铺都撤离了老街，搬到了新街和新市场。一茶和二茶消失了，理发店不见了，新华书店也不知所踪。老街，似乎真的老了。没有了昔日热闹的景象，我们才惊觉，那些楼房真的太陈旧了，有些已经摇摇欲坠了。即使在大太阳暴晒下，古朴的老街仍显露着不少的荒凉和落寞。

当时，外公已接近七十岁了，他决定终止“华侨幸福商店”的生意。老街是老了，可退休后的外公并不服老。他依然活跃在市镇，出入茶店。他的老年生活可谓丰富：喝茶聊天、看报纸杂志、打麻将、研究彩票……这个时候，香港的时政杂志不知通过些什么途径，竟到了小镇老人的手上，成了外公最喜爱的读物。我经常去外公的桌子上翻，也看得津津有味。外公的“不服老”主要体现在他仍然英勇地奋战在麻将桌前线。他昔日的“战友”都已陆续“退役”，而他却似乎越战越勇……我听见外婆和母亲劝他：“老了没精神了，不要跟年轻人打麻将了，打不过他们的。”然而，对于天真性格的外公来说，这些劝阻的话无异于“激将法”。这时期，他的输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的心情和健康并无异常。一直到将近八十岁，外公才逐渐地离开了麻将桌。“麻将王”的光彩也已逐渐暗淡。

外公如今九十岁了，他的小伙伴们日渐稀少。这几年，他终于回归家庭，有很多的时间跟外婆作伴了。没有了娱乐的外公越来越依赖咖啡和香烟，我们孝敬他，给他买任何东西，他都皱着眉头怪我们乱花钱。只有两样：咖啡和香烟，他会默默收下。我们劝他戒烟，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却对他说：“你都老了，都要死了，还戒烟干嘛？”他颇有些得意地把原话转告给我们，以示他不戒烟的合理性。

我的外婆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妻子、母亲与祖母。小时候只记得外婆那不停操劳的身影。从未听过她说一句抱怨的话，从未叫别人帮忙。外公与外婆，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外公之所以能够那么洒脱，是因为有那么贤惠与忍让的外婆。这些年，外公在子女面前感慨：“妈这一辈子太辛苦了。”我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舅母“回敬”他：“你现在才知道啊？”有一次，生病的外婆自己摸黑上厕所，摔倒了，导致脑血管破裂，过了几天终于扛不住了，被送来住院。像小孩一样无辜和无助的外婆，以为她自己要走了。很平静淡定，没有恐惧也没有求生欲望。我们急忙着商量手术方案，她听不清，想知道却不敢打听（觉得来医院够麻烦我们了），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后来，我们把真实情况告诉外婆，她于是宽心一点了，却担心起家里的那位来。且看家里的外公，已经有点糊涂了，外婆来海口住院后，大家生拉硬扯把他带到了我母亲家，好照料他。他却很不乖，一直闹着要回家，估计是想着在自己家里可以一直打电话去找外婆，也想着回家等着外婆回来，怕万一外婆回家了却看不到他。整天问：妈去哪儿了？去海口干嘛了？干嘛还不回来？几分钟后反复问同样的问题，边问边哭。我们在医院里忙时，不断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后来我们意识到他的心理需要，就让他跟外婆在电话里说话。后来，大舅回家，问外公：“想不想去海口？”他脱口而出：“要去，要去！”

外公到了医院病房，看到外婆，快步走过去抓住外婆的手，哈哈大笑：“哈，真的是你，真的是你！”两人四眼相看，又哭又笑。过了一会儿，他就轰我们了：“你们快点回去吧！我在这里陪外婆就好了。”我跟他开玩笑说：“外婆上厕所你得扶她去哦！”他说：“行的！”我又说：“外婆吃饭你得喂她哦！”他说：“行吧！”后来，外公打电话去告诉我母亲关于外婆的情况，他很甜蜜地笑着说：“哼，她还骂我呢！”经过了分别和失去的恐惧，现在，连挨骂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了。

慈爱的无所不能的外婆老了，能干的威严的外公也老了。以前的外婆不习惯麻烦别人，以前的外公也绝不依赖别人。现在都不一样了。以前，定居海口的大舅回去看他们，外公总是催大舅早点走。现在，即使大舅长期住在家里服侍他们，外公还是很渴望我母亲也回去陪他们。如果我母亲有事耽搁，隔好几天才回去，外公一见面就会像孩子一样带着点哭腔说：“啊，你回来了！”然后又喜笑颜开，兴奋好久。外婆时不时头晕，被我母亲带去镇上看医生，外公就会一直坐在门口，边哭边等。那情景，令人感慨又心疼。
我每次回铺前，都会去看看外公外婆。仍然像几十年前那样，外婆去找饼干给我吃，外公去给我泡茶。只是，外婆的背已经驼了，外公也显得弱不禁风了。

让我感到幸福和自豪的是，外公的声音仍然洪亮：“哈，张寒冰，你回来了！”

张寒冰.海口
2016年7月26日
三稿

【作者简介】

张寒冰
1992-1998年就读于文昌中学，爱好发呆。
1998-2002年就读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一点经济。
2011年回琼，现居海口。柴米油盐，不忘初心，常怀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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